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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1951年底，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因药品问题大发雷霆，怒骂不法商人王康年“利欲熏天，丧尽天良”。志愿军伤员因假药而死伤惨重，令人心碎。战时药物紧缺，本应救命的药品却成为了夺命凶器。王康年以其投机取巧、肆意欺骗的行径，导致了成千上万士兵不应有的死亡。为何在国家全力支持下，还有如此黑心商人存在？王康年的行为是否只是个别，还是背后隐藏着更深的腐败链条？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24年，王康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家境并不富裕，但他从小聪明机敏，尤其对生意极感兴趣。不同于同龄人玩耍的兴趣，王康年早早便展现出对商业的浓厚兴趣，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年轻的王康年并未一开始就走上商界之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电台当报告员，收入微薄，虽然他在工作中渐渐积累了不少社会经验，但与他的梦想差距颇大。
电台的工作虽然稳定，但工资增长缓慢，始终无法满足王康年对于成就的渴望。唯一让他觉得满足的，是他负责播报的广告内容。每一条销售广告的播报，不仅让他学到了许多关于商业运作的知识，还让他对自己的梦想充满了幻想和期许。尽管如此王康年始终觉得，自己迟早会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去追逐更大的商业机会。
机会终于来临，王康年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一位来自富商家庭的女孩。她的父亲是一位在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家境显赫，王康年也因此得到了更多商业的启蒙。由于王康年对经商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眼光，女方的父亲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很快对他的商业潜力表示认可。
婚后王康年从岳父那里得到了大力支持，老丈人送给他一份别出心裁的婚礼礼物——一间位于上海的大康商行。每天听着员工们称他“王老板”，他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满足，仿佛一夜之间，他便从平凡的社会底层跃升到了顶端。
一次同学聚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聚会上他发现曾经平凡的同学如今风光无限，开着小汽车，衣着考究，毫不在乎地刷着几万块的账单。经过交谈这位同学透露自己从事药品生意，王康年当即意识到，药品行业的利润远超其他行业。他心中立下了决心，要投身这个充满潜力的市场。
王康年迅速做出了决策，在其百货商铺的生吉里关上了门，将店铺更名为“大康西药房”，并将营业地点搬迁至了繁华的北京西路。那时的大城市西药生意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尤其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日益增大。若要在这个行业立足，充足的资金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谁愿意赊账给一个没有资金背景的药商呢？而王康年正是瞄准了这一点，想出了一个巧妙却极其风险的做法。
初期王康年并未投入过多的资金进货，而是选择了价格便宜且常见的药品，支撑店铺的开业与日常运营。他并未将昂贵的医疗器械、抗生素等药物列入库存范围。直到他从药行得知某些药品需求量激增时，王康年便开始打起了“虚假库存”的算盘。
他四处宣传，向商家承诺自己有热门药品的货源，并鼓动他们提前支付定金或者一部分货款。实际上王康年并未做好准备，只是利用这些款项维持了店铺运营，而在此期间他开始寻找供应商来填补这些“承诺”的空缺。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做法，使得王康年迅速积累了资金。然而，这种经营方式的风险也很大。由于无法按时提供货品或使用质量较差的替代药品，店铺的信誉逐渐下滑。药行里的口碑也开始变差，客户纷纷抱怨其经营不善，甚至有人反映药品质量有问题，导致王康年在行业内的信誉几乎丧失殆尽。
1944年11月2日，事情发生了重大转折。一位名叫信谊的药商将价值19800万元（旧币）的药品存放在大康西药房。这批药品包含了大量的常见药品，如消治龙系列药片、药膏、牙膏以及一些重要的药物，如圣露赐锑新针和女针等。这批货物存放了近五个月，并且信谊还留下了详细的存货清单。信谊并未意识到，这些药品会成为他追讨债务的证据。
到了1945年4月，王康年突然宣布清仓倒闭，信谊的货品也随之“下落不明”。当信谊多次尝试联系王康年未果后，他决定报警求助。凭借存货清单，信谊向警方提供了足够的证据。然而王康年再次玩起了消失，警方甚至无法找到他的任何踪迹。信谊气愤不已，将诉状递交至警方，但案件始终没有结果，仿佛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谜团。
随着王康年的店铺关门，他似乎彻底“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货品消失得无影无踪。按照他的经营风格，似乎他已经将一切从头再来，深知这一切并不会简单善了。毕竟一个从不关心信誉的人，怎会轻易让自己陷入困境？
1945年5月，抗战进入尾声，王康年再次成为焦点。由于他在药品交易中的失信行为，一场诉讼悄然来临，涉案金额高达2亿法币，诉讼费用更是高达1300多万法币。王康年失信的行为终于被公之于众，但这仅仅是他恶行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他日常小打小闹、投机倒把的做法已经让无数客户尝尽了苦头，许多受害者没有证据，只能默默承受。
不久后上海解放，王康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机会。新政府为恢复经济，提出扶持工商业的政策。王康年得以恢复“大康药行”的经营，并且债务被重新安排，商行竟然在政府的支持下复活。许多人对于这个投机倒把的商人重新崛起感到不解，但出于对新政府的信任，大家默默支持。
王康年看似悔过自新，重新投入工作，生意渐渐回升，表面上的“浪子回头”不过是王康年的一场骗局。他暗地里继续与政府官员勾结，行贿收买，不仅在药品销售中作弊，还继续制造假药，以次充好，肆意侵害消费者的利益。许多想举报他的市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突破那个“坚不可摧”的利益链条。
王康年借助在“肃反委员会”的职务，攀上了政府和军队的关系，获得了大量订单。然而这些金饭碗并未让他安分守己。相反，他再次开始以次充好，谋取暴利。1949年，王康年接到苏北某机关的药品订单，虽然手中没货，他依然收了钱。
几天后他和哥哥一起用水稀释药物，冒充成品交货。1950年他再次通过低价收购过期糖浆卖给皖北军区，甚至冷血回应：“吃了也不会死人。”1951年，王康年再次利用政府的信任大肆行骗。他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押汇，用两桶伪劣药品冒充消发灭定，顺利获得了15000万元的贷款。即便如此他并未按期还款，甚至逾期了两期。王康年愈加狡诈，但这一切并未能掩盖其罪行的深远影响。
同年10月平原省志愿军荣康医院需要购买一台X光机。由于国营公司无法提供，王康年趁机声称能够从香港购入英国进口机器，并承诺5天内到货，样品也已提供。合同签订后，荣康医院立即支付了25000万元。然而王康年未按时交货，还不断以各种借口拖延，最终在4个月后才交付设备。更糟糕的是机器是残次品，还严重低于合同中约定的规格——实际价值仅为18000万元。
王康年的行为早已突破了底线。药品，本应是治病救人的希望，却被他变成了牟取暴利的工具。更令人愤怒的是，腐化的机关人员也为他提供了帮助。据调查，王康年向37个国家机关的85名工作人员行贿，金额高达2亿人民币。贿赂成了他的“通行证”，让他能在利益的漩涡中游刃有余，甚至成了国家的蛀虫。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在前线浴血奋战。后方的补给至关重要，尤其是药品和医疗物资。王康年再次抓住了这个机会，承接了大量军需订单。但当时的大康药房几乎没有任何现货，他依旧口头应承，甚至自信地告诉会计董渊，“这事我能拿下，不用担心。
到了12月，大康药房依旧没有准备好任何药品。王康年便再次采取了卑鄙手段，使用劣质的材料伪造急救包，甚至用生锈的器械替代医疗工具，寄往战场。这些低劣的物资最终送到前线，许多志愿军战士因为这些劣质物品感染生病，丧命沙场。王康年害了无数百姓，还害死了为了国家英勇牺牲的战士。
要知道1950年代初，毛主席日夜难眠，焦虑着新中国的命运。抗美援朝的决定不仅关乎国家尊严，更关乎数百万志愿军战士的生命。然而在这场捍卫国家的壮烈战斗中，志愿军并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于一场更加可怕的“战争”——假药。
战士们带着满腔热血跨过鸭绿江，然而许多人却因劣质药品在医院里丧命。毛主席怒火中烧，拍案而起，迅速指示调查，誓要查清真相。调查发现药品有问题，志愿军的食品也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部分战士因食物中毒而提前死去。这些黑心商人的罪行让毛主席无法容忍。
其中王康年成为罪魁祸首。这个奸商向战士们提供伪劣药品，还将腐烂食品重新包装，蒙混过关。1951年王康年被抓捕时，警方在其家中发现了惊人的账单，仅在那一年，王康年通过“公关”政府人员，竟挥霍了1.9亿元旧币。这些钱并非用于个人生活，而是通过腐化手段，渗透到政府的多个部门，85名公职人员深陷其中，助长了腐败的蔓延。
但王康年并非唯一。上海的大名路联合牛肉庄的老板张新根与陕西北路徐福记的徐苗新，也在为志愿军制作牛肉罐头时，以劣质水牛肉、马肉冒充黄牛肉，甚至使用变臭的牛肉。当志愿军战士们吃下这些罐头后，出现了严重的中毒症状。随着食物短缺，战士们只能忍饥挨饿，在冰天雪地中挖雪解渴，甚至啃冻土豆果腹。
济南盛昌蛋厂的刘云生和安景远，在给志愿军提供蛋粉时，将腐烂的蛋掺入其中。当店员阻止时，他们冷冷回应：“由我负责。”他们的行为无疑是对国家、对军队的背叛。
王康年在1953年2月28日被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但这场反腐风暴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黑心商家浮出水面，腐烂食品和假药泛滥成灾。毛主席下令，必须将这些不法商人彻底铲除，调查范围迅速扩大，几乎所有涉案人员都遭到严惩。最终数千名罪大恶极的奸商和腐败官员被枪决，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做人首要的是立身立德。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钱财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道德标准。作为商人，更应明白，追求财富固然是一种天性，但应通过合规、勤勉的方式去获取，而非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财富只是生活的工具，而道德才是每个人立足社会的根基，唯有秉持诚信，方能在风雨飘摇的商业世界中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中国打假调查》
《人民网》
《旧闻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