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主席发布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寨”一度成为了当时中国政治版图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标。

随着中国新时代的开启，“大寨”这个名字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然而，跟大寨紧紧相连的一个人名——陈永贵——却依然受到人们关注和热议，因为他是一位曾位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农民。

1963年，大寨在经过特大洪水、风灾、雹灾、霜冻等天灾后，土地已经被蹂躏得惨不忍睹了。然而，大寨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凭借着自力更生的精神，重建了家园。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不仅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救济粮，还向国家上缴了24万公斤的商品粮。

大寨人战胜天灾，取得大丰收的事迹随即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并很快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随着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口号的发布，大寨一时间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与此同时，跟大寨一起进入人们的视线的，还有一个人——陈永贵。

陈永贵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却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

1975年1月，陈永贵去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后，周总理专门叫来陈永贵，对他说道：“你要早作心理准备，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去。如何？”

“总理，我文化水平低，当不了。”陈永贵急忙拒绝。

“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要接受党的安排。”周总理说道。

就这样，陈永贵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1964年3月29日，毛主席在跟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谈话时，问道：“陈永贵认不认识字呢？”

“他不认识字。是个大老粗哩。”

“看来大老粗也不可轻视嘛。”

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看文件、下达指示、作报告便成了一件难事。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开会，因为只需要讲话便可。

批阅材料时，都是秘书看过后，将重要的内容说给他听，他若是同意，就画个圈。奇怪的是，陈永贵虽然不认识字，但画圈却画得很快。对此，他说：“我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我便也画了，因为我信得过他们。”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陈永贵也开始骄傲自大起来，他甚至把自己看作是8亿农民的首领。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对谁都展现出了高傲的样子。他甚至还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的干部，他更是不放在眼里。

1968年冬，陈永贵看过新华社报道大寨的新闻后，认为内容不够有力。新华社军管小组的领导得知后，立即请他到总社给全社人员作报告。

会上，陈永贵趾高气扬，吹嘘了一番，还无中生有杜撰故事，将记者大骂一通。就这样，一连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要求新华社总社直接组织有经验的记者去大寨。

根据他的要求，《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牵头组成报道组前往大寨。然而，到了大寨后，他们却始终进不去大寨的门，也接触不到大寨的群众，更难见到大寨的领导。

张广友每天看着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参观大寨。这些东西实在没法写。最终，报道组一篇文章也没有写成，找了个借口，陆续回到了北京。

随着时间进入动荡的十年期间，山西出现了两大派，一度闹得全省无法生产，而陈永贵便属于其中一派。

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山西省代表时，由于陈永贵也在场，有人喊了“向陈永贵同志学习”的口号。

周总理听到后，随即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他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

对于陈永贵的功劳，周总理毫不吝惜夸赞，同样，对于他的错误，周总理也会不留情面地批评。

邓小平复出前，陈永贵曾多次找华国锋，坚持认为“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声称“如果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会被人说是毛主席的叛徒，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他甚至表示：“邓小平出来了，还能把华主席你放在眼里吗？”

据薄一波回忆，陈永贵也曾“教育”过他：“有个常识你应该是知道的，要不是华主席，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的，也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你们的今天。”

对此，薄一波笑了笑，说道：“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复出的。不过，在全党的努力和党中央大多数人的据理力争下，有些人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

薄一波的一番话直接戳中了他内心的想法，陈永贵没有说什么便走开了。

正如薄一波所说，在全党和大多数人的努力下，邓小平终于正式复出。1977年7月14日，在党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一切原有职务。出席这次会议的陈永贵也见到了许久没见的邓小平。

会议开始前，陈永贵握着邓小平的手，说道：

“小平同志，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不然，还得犯错误，如今你年纪也不小了，经不起折腾了。就好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看着陈永贵，平静地说道：“永贵同志，今后还请你多多指教。”

“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虽然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但还有他的光辉著作，还有他的接班人嘛。”

随后，邓小平拉着陈永贵走进休息室，两人坐在沙发上，邓小平递给他一支烟，说道：“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这些人或许是不如你。那我向你请教下，你说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呢？”

陈永贵一连抽了几口烟，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答案，便只能低头沉默着。

邓小平见状，自问自答道：“在我看来，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就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同意。”陈永贵点了点头，说道。

邓小平继续接过话茬说道：“但恰恰就是在这最根本的问题上。有些同志始终没弄懂毛泽东思想……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说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努了努嘴，说道：“我明白了。”但实际上，邓小平讲这些的真正用意，他还是没有弄懂。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召开。会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被彻底否定，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任务。这次大会后，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国情后，尽管党中央已经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仍有不少干部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陈永贵便是其中一位。

他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跟邓小平探讨过“路线问题”。起初，邓小平会耐心地解答他的疑惑，并鼓励他多多阅读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由于理论水平和思想受限，陈永贵经常接不上话。不过，他还是不放弃跟邓小平谈论“路线问题。”

1980年1月15日，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议一结束，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便走出了会议室，提前站在休息室门口等着。

邓小平走出会议后，笑着走了过来。陈永贵上前跟他打招呼：“小平同志，我有几个事情想问问你。”

邓小平稍作犹豫，便跟着陈永贵走进了休息室。邓小平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根烟，自顾自地抽了起来。

陈永贵见他已经坐下，连环炮式地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小平同志，这段时间，你天天组织开会，不断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要问一下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究竟还执不执行了？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了？”

邓小平深深地抽了口烟，便将剩下的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他盯着陈永贵，笑了笑，罕见严厉地说道：“你以为现在还是以前吗？提出的问题怎么这样可笑，简直就像三岁孩子那般幼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我问你，你才加入共产党多长时间呢？永贵同志，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先检查一下自己吧。”这是邓小平复出三年来，第一次用如此严肃的语气跟陈永贵讲话。

“你不要忘了你站出来的时候做的检查，不要对中央搞两面派。你才应该要考虑一下，你现在究竟是要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陈永贵不服气地反驳道。

没有等陈永贵说完，邓小平提起公文包便走出了休息室，只留下陈永贵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眼神空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后来，陈永贵曾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跟人说道：“邓小平那天的那个笑，让我感到非常可怕。”

1980年2月23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会议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申请。不久后，中央收到了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

邓小平看完这些揭发材料后，整个人十分严肃。政治局多数同志提出了让陈永贵停职检查的建议，邓小平对此也表示同意。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

“他原本是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的，可是，他硬是被放在了国家副总理的位子上，这不就是让他活受罪吗？”

与此同时，这个时候的陈永贵虽然还没有下台，但身边的人都已经发生变化了，能谈得来的人越来越少，他就这样不尴不尬地坚持了半年。

就在中央作出让他停职检查决定的前后，陈永贵跟来京看望他的儿子陈明珠谈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道：“不能干了。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呢？人家不免我，我也别等他们免了，自己写个申请吧。”

“爹，他们没有免你，你写啥申请呢？你一写不正合他们的意了？不写，看能拿你怎么办？”

“唉，干不了了。我说，你写。”陈永贵靠在沙发上，慢慢地说道：“你就写，身体不好，没有文化，不适应工作。”他又想了一会儿，什么都没想到，便说道：“就这样吧。”

陈明珠写完后，给陈永贵又念了一遍。陈永贵听后，点了点头，感叹道：“恩，干不了了啊，还不如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

随后，秘书将陈永贵的这封辞职信重新抄录了一遍，交了上去。邓小平看到后，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邓小平说道：

“作为一个党员，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服从党的纪律一样。要是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了。”

陈永贵从邓小平的这番话里，感受到了深深的威慑力。他点了点头，说道：“我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邓小平看了看他，又安慰说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是知道的，这是好的。至于你的缺点和错误，能认识到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是要求你非要怎么样。但是，你必须严守党的机密，不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陈永贵点点头，郑重表示自己一定会服从党纪国法。

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陈永贵的辞职申请获得通过。9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的一些记者组成联合调查组开赴山西，调查大寨问题。此后，源源不断的报道接连发表。

起初，陈永贵在看到这些内容时，十分生气，还专门带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谈话回来后，秘书愤愤地说道：“以前可没有人敢对大寨这样。”很显然，谈话的效果没有如他们所愿。

陈永贵整日愁眉苦脸，吃不好睡不好。他不理解：怎么好端端的大寨，一下子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干的事都是有利于当地老百姓的事，大寨当年大干苦干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陈永贵呢喃道：“实事求是，不是要讲实事求是嘛。这几年经济飞跃，怎么就沦为‘十年动乱’的重灾区了呢？大寨苦干了这么多年，怎么倒成了欠国家的债了？”

此外，他曾提拔重用过的人也纷纷受到排挤，不是被调走，就是被撤职。陈永贵对此耿耿于怀，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大家。

一天，陈永贵苦闷不已，便去找李先念倾诉了一番。见陈永贵气急，李先念便悄悄跟下面的人打了个招呼：“以后那些内参就不要往陈永贵处送了。他看了太生气，长此以往，对身体有害。”此后，李先念一直对陈永贵很照顾，为他挡下了不少追究。

虽然陈永贵从此看不到国内动态清样了，但每天广播、报纸上报道的东西却一直往进灌。与此同时，大量揭发他的材料被送到了中央，甚至要求追查他跟“四人帮”的关系，还要追究他在一些问题上的法律责任。

陈永贵听说后，叹着气说道：“唉，老虎吃人还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啊。”

随着这些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为此，他去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有了邓小平的表态，下边想要追究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多年后，陈永贵在跟友人谈起当时的情况，仍然心有余悸：“要不是李先念帮着说话，咱们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陈永贵去世后，关于他的追悼会规格引起了不少争议。

他曾位至国务院副总理一职，若追悼会规格太低，恐怕引发外界恶意揣测，但如果太过隆重，又会被批不守制度。

在大家为难之际，邓小平明确指出：“陈永贵同志的追悼会应该按照副总理的规格进行。”就这样，一切难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