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国创立到最终被灭，其都城历经多次变迁，这背后既有政治、军事因素的考量，也有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

吴国都城的变迁贯穿了整个吴国的历史，每一次迁都都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经济发展需求。

孙坚在黄巾之乱时期四处征战，居无定所，家眷留于九江郡寿春县，即现在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寿春在当时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之一。然而，随着孙坚战功的积累，他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中平四年（187 年），孙坚因战功被封为长沙太守，治所随之迁至长沙。

长沙地处江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据史料记载，当时长沙的农业、手工业都较为发达，为孙坚提供了稳定的后方支持。

在长沙期间，孙坚积极治理地方，加强军事建设，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汉灵帝驾崩，董卓乱政，天下诸多州郡纷纷兴兵讨伐董卓，孙坚也参与其中。

他与袁术联手，经袁术表奏，初平元年（190 年）孙坚被表奏为破虏将军，兼领豫州刺史，于是，孙坚就在鲁阳（今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驻扎。

鲁阳地理位置重要，处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在这里，孙坚可以更好地与各方势力联系，参与到讨伐董卓的战争中。

孙坚死后，孙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以会稽郡为中心向外扩张，会稽郡又称吴郡，治所在山阴县，即现在的浙江绍兴市。

会稽郡在当时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孙策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迅速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孙策在会稽郡积极推行一系列政策，加强军事建设，招揽人才。他颁布法令，安定民心，招揽了像张昭这样的贤士。

张昭在孙策的统治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孙策出谋划策，稳定了江东局势。

没过几年，建安五年（200 年），孙策被刺客行刺，孙策临终前命孙权接替其位。

孙权接替孙策后，起初仍然以会稽郡为治所，但很快孙权就开启了频繁的迁都之路

建安十三年，孙权将治所迁至丹徒，号称京城（今江苏镇江）。

这一决策有着多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丹徒地理位置重要，靠近长江，便于对北方的曹操集团进行防御和进攻。

另一方面，孙权也希望通过迁都来摆脱父兄们的权力影响，建立自己的基业。

据史料记载，当时丹徒的军事地位日益凸显，成为了东吴对抗北方势力的重要前沿阵地。

在丹徒期间，孙权积极整顿军队，加强军事建设，为后续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年后，孙权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将治所迁到秣陵，并改名为建业。

这次迁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建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正如史料中所记载，建业周围山峦起伏，河湖纵横，北依鸡笼山、覆舟山和后湖（今玄武湖），南滨秦淮河，东临青溪，西望石头城。万里长江奔腾于城的西北，江面宽广、水深浪急，自古以来号称“天堑”，难以逾越。

其次，张纮访问当地术士，听说金陵地势有王者之气，当年秦始皇因忌惮金陵王气特意挖断连绵的山冈，更名为秣陵。

刘备到京城（镇江）会见孙权，路上经过秣陵，观察周围山势后也劝孙权迁都到秣陵。

在迁都建业后，孙权开始大规模建设，于金陵邑故址（今清凉山一带）修筑石头城，加固防御。

为防范敌袭，定都武昌

吕蒙袭取荆州杀害了关羽后，吴蜀联盟彻底破裂。

孙权夺回荆州后，考虑到上游

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

意思就是都城距离战场太远，敌军偷袭来不及反应，于是做出了迁都武昌的决定。

黄初二年（221 年）四月，刘备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

同年，孙权迁都鄂州，改鄂州为武昌，并随即修筑武昌城。

在曹丕建立魏国并自封为帝之后，孙权迅速作出反应，派遣使者前往魏国，请求成为其藩属。

这一举动得到了曹丕的回应，十一月，曹丕不仅赐予孙权九锡，还正式册封他为吴王，这标志着孙权在政治上对曹魏的臣服。

然而，在表面上向曹魏示好之余，孙权实际上却暗中策划着军事上的调整。

不久之后，他决定将东吴的治所从繁华的建业迁移至军事重镇武昌，这一决策清楚地表明了东吴的战略重心已由原先的对抗曹魏，转变为全力对抗蜀汉。

公元 222 年陆逊在猇亭大败刘备，取得了夷陵之战的胜利，孙权“联魏抗蜀”的“小计谋”又一次得逞了。

称帝后，再次迁都建业

公元 229 年，孙权在武昌称帝，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武昌不是今天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而是今天湖北省的鄂州市。

然而，同年九月，孙权又下诏迁都建业。

孙权之所以先建都武昌后又迁都建业，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士族胁迫是一个重要因素。

江东政权的基础是孙策打下来的，到后来孙权建立政权时，组成东吴政权的核心力量是江东士族。这些士族全部出身江浙一带，离武昌较远，他们不愿意在远离江浙的武昌生活，必然会影响孙权的决策，要求孙权搬到建业。

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建业优于武昌。

孙权对抗北方曹魏政权最大的武器就是水军，最好的防御就是长江。建业周边有巢湖、太湖等水域，可作为军事缓冲区，且通过人工开凿河道与长江相连，便于水军行动和物资运输。

而武昌北边是大别山脉，缺乏大型湖泊和河流，军事防御相对薄弱。

再者，建业是东吴的经济重心。

东吴主要屯田区在江浙一带，离建业都比较近，粮食是政权生存的重要战略物资，建业离屯田区近可以就近调粮，比武昌方便。

此外，建业地处长江下游平原的中心地带，交通便利，商业繁荣，靠近海岸线，便于开展海外贸易。

基于这些原因，孙权最终决定定都建业，开创了后世王朝在南京建都的历史。

都城的变迁对吴国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期孙坚时期，居无定所，随着战事的发展不断更换驻地，这使得政治中心不稳定，难以形成稳固的统治基础。

孙策以会稽郡为中心向外扩张，确立了东吴早期的重要根据地，为东吴政治的初步稳定奠定了基础。

孙权掌权后，多次迁都更是体现了其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决策调整。

例如，迁都丹徒有利于孙权摆脱父兄权力影响，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

迁都建业则是为了更好地抵御曹操、巩固统治，并考虑到江东士族的利益，加强了与士族的联系，稳定了政治局势。

而迁都武昌则是在吴蜀联盟破裂后，为了全力对抗蜀国，体现了吴国政治战略的重大转变。

都城的变迁使得吴国的政治中心不断调整，也促使政治权力的分布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但吴国频繁迁都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每次迁都都大兴土木，造成资源浪费，且经济发展重心不断转移，发展极不稳定，同时还加重了百姓负担，这或许也是吴国后期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三国志·吴书·吴主权舆服志》、《资治通鉴·魏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