【前言】1987年1月18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布了一条简短而引人注意的消息：“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因病于昨日上午4时20分在台湾去世，终年96岁。

顾祝同是江苏涟水县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早年曾投身革命，后跟随蒋介石走向反动，历任陆军总司令，代国防部长等要职、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顾氏能力平庸，从未在战场上驰骋，但对蒋介石忠贞不二，深得蒋介石倚重，成为国民党军界长盛不衰的人物。

1911年，武昌起义的火焰迅速燃及大江南北，腐朽的清王朝四面楚歌，陷入绝境。座落在省城杭州的江苏陆军小学被迫停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此时，29岁的顾祝同正在该校就学，受革命形势的影响，他加入革命军，任陆军第九师排长，驻防徐州。

不久，革命派与袁世凯谈判妥协，革命失败。顾祝同返校继学习，1912年夏毕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督率北洋军队向革命军队进攻。刚刚毕业的顾祝同闻讯赶往南京，担任南京卫戌司令部参谋。

南京失守后，他微服逃往上海，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从事秘密讨袁工作。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他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6期步科。1919年春完成学业，历任长江上游总部第四旅连长、湖南清乡司令部卫队营营副等职。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再度举起护法旗帜。顾祝同不愿在旧军队中服役，决计南下广州。是年冬，只身由长沙南下桂林，加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任军事教导队区队长。

当时，蒋介石正在粤军第二军军部任许崇智的参谋长，粤军素有排外风气，蒋介石要在粵军立足，必须团结一批非粵籍的中下级军官，以为根基。作为蒋介石的下属，江苏籍的顾祝同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1922年春，顾祝同随许崇智北伐入赣。6月，久怀异志的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许崇智奉命由赣入闽，扩编为东路讨贼军，蒋介石仍任参谋长，顾祝同因蒋介石的特荐，调升总部副官长，随侍蒋介石左右，形影不离。蒋顾关系开始密切，这为顾祝同日后青云直上埋下了伏笔。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军校校长，粤军时期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物纷纷涌入黄埔，投奔蒋介石。顾祝同也受蒋特邀来军校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蒋介石认为顾祝同宽诚敦厚、忠心耿耿，对他非常信任。

初入军校时，顾仅是一员中校；北伐结束后即升任军长，短短的三年内，一跃成为国民党军界的显赫人物。顾祝同统辖的第九军，各师团长大部分是黄埔一期学生；副团长、营长都是第一、二、三期学生；连排长都是三、四、五期学生，是蒋介石蓄意培养的嫡系部队。

1928年，蒋介石为建立统一“王朝”，兴师“二次北伐”，刘峙与顾祝同分率第一军和第九军作为主力。当时，何应钦认为顾比刘稳健能干，有意培植顾祝同，拟将第一、第九两个军统归顾指挥。命令尚未发下，前线已经开战。第一军担任铁路正面攻击，第九军担任津浦路左路攻击。

顾祝同是第一次指挥3个师进行大规模作战，心慌手乱，惧怕自己部队突前吃亏，打得异常保守。忽然风传撤退命令，顾祝同不加思索，立即率队撤退。

而刘峙却率第一军稳步推进，击败敌人，从容地摘取了头功。

战斗结束后，何应钦表扬了第一军，对于顾祝同虽未点名追究，但改变了以前对顾、刘二将作战能力的看法，认为刘峙沉着善战，顾祝同优柔寡断，非统辖大兵团作战的将才。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顾祝同归刘峙指挥，升官总在刘峙之后。顾刘二人暗地各树异已，种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蒋介石与各派军阀混战中，顾祝同的功劳簿上虽然从未有过辉煌的记载，但在国民党军界，他却有一套异于他人的治军术。对于士兵，他平时不严格要求纪律，不禁嫖赌，只要求临阵不惧生死、冲锋陷阵。

他被部下奉为“军中圣人”。对于军官则施以笼络，每月都以召集会议为名，请大家吃一顿精美的宴席，营长、连长则可以每月公开吃几个空额，对于作战受伤的军官，则多赐以安家抚恤费。军中退伍的老兵，或安置于农场，或给其资本，使其经营小商业。

他还办子弟学校，使退伍官兵子女上学有所保障。因而，顾祝同在国民党军队里名声雀起，获得了“宽厚得众”的美名。为造成一支听命于己的军队，顾祝同任人唯亲，利用同乡、同宗等封建关系组成了他的亲信网络。

从顾祝同当师长起，他的儿女亲家赵启躲就充任他的参谋长，他的同乡王敬久、王仲廉、冷欣、韩德勤在军中也颇得提拔重用。至于他的子弟辈顾希干、顾锡九、顾心衡、顾新葆、顾祝君更是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形成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私人势力。

中原大战结束后，顾祝同卸下第一军军长职，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这是一支聘请德国顾问训练、全副德国式装备的部队，蒋介石经常亲往校点观操。

1930年冬，顾祝同调任江苏省主席，实现了他的宿愿。但他好梦不长，就职后不久，随他上任的民政厅长赵启卖官鬻爵，根据地方的好坏，公开标价出卖县长、公安局长的官职，在上海租界交款。受其牵连，1933年冬，顾祝同丢掉了省主席的宝座，转任“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军总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

总司令部驻抚州，军事部署由蒋直接掌握。顾祝同的下属又是国民党军界红极一时的陈诚，遇事陈多直接向蒋介石请示。尽管如此，顾祝同从未流露出一丝不满情绪。不久，红军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蒋介石又任命他为江西、贵州绥靖主任，追击红军。

1936年12月初，顾祝同从贵州飞抵重庆，参加“剿共军事会议”。12月，西安事变发生。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次日，又特派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

上任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顾祝同向何应钦建议，在此动乱之际，应首先安定西南地方势力龙云、刘湘、刘文辉，避免后院起火。为此，他分别致电各位，嘱其顾全大局，拥护中央。

面对南京国民党内部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微妙的矛盾分歧，他采取了狡猾的对策。一方面，他接受何应钦的任命，就任“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之职，组织西路集团军总部。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参加营救蒋介石的疏导、安抚活动。在事变发生的紧张日子里，宋美龄一直住在南京孔祥熙寓所，顾祝同参与营救活动，经常出入孔宅。

是时，刘峙统辖的讨逆东路军行动积极。而顾祝同统辖的东路军则一直借故延缓行动，占据潼关，监视陕北红军和西安东北军、西北军的行动。他本人则始终稳坐南京，从未亲临前线。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飞抵南京，事变中积极迎合何应钦进兵西安的刘峙遭到蒋介石的白眼，而顾祝同则以其左右逢源的行动大受蒋介石的嘉奖。

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召见顾祝同、朱培德、熊世辉等，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略，彻底解决西北问题。4日，蒋介石特任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统一主持西北行政事宜，指挥5个集团军，向西安地区分别推进。

临行前，蒋介石又特召顾祝同，叮嘱：“以不战而屈人兵为上，武力解决为次。”6日，顾祝同飞往洛阳，就近指挥。他一面率重兵进驻潼关号令各军做好攻击准备，一面与张杨旧部进行紧张的谈判。在顾祝同软硬兼施的攻势面前，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第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潼关至苏皖边境整编；第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整编。

2月8日正午，顾祝同率行营开入西安，会晤共产党方面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祖涵，商谈国共合作事宜。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向中共代表提出了四点建议：取消边区政府；中共必须发表宣言，服从中央及蒋介石领导，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改革；红军整编为一个军，辖三个师。以后又经过反复争论磋商，双方相互作出让步，国民党承认陕甘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正式形成。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正在重庆参加川康整军会议的顾祝同奉召赶回南京，被任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在南京集结待命。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为加强具体军事指挥，国民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蒋介石亲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设长官部于苏州，指挥朱绍良、罗卓英、薛岳三个集团军奋勇抵抗，给日军以重创。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的炮火配合下，由杭州湾登陆，对淞沪守军实行迂迴包抄，致使淞沪守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9日，顾祝同奉命指挥全线撤退。

上海、南京失守后，蒋介石重新划分国内战区，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在职前后八年，经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战区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省东北部及福建、浙江两省，战线绵延2000余里，是中国的经济重心。

与日伪军防区接触范围大。抗战八年中除在浙赣线一带有几次战役与日军进行一些战斗外，其他部队多数没有和日寇发生较大战斗。利用第三战区的有利条件，顾祝同在职期间，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1939年秋天，各地商人云集浙东重镇金华，货物滞运，弄得各地货物紧缺，要求货物从速运出的电报雪片般地飞来。但这些货物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莫名其妙地扣留，一个月后才放行。

在货物羁留金华期间，顾祝同的太太王女士所贩运的货物已畅通无阻地运往各地，高价销售一空。为抨击这样依靠权势囤积居奇的丑行，《东南日报》副编辑金君写了一篇“某夫人的手腕”，登在副刊上，向社会披露了顾太太的秘密。顾祝同恼羞成怒，派宪兵将金君抓去，直到冬季才释放出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使蒋介石极为恐慌，从1939年起，蒋介石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一系列反共磨擦，顾祝同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第三战区内亲自部署发动了罪恶的皖南事变。

早在1939年底，顾祝同即在第三战区所属各部中每营抽调精壮士兵8人，在上饶附近编成“奋勇队”，每队50人，由军统特务负责专门训练，主要任务是对苏南、皖南新四军各支队作斗争。

1940年春，顾祝同又与戴笠编组忠义救国军三个纵队，供战区直接使用。为使其战区司令部上饶与重庆之间直接通话，从1940年秋起，顾祝同就赶修重庆至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事变前一个月，他严厉催逼这条线按期完工，在顾祝同的严厉督责下，这条线于12月中旬正式完工。从此，顾祝同可以从家中直接同蒋介石通话，策划大屠杀步骤。

1940年夏秋间，顾祝同又针对皖南新四军作战，进行人事调配。他置南昌方面的日寇于不顾，指示参谋处把原设在赣东对付南昌之敌的32集团军总指挥上官云相调往皖南，担任“围剿”新四军的屠夫。

事变发生前夕，顾祝同派人把蒋介石的亲笔信转交上官云相，信中要顾祝司转上官云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行动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消灭皖南新四军，不使其漏网。1941年1月8日，顾祝同指挥部队在安徽茂林设伏，构筑工事，完成了对新四军的袋形包围圈。

1月4日，新四军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的率领下，告别了皖南根据地，北上转移。6日，当部队行至茂林时，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上官云湘指挥其部队，大举围攻，新四军仓促应战，寡不敌众，经过7昼夜的激战，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被俘。造成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起反共事变。

忠顾祝同反共不遗余力，更得蒋介石赏识，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内主戎政，外主攻伐，成为蒋家正朝四面救火的“钦差大臣”。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为摇控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导演下，顾祝同重任陆军总司令职。为挽救行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顾祝同向非常委员会提出《军事革新纲要》，拟定革新六大要点，主张确定政略战略，贯彻精兵主义，严肃军纪风纪，健全各种制度，加强敌后作战。

但此时蒋军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顾祝同的一纸空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西康失守，顾祝同乘飞机逃往台湾，兼代国防部长，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直至1987年1月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