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最后一人跨半世纪才被找到，你知道他是谁吗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谜题困扰了党史研究者整整半个世纪。1921年，在上海一个普通的石库门里，13位中国代表和2位外国代表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然而，这15位开天辟地的见证者中，有一个人的身影却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他是谁？为什么他的身份如此神秘？为什么他的照片和生平材料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被找到？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14位代表的照片和生平都清晰可见，唯独这位神秘人物的展板上，只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尼克尔斯基。这位来自俄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他的身份信息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如此之久？
一、寻找尼克尔斯基：半世纪的追寻
1953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筹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整理＂一大＂参会代表的资料时，除了尼克尔斯基，其他14位代表的基本信息和照片都已经收集完整。为了寻找这位神秘的国际代表，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漫长的寻访之路。
他们首先查阅了1921年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资料，试图寻找当年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的蛛丝马迹。然而，由于会议是秘密进行的，这些报纸上并未留下任何相关记载。
1955年，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志们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开始联系在世的一大代表，希望通过他们的回忆寻找线索。董必武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当时尼克尔斯基和马林一起到达上海，但尼克尔斯基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是马林在发言。
到了1960年代，寻找工作陷入了低谷。文革期间，这项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直到1972年，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重新成立，寻找尼克尔斯基的工作才又被提上日程。
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开始梳理共产国际的相关档案。他们发现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确实有一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通过细致的对比，他们逐渐确定尼克尔斯基是在1921年初接替维经斯基的工作来到上海的。
1978年，一个意外的发现为寻找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在整理早期党史资料时，工作人员在一份1921年的《劳动周刊》中发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提到了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同志N＂参加了上海的工人运动。这个线索让研究人员开始怀疑，尼克尔斯基可能在上海期间使用过化名。
进入8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改善，寻找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口。198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向苏联方面发出协查请求。同时，他们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相关史料，并在《人民日报》上发布了寻找尼克尔斯基的公告。
这场历时三十多年的寻访，动员了大量的党史工作者。他们走访了当年参与建党活动的老同志，翻阅了数以万计的档案资料，甚至寻访了一些早期共产国际在华活动的重要据点。尽管困难重重，但这种执着的精神，体现了对党史研究的严谨态度和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
二、模糊的线索：关于这位神秘代表的早期记载
在对尼克尔斯基身份的探寻过程中，最重要的线索来自与他同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根据档案记载，马林在1921年春天抵达上海时，尼克尔斯基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两人共同参与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但在各种文献中，尼克尔斯基始终处于马林的影子之下。
1920年代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报告》中，有一份关于外国代表活动的简短记录。报告提到，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经常有两位外国人与当地的进步人士会面。其中一位谈吐流利，经常发表演说；另一位则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记录。这两人很可能就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参加一大会议的董必武在1957年的回忆材料中提到，尼克尔斯基在会议期间主要负责翻译工作。他记得尼克尔斯基说中文时带有明显的俄罗斯口音，但能够准确传达会议精神。这份回忆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信息：尼克尔斯基很可能在来华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中文。
另一个重要线索来自1921年8月的《远东通讯》。这份由远东局编写的内部刊物中，提到一位代号为＂N＂的同志协助建立了上海的第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个工人俱乐部后来成为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研究者推测，这位＂N＂同志极有可能就是尼克尔斯基。
在张国焘的回忆中，也有关于尼克尔斯基的零星记载。他回忆道，在一大召开前夕，尼克尔斯基曾带来一批来自莫斯科的文件。这些文件包含了关于如何组建工人政党的重要指导意见。这说明尼克尔斯基在中共建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联络角色。
1921年秋天，上海工部局的一份报告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报告记录了一位＂俄国籍男子＂多次出入工人聚集的地区。这位男子经常携带大量印刷品，但从未被抓获。这些活动特征与其他资料中描述的尼克尔斯基十分吻合。
包惠僧在1962年接受采访时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细节。他记得尼克尔斯基随身携带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满了各种文件。每次开会，尼克尔斯基都会从包里拿出相关材料，会后又仔细收好。这个细节表明，尼克尔斯基可能担任着重要的文书工作。
从这些零散的记载中可以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尼克尔斯基是一位谨慎、细致的共产国际工作者。他精通中文，熟悉秘密工作，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但不张扬的作用。这些特征与他后来长期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经历，似乎也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三、意外收获：档案中的重大发现
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寻找尼克尔斯基的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发现了一批马林的私人档案。这些档案中包含了大量1920年代初期马林在远东工作的记录，其中有几份文件专门提到了尼克尔斯基。
在马林的工作日志中，记录了一个重要细节：尼克尔斯基于1921年初从海参崴抵达上海，他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一个秘密的远东通讯网络。这个网络的主要功能是确保莫斯科与远东各地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系畅通。马林还特别记载，尼克尔斯基在上海设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点，分别位于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
与此同时，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的研究为揭开谜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她在整理1920年代远东共产国际档案时，发现了一份代号为＂N.K＂的工作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1921年上海地下工作的情况，包括建立工人学校、组织读书会和发展地下党员等活动。这些活动与此前发现的尼克尔斯基的工作轨迹高度吻合。
更为关键的是，在上海的秘密工作网络中，尼克尔斯基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情报传递系统。他利用当地的茶馆、书店和照相馆作为联络据点，通过一系列暗号和接头方式，确保重要信息的安全传递。这个系统后来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渠道。
档案还显示，尼克尔斯基在上海期间与多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密切接触。他协助建立了第一个党的印刷工场，参与编写宣传材料，并帮助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支持。
1988年，在莫斯科的一个古旧档案库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份关于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总结。文件提到，当年共产国际向中国派出了多位特派员，其中包括一位精通东方语言的专家。这位专家不仅负责协助建党工作，还承担着培训本地革命者的任务。这份文件为确认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提供了新的佐证。
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网络中，尼克尔斯基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培训体系。他在法租界的一所补习学校里开设了秘密课程，向早期党员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秘密工作技能。这个培训体系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专业革命者。
通过这些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尼克尔斯基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他不仅是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更是一位专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中国建立的秘密工作网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和国际支援。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最终确认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奠定了基础。
四、真相大白：神秘代表的真实身份
1990年，在一次中苏档案交流活动中，一份尘封多年的人事档案终于揭开了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他的本名是马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9年生于圣彼得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进入共产国际工作之前，他曾在东方语言学院专门研究中文和日文。
这份档案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尼古拉耶维奇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曾以商人身份在中国生活过两年，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够熟练使用中文。他在哈尔滨、天津和上海等地都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地下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档案中还记载了尼古拉耶维奇在1920年加入共产国际的经过。由于他精通东方语言且熟悉中国情况，很快被选派到远东局工作。在派往中国之前，他在莫斯科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特别训练，内容包括密码通信、秘密联络等专业技能。
更引人注目的是，档案显示尼古拉耶维奇在中国期间至少使用过三个化名：除了人们熟知的＂尼克尔斯基＂外，还有＂尼古拉＂和＂马克西姆＂。这种多重身份的使用，是当时共产国际特工的常用保护手段。
在1921年的上海，尼古拉耶维奇以俄国侨民的身份居住在法租界。他在外滩开设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这成为他进行革命活动的完美掩护。公司的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情报交换站，许多重要的革命文件就是通过这里传递出去的。
档案还记录了一个重要细节：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尼古拉耶维奇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他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警戒系统，包括了暗号、接头地点的安排，以及紧急疏散预案。正是由于这些周密的安排，当法租界巡捕突然检查时，与会代表才能及时转移到嘉兴南湖。
在建党大会结束后，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立即离开上海。他继续在这里工作到1922年春天，主要任务是帮助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共产国际的正式联络渠道。期间，他还协助组建了党的秘密印刷所，参与编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2年4月，尼古拉耶维奇接到调令，被派往日本执行新的任务。临行前，他将所有在华工作的相关文件和联络网络移交给了继任者。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关于他的记载如此稀少，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地下工作者调离时必须切断与原驻地的一切联系。
尼古拉耶维奇后来的经历同样充满传奇。他先后在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多个国家从事革命工作，但始终保持着极高的隐蔽性。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加上后来中苏关系的变化，导致他在中共一大代表中长期成为最神秘的一位。
五、新发现：档案解密后的历史补充
随着更多档案的解密，尼古拉耶维奇在中国的活动轨迹得到进一步补充。2000年，在莫斯科解密的一批外交档案中发现，他在1922年离开上海后并未直接前往日本，而是先在海参崴停留了三个月，期间完成了一份详尽的工作报告。这份报告不仅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还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
2005年，在圣彼得堡的一处私人档案库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尼古拉耶维奇的个人日记。日记显示，他在1920年底从海参崴启程前往上海时，曾在大连秘密会见了几位日本社会主义者。这次会面为后来在上海建立的地下通讯网络提供了重要支持。
新发现的档案还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尼古拉耶维奇在上海期间建立的情报网络实际上是一个跨国组织。他利用俄侨、日本商人和菲律宾船员等不同身份的人员，构建了一个覆盖东亚多个港口城市的情报传递系统。这个系统不仅服务于中国革命，还为整个远东地区的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建党过程中，尼古拉耶维奇发挥的作用比此前认知的更加重要。根据2008年解密的一份会议记录，他不仅参与了党纲党章的翻译工作，还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特别是在组织结构和保密制度方面。这些建议大多被采纳，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0年，一份来自上海工部局的档案提供了新的细节。档案记载，1921年夏天，工部局曾对一家俄商经营的照相馆进行调查。这家照相馆表面上经营照相业务，实际是尼古拉耶维奇设立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通过这个联络点，大量革命文献被伪装成商业信件传递出去。
最新解密的档案还显示，尼古拉耶维奇在1922年离开上海后，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他在日本期间，多次为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左翼力量的联系提供帮助。他建立的地下通讯网络一直发挥作用到1927年。
在尼古拉耶维奇1960年去世后留下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未完成的手稿。这份手稿记录了他在远东工作的回忆，其中包括了许多此前未知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关于中共一大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手稿中详细描述了当时设置的多重警戒系统和应急预案。
2015年，一批来自越南档案馆的材料补充了尼古拉耶维奇在离开中国后的活动记录。这些材料显示，他后来参与了印度支那地区革命运动的组织工作，并将在中国积累的地下工作经验运用到当地的革命实践中。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为研究东亚革命运动的国际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通过这些新解密的档案，尼古拉耶维奇作为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轨迹变得更加完整。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更是早期东亚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他建立的地下工作网络和积累的革命经验，对整个远东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