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戴建业教授关于“35岁失业让人们不敢生育”的论断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刻影响及其背后的复杂成因。戴教授的言论，虽以互联网大公司的裁员现象为切入点，却触及了当代职场人士普遍面临的年龄焦虑与生育选择的困境。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35岁被视为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不少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和互联网行业尤为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员工的薪酬成本上升，而企业出于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的考量，往往更倾向于雇佣年轻、有活力且薪酬要求相对较低的新人。这种“青春崇拜”的文化氛围，无疑加剧了中年职场人的不安全感，使得他们在面临失业风险时，更加谨慎地考虑生育计划，以免因经济压力而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其次，从社会心理层面分析，35岁失业不仅关乎经济来源的中断，更涉及到个人价值的认同危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个人成就往往与职业地位紧密相连，一旦失去工作，尤其是在这个被认为“黄金年龄”的阶段，个体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无价值感。这种心理状态自然会影响到生育决策，因为生育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过程，更是需要稳定经济基础和良好心理状态支撑的家庭行为。

再者，从政策与制度层面审视，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年失业者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尽管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就业创业，但在职业培训、再就业服务以及生育保障等方面，针对中年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实际情况的政策设计仍有待完善。这种制度性的缺失，使得中年失业者在面对生育问题时更加犹豫不决。

综上所述，戴建业教授提出的“35岁失业让人们不敢生育”的现象，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结果。要缓解这一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从改善就业环境、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多方面入手，为中年职场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包容、有温度的社会环境。同时，也应鼓励个人积极调整心态，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家庭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