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4年的时候，刚刚接替贝利亚出任克格勃主席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上任第一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动对中国的情报战，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可是苏联的盟国。
在当年六月，谢罗夫在克格勃第一管理总局设立第六处，这个新设立机构就是负责对中国的情报刺探，其中涵盖了军事，外交，经济以及中国民族政策等等，苏联对中国情报刺探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在1956年夏，第一起克格勃间谍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曝光了。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人种的差异，克格勃在中国直接窃取情报是很困难的，可即便如此，克格勃还是不遗余力地刺探中国情报。
1956年6月19日，星期日，晨。
在当日刚刚五点的时候，一名解放军大尉军官急匆匆地来到沈阳市公安局，拿出证件并对值班警察表示：“同志，我是军委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现在有紧急事情要见你们的领导!”。
当班警察一见不敢怠慢，立即带着这名军官来找当日值班的市公安局侦查处副处长张虹，这个大尉军官面对张虹：“我叫洪啸增，在军委总参谋部工作，我所携带的总参绝密文件失窃，希望警察同志破案并追回绝密文件”。张虹听后顿时是大惊失色。
原来。，当时洪啸增与总参三部（技术部）幕容刚上尉奉领导之命从北京赴沈阳、哈尔滨等地送绝密文件。由于他们所乘的火车由于晚点，二人直到6月19日凌晨1时左右才到达到沈阳，比原定时间迟了将近10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二人已不可能按原计划去送密件了，又加上天色太晚，两人便投宿于市公安局附近的“大方旅馆”。而当清晨5时10分二人起床的时候，突然发现放在床头柜里的草绿色军用挎包已经失踪。挎包内盛有机密信件若干封。二人经过短暂商议之后，洪啸增到公安局报案，幕容刚则在旅店保护现场。
张副处长听完陈述之后，顿觉这个案件非同小可，随即让市局刑事侦察处科长张德公让他速带几个警察跟洪啸增先去“大方旅馆”勘查现场。随后，张虹副处长又给在家休息的市公安局局长陈安东打电话报告了案件的经过，陈安东听完电话之后，立即赶往公安局并通知在家休息的刑侦处、治安处和“大方旅馆”辖段派出所的几位头头以及骨干立刻到派出所集中。
大方旅馆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楼房，三面与隔壁建筑物封死，前面是一个院子，院墙很高，进出只有走大门，大门内有个传达室兼值班室，晚上有一名服务员值班，门是落锁的，进出由服务员开启，另一名服务员在楼底层门口处的服务台值班，为旅客提供各项服务。
已经在现场张德公开始了详细的调查，警察首先向旅馆服务员何翠珠、宋明丽以及全部住宿旅客进行搜查和询问，警方查遍了所有房间和每个人的行李，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又对现场所有的地方进行严密的搜查，连院子里的水井都下去摸过，整个旅馆没一处藏得住被窃的东西。
可警方在两位军官所住宿的房间里，警方发现房门的木栓上有利器尖端拨过的痕迹，就此推断，有人用刀具拨开房门后作案。由此可见，两个军官的警惕性很差。
大方旅馆共有客房35间，其中单人房8间，其余为双人房和三铺位房，全旅馆可住76人，昨夜入住59人。警方经过短暂的分析之后，都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案子发生后，即清晨五时多这段时间里，有一个曾经离开过大方旅馆，此人是服务员何翠珠。
在这个案件中，凡是在五点多之前离开过旅馆的人都是嫌疑人，由于文件包没有发现，可以推断嫌疑人已经将文件包转移，所以离开旅馆的人都有疑点。
何翠珠自称离开旅馆是去派出所报案的，到了派出所后她随副所长一行一起来旅馆，不久之后，张德公跟洪啸增也赶来，警方分析认为，何翠珠如果真是转移赃物的话，唯一的空隙就是去派出所路上的这段时间，因此从时间推算，她不可能转移得很远，肯定就在旅馆到派出所的这段路上或者附近藏匿。但必须应当排除她将挎包交给等在这段路上的某个同伙的可能，因为洪啸增两人住进“大方旅馆”纯属偶然，并且是午夜过后才住宿，何翠珠根本没有预谋的可能和机会。
陈安东当即派人兵分两路调查：一路去找与何翠珠搭档值班的、掌管大门钥匙的宋明丽，了解何去报案时是否拿了东西；一路去有关部门去调查查何翠珠的档案材料，再就是调查从大方旅馆到派出所的这段路及附近是否有何翠珠亲戚。
当警方来到宋明丽家中的时候，面对警方的问询，面有难色，在警方一再做思想的关注的情形下，宋明丽犹豫道：“我怕公司杨经理给我穿小鞋"。于是警方又是一再的鼓励，宋明丽终于开口道明了情况。
原来，案发的时候，何翠珠正在清扫房间时就匆忙从里面出来，说住店的两位解放军同志被偷掉了一个包，很着急，她得去向派出所报案。宋明丽就说自己去报案，可何翠珠执意不肯，让宋明丽在家看家，然后就穿着白大褂的工作服急急忙忙地走了，何翠珠出门时，宋明丽从侧面发现其腹部有些鼓鼓囊囊，像是掖着什么东西。可等何翠珠报案回来后，宋明丽再留意观察，其腹部已经瘪下去了，而且她还脱掉了白大褂，宋明丽当时就有些怀疑，但在警察询问时她却不敢有所表露，因为一则何翠珠在场，二则何翠珠和旅馆经理杨如扬关系非同一般，她害怕经理报复。
另一路去调查何翠珠个人警方发也传来消息，何翠珠的姐姐何翠萍就住在距离大方旅馆不到500米的地方，是本市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两路调查的结果汇总到陈安东局长这里之后，陈安东当即下令，即刻去何翠萍家里进行搜查。
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何翠萍对于警方的突然而至，十分吃惊，对于警方的问询，何翠萍表示说：“一大早何翠珠确实来过一次，把一个草绿色军用挎包寄存在她家。当时的说这个包是一个旅客忘记在旅馆里的，她准备待会儿送到火车站去。旅客在火车站那里等他，大约过了2个钟头，何翠珠把挎包取走了。侦察员搜查了何翠珠的卧室，在床底下的皮鞋盒子里搜出了一个空的军用挎包。失主洪啸增、慕容刚辨认后，认定是他们的挎包，当然里面的文件是没有了。
沈阳市公安局立即下令，封锁水陆通道，全城搜捕何翠珠!
警方立即前往何翠珠常去地方以及她 的十几个亲友的住址，但都没有何翠珠的线索。就在大家踌躇之际，侦察处科长张德公提出，既然大方旅馆经理杨如扬，此人和何翠珠关系暖昧，会不会在他那里。
于是警方立即来到杨如扬的住处，可是家中却是无人，警方进入室内发现空无一人。搜查下来，未发现与案件有关的东西，经向邻居问询得知，有一外貌与翠珠很像的女子在傍晚来过杨如扬的住处，随即两人一起出去了。
张德公从时间上推断，何翠珠是离家后直接来杨如扬住处的，当时，她的包里装着被盗密件。何带着窃得的密件直接来杨处，这说明她准备把密件交杨如扬，如此看来杨如扬也有可能是敌特分子，可现在的问题是，这二人在哪里呢，要知道此时的沈阳已经立体封锁了。
杨如扬、何翠珠此刻在哪里呢?，让警方万万想不到的是，杨如扬、何翠珠此时就藏在大方旅馆。所谓的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杨如扬，从名字上看，是中国人。其实，他只是半个中国人。他的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中国人，杨如扬是一个混血儿。杨如扬的父亲，名叫伊万·昂列诺夫，出身于俄罗斯贵族家庭，因家境富裕，少年时受过很好的艺术教育，就在家里已准备把他送往莫斯科去深造时，因“十月革命”的爆发，全家只好仓惶出逃。一部分人去了德国，昂列诺夫等几个兄弟姐妹逃到了中国。昂列诺夫几人先在沈阳落脚，后又各奔东西，伊昂列诺夫则留在沈阳。
伊昂列诺夫在沈阳以教钢琴为谋生手段。1926年，昂列诺夫和中国女子杨硕琴结婚，正式在沈阳定居，次年生下一子，取名杨如扬，由于父亲的原因，杨如扬受到了最优质的教育，解放后因工作表现优异，得以出任大方旅馆的经理。
1955年六月的一天，昂列诺夫正在公园的树林里写生，忽然来了两个苏联人，一声不响地在他旁边坐了下来。伊万·昂列诺夫起初并不在意，以为是出于好奇而看看，不料两人忽然开口了，一个叫着他的名字和他家人的名字，一个叫着他现在苏联的居住家人的情况。
昂列诺夫像触电似地跳了起来，这些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隐私，两个苏联人向他表明了身份，他们是苏联内务部的特工，也就是克格勃，二人对昂列诺夫表示，如果你能为苏联做些收集情报之类的工作，你现在还在苏联的家人将会安全无忧，你本人还可以获得经费和资金。
昂列诺夫感到震惊，但经过仔细考虑了一会儿，感到除了走这条路别无选择，于是只好点了头。两个月后，克格勃昂列诺夫下达指令：“鉴于其子杨如扬是旅馆经理，适宜于收集情报，应发展其为情报员。为保密起见，如杨如扬拒绝，则予以暗杀”。后来杨如扬左思又想后也同意了。
当时杨如扬当时已经结婚，但他和妻子关系不睦，两人长期分居。于是杨如扬就和旅店服务员何翠珠勾搭在了一起，杨如扬请示克格勃后，将何翠珠也发展为情报员，这是三个月前的事。
6月19日凌晨，在大方旅馆值夜班的何翠珠见住进来了两个总参谋部的军官，立即意识到二人必然携有秘密文件，遂起了盗窃军用挎包之心。她候得洪啸增、幕容刚熟睡后，用小刀悄悄拨开门栓，窃走了挎包。天亮后，以报案为名将挎包转移到姐姐何翠萍家。
可杨如扬和克格勃没有直接联系的渠道，而是由其父昂列诺夫中转联系。所以，他无法立即将密件转呈克格勃。而当时昂列诺夫又带着学生下乡劳动去了，要三天后才回沈阳，杨如扬只好等其回来以便将密件交给克格勃。杨如扬毕竟是当经理的，他认为密件放在何翠珠或自己家里都不安全，应当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这个安全地方”就是大方旅馆的经理室。
杨如扬对何翠珠说：“公安局已经搜查过旅馆了，不可能再搜查第二次，所以，藏到那里去最安全了。”于是两人便去了大方旅馆。杨如扬这一举措完全出乎了警方预料之外。可意外还是发生了，一个临时借调到调查组的小高警察由于不熟悉情况，竟然再一次调查到了大方旅馆。
小高到了旅馆，先和大门内夜间值班室里的服务员见面，出示证件：“同志，我是公安局的，想问你个事，你们单位的杨如扬和何翠珠……”小吴刚说到这里，就被对方打断了，服务员脱口而出：“他们二人一直住在里面的包间”。小高侦二话不说，掏出手枪直奔二楼包间，一脚踢开房门，手枪指住正睡觉的杨如扬和何翠珠。
警方立即对二人进行突击分别讯问，两人即刻交代了密件藏处。侦察员打开经理室里的配电箱，从里面取出了原封未动的密件。这时，是晚上11时05分。警方仅用了18个小时就侦破了这起罕见的政治盗窃案。警方根据杨如扬的交代，连夜将昂列诺夫逮捕归案。
两个半月后，三名克格勃间谍被中国司法机关以“反革命盗窃罪”处以极刑。因当时中苏关系尚算可以，中国方面对该案秘而不宣，以免苏联方面难堪。但是，中国以这个强硬态度使克格勃极为震惊。克格勃主席伊谢洛夫闻讯后直呼遗憾。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