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著名的刀客将领中，除了“大刀敢死队长”许世友、“秦大刀”秦基伟外，还有一位威名赫赫的“独臂刀王”贺炳炎。

贺炳炎个子不高，但却长得虎背熊腰，在红军时期由于作战勇猛，总是一马当先，挥舞大刀冲入敌阵，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被人称赞为“红军赵子龙”。

1913年2月5日，贺炳炎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第九区刘家场一户农民家庭。他9岁时，母亲因病逝世，11岁为了生计就去给地主家放牛，之后还去做过篾匠、杀猪、打铁等多种工作。

早年的贺炳炎尝尽了人间的艰辛，养成了他刚烈不屈的性格，每次看到有贫困人家的小伙伴受人欺负，他总是站出来为同伴打抱不平，对坏人挥拳相向。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来到宜都、松滋一带，16岁的贺炳炎跟随父亲一起参加了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作战勇敢、机智善战、思想进步，在参加红军的当年就加入了共产党。

贺炳炎的进步得到上级的认可，1932年夏天被安排到洪湖湘鄂西军校学习时，奉命与军校学员一起阻击进攻苏区的敌人。由于军校学员们人多枪少，贺炳炎依然把自己的枪让给战友，自己握着菜刀杀入敌阵，与战友们打退了敌人，事后得了一个绰号“贺小龙”。

从1933年5月至1935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英勇善战的贺炳炎蒙冤被捕，他五下五上，虽然经历了坎坷，但他忍辱负重，对革命忠贞不二，只要需要他的地方，他都挺身而出，甘愿当一个“补缺官”。

1933年春，时任红七师十九团团长的贺炳炎，在刚刚痛别战死的父亲后不久，就受到了“左”倾路线的牵连。之后他被五六个“肃反”队员捆绑起来，这些人宣布了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对贺炳炎的处罚：“犯有改组派罪行，即日起开除党籍，进行隔离审查。”

当时由于部队在不停地转移，贺炳炎被关在一个由所谓的“改组派分子”组成的“改组派连”中。贺炳炎生性倔强，对“肃反”派的刑讯逼供是毫不屈服，他始终是据理力争。

有一次部队在前进时，红军前卫部队与国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十九团因贺炳炎被抓走而群龙无首，开战没多久就乱了套，红七师师长卢冬生气得直骂娘，他赶紧派通讯员到“改组派连”去“借”贺炳炎来指挥战斗。

本来夏曦不想让贺炳炎去指挥战斗，又怕前线打败仗，只好对卢冬生的要求进行装聋作哑，急忙暗示手下让贺炳炎离开“改组派连”。贺炳炎等到“肃反”队员去掉他的手铐后，立马让人送来驳壳枪，然后迅速冲上战场，组织第十九团开展反击，不一会就扭转了不利的战局。

战斗胜利后，贺炳炎很高兴他下意识要把枪往腰里插，没想到一直跟在后面的“肃反”队员却让他把枪上交，随后又给他铐上手铐，再次把他押回“改组派连”看管。

在贺炳炎被关押第29天的时候，贺龙发现了蓬头垢面的贺炳炎，他很生气地去找夏曦，然后要求夏曦放人，但夏曦却说放可以，但不能再让他去当团长，只能去当个管理员，而且党籍由他这个分局书记说了算。

虽然夏曦答应了贺龙的请求，把贺炳炎给放了，却给贺炳炎留下了一个“改组派自首分子”的帽子，贺龙只能给贺炳炎安排到军部做个管理员。后来在“神兵窝”收编了神兵700余人，贺龙亲自点名让贺炳炎去当改编后的特科大队长。

神兵是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土著武装，士兵基本上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他们作战勇敢，经过贺炳炎的思想开导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破除迷信后，特科大队成为了一支作战勇敢，敢打硬仗的队伍，被人们称为“铁壳大队”。

1933年12月，特科大队被编入红三军第七师，贺炳炎这个大队长又没得当了，随后他又再次被安排回到军部继续当管理员。

1934年6月，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派贺炳炎率领十几个人到沿河县去发展游击队，虽然他心里很憋屈，但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连夜就带领人出发，很快就拉起了8支游击大队，并建立起了沿河独立团，贺炳炎任团长。

后来沿河独立团与神兵武装改编的黔东纵队合编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没过多久，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黔东独立师被编入红二军团，贺炳炎去补了由原九师二十七团改为六师十八团的团长。

1934年11月10日，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天主堂召开会议，作出了一个决议，那就是之前的“改组派自首分子”一律不能当主官，就这样贺炳炎十八团团长的位子还没坐热就被撸了，又去总指挥部当了管理科长。

1935年6月，红军在转战鄂西时，在咸丰县忠堡战斗中打得很激烈，红十八团伤亡很大，团长和政委在指挥战斗时先后身负重伤，任弼时下命令让贺炳炎去十八团当团长，余秋里去任政委。

事后，余秋里得知贺炳炎被停了党籍，立马当夜就给军团党委写信，向上级汇报了贺炳炎忠于革命、忠于党，英勇杀敌表现，郑重请求恢复贺炳炎的党籍。

忠堡一战后，成为了贺炳炎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丢掉了“改组派自首分子”的包袱，因为上级给他恢复了党籍，保留了他的军籍。从此，贺炳炎是轻装上阵，为了革命是出生入死，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