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藩院设置的初衷】
在天命朝的后期阶段，后金将主要精力聚焦于漠南蒙古诸部的统一进程。于努尔哈赤逝世之前，漠南地区的科尔沁、扎莱特、特尔波特以及郭尔罗斯四部，已然向后金归附称臣。然而，彼时实力最为雄厚的察哈尔部，却依旧凭借自身势力顽强抵抗。鉴于此情形，努尔哈赤在世期间，并未设立专门的机构用以管理蒙古相关事务。
皇太极登基之后，通过军事行动覆灭林丹汗势力，使得察哈尔部归降。天聪五年，皇太极以明朝制度为蓝本，创设六部。至崇德元年，又专门设置“蒙古衙门”，该机构专职处理蒙古各部相关事宜。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蒙古衙门”实乃理藩院之前身。
蒙古衙门作为临时创设的机构，其官制与章程尚处不完备状态。至崇德五年，经王大臣集议，蒙古衙门改制为理藩院，且理藩院行政级别获擢升，与六部同列。
清军入关，顺治朝伊始，朝廷对中央行政机构的官职称谓进行了重大调整。于六部体系内，原设的长官“承政”与“参政”，统一更易为“尚书”与“侍郎”；下属的“理事”及“副理事”，亦相应更名为“郎中”与“员外郎”。与此同时，理藩院作为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重要机构，其官职设置与六部变革同步推进，随之出现了理藩院尚书、侍郎等职位。
在清朝顺治时期，理藩院于朝廷机构体系中的地位，相较于六部而言，存在显著落差。然伴随清政权逐步稳固，以及国内多民族之间交融态势的深化，理藩院的职能亦相应出现演变。此时，理藩院所司之务，已不再局限于蒙古事务，而是拓展至对其他诸多少数民族事务的统辖管理。
明代之际，礼部承担着处理少数民族相关事务的职责。至顺治十六年，基于这一历史沿革，对理藩院官员的衔制进行调整，将理藩院尚书、侍郎的官职设置变更为兼领礼部衔，其正式官名分别定为“礼部尚书衔兼理藩院事”以及“礼部侍郎衔协理理藩院事” 。
在清朝统治时期，最高统治者秉持满蒙一体之理念，蒙古诸部于维系王朝稳固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顺治十八年，朝廷经审慎考量后察觉，理藩院所司掌的外藩事务，肩负着重大责任。然而，彼时将其划归礼部管辖，此一举措，从王朝体制的视角审视，实有悖于定制。
顺治年间，朝廷颁布上谕，对理藩院官员设置进行调整，取消理藩院堂官兼任礼部衔，将其官职明确为理藩院尚书。与此同时，该上谕从法律层面，清晰界定了理藩院在国家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位序，规定其位列工部之后。这一上谕的颁行，使得理藩院尚书正式获准入列议政群体，在国家政务决策过程中拥有一席之地。
【理藩院的具体职掌】
自乾隆朝起，理藩院的官职设置趋于定式。彼时，理藩院设尚书一名，满籍左右侍郎各一名，另设额外侍郎一名，此职位由蒙古王公出任。在其下属官职体系中，涵盖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及笔帖式等，理藩院职官总数共计198人。
依据《大清会典》之记载，理藩院的职责范畴涵盖：对外藩施行政务管控，规范其爵禄制度，厘定朝会礼仪规程，以及整饬刑罚条例。
所谓“外藩”，其涵盖范围包括内外蒙古地区、青海蒙古属地、新疆厄鲁特蒙古区域、回部以及西藏喇统辖之地。对于上述各部，其封爵、军事、行政、司法等诸多事务，均由理藩院协同当地将军、都统共同处置。
理藩院之职能，非仅局限于外藩管理，亦兼涉部分外交事宜。于清代，针对各属国及与他国交往事务，有着明确分工：自东南海路而来国家之相关事务，归属礼部管辖；而自北、西陆路而至者，其事务则由理藩院执掌。
在清朝的行政架构中，理藩院负责管理西北方向的诸多事务，涵盖蒙古、西藏、回部等部落，俄国相关外交事务亦归其管辖。于清王朝国力极盛之时，即便俄国地域广袤且国力较强，在大清皇帝的认知里，仍被视作外藩。故而，俄国尚不具备向礼部呈递文书的资格，其所有事务均需通过咨文形式，交由理藩院衙门处理。
在过往相当长的时期，俄国处于遭受非公允对待的状态。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此局面方得以扭转。自那时起，中俄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转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
理藩院与六部体制类似，其内部架构中设有六个清吏部司，各司分别承担不同类别的事务管理工作。
旗籍司主要负责疆域划分、封爵授勋、组织会盟、统筹军旅及驿递事务。王会司则主管内札萨克各部旗的俸禄发放、朝贡管理与赏赐事宜。典属司的职责涵盖外札萨克各部的疆域界定、封爵规制与会盟安排，同时兼管蒙藏地区喇相关事务。柔远司专注于外札萨克及喇的俸禄供给、朝贡处理。徕远司执掌回部及四川土司的政令施行。理刑司负责外藩各部刑罚事务的裁决与执行。
【理藩院尚书的排名问题】
需明确，理藩院于朝廷机构序列中，依定制位列六部之末，确切而言，其序位在工部之后。就文官从一品官员的位次排列而论，理藩院尚书的排序颇为靠后。
相较于理藩院与六部之间的关系，其厘清路径相对明晰；而理藩院尚书与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察院最高长官）之间的位次排序问题，则更具复杂性与探讨空间。
在国家行政体系架构中，六部与都察院皆为核心机构。从各类官方典籍及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二者常被置于平行位置予以表述。然而，这种呈现方式容易致使一种认知偏差，即误将左都御史与六部尚书的地位等量齐观。
实则不然，自雍正年间推行科道合一举措后，清代都察院的行政效能显著下滑，其对皇权的监督职能亦随之丧失。
在职官体系的序列安排中，左都御史虽贵为从一品官员，然而其于政治层面所占据的地位，相较六部稍逊一筹。依循常规的人事晋升制度，若左都御史擢升至六部尚书之位，此无疑归属于升迁之列。但值得注意的是，左都御史在仕途进阶过程中，亦存在一种特殊路径，即能够越过尚书之职，直接升任协办大学士。
从衙门职官体系的架构剖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作为该机构的副职，其官阶仅为正三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六部以及理藩院的侍郎，其官阶为正二品。这一差异，从侧面彰显出都察院在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及机构层级，相较于六部与理藩院，均略显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