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导弹研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基础工业薄弱，想在工厂里造个合格的螺丝钉，都得费老大劲儿了，更别提造出导弹使用的精密零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面对西方的全面封锁，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想要自主研发出核弹简直是难比登天。
然而经历了百年战乱，国人深知“落后就要挨打”道理。大家伙再也不想忍受别国欺凌了，于是为了咱们的国防安全，所有人都盼着——咱们能尽快研究出自己的导弹。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第一个导弹研究部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在钱学森等导弹研究专家的牵头下，我们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导弹研究工作。
第二年十一月，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东风一号”是在苏联P-2导弹的基础上仿制而成，换句话说，就是这一型号的导弹，用的事实上是相对落后的技术。
五十年至六十年代初，正是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当时苏联人曾在国际上叫嚣着要对中国使用核弹，中国为了自保，于是决定开始研究东风导弹的升级版。
这一次我们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全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在耗费四年的光阴后，中科院的导弹专家们，终于研制出了“东风二号”，并决定在一九六四年夏季在酒泉基地进行试射。
不料到了试射的当天，由于气温超过了四十度，导弹的燃料产生了“气化”现象。遇热膨胀后的燃料使导弹的重量发生了改变，于是导弹射出后始终无法命中目标。
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知情的朋友可能会想：既然天气太热试射不了，那不会等到天气转凉再做试验吗？
可是导弹是要在战场上使用的，它必须适应所有的天气状况。敌人来侵略中国时，可不会专门等到天气转凉。于是又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导弹试验一次不成功就多搞几次嘛。
然而当时国内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全国六亿老百姓都是勒紧了裤腰带在过日子，导弹基地每一次试射都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多搞几次试射就会浪费掉大量的金钱。
导弹专家们不想浪费国家的经费，于是急忙召集了科研工作人员商讨“补救方案”。可是大家闭门开会，连着奋战了好几天，却始终拿不出一套解决方案。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指挥团队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一次扩大会议，把参会人员的标准作了降低，于是就有一个小小的中尉军官也进到了会议室。
那个时候，第五研究院的人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小小的中尉，把东风二号的燃料问题给解决了。就像是《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作者茨威格说的那样：
历史上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往往只产生于短暂的灵感觉爆发之间。
这一次灵感的爆发，源于一个三十三岁的中尉，他的名字叫王永志。当时他在五院的专家们一致主张给导弹再“增加燃料”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应当减少“东风二号”的燃料。
王永志这一提法，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本来按照正常的逻辑，大家都觉得导弹打不中目标，是因为发动机的动力不足。
发动机的运作是靠燃烧燃料来完成的，既然它缺少动力，那就应该给它增加燃料才是。但是增加燃料会让导弹本身的重量增长，更加不利于导弹命中目标。
于是王永志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调整导弹燃料中的酒精占比。原来，导弹的燃料成分里面是含有液态酒精的。
这些酒精遇到高温天气会直接“气化”，体积膨胀给导弹燃料箱的内部增加压力。假如导弹发射出去后压力过高，就会造成一部分燃料通过“安全阀”被释放掉。
那么，导弹内的燃料就不够用了，自然也不能命中目标。万一燃料箱在使用中因为压力太大发生了故障，有可能还会发生安全风险。
王永志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减少酒精占比。他提出，可以通过数学方程精准地计算出了酒精与其它燃料最合适的比例，让“东风二号”试射成功。
然而王永志这个说法，当时在场的部分专家并不完全赞同。一是因为他当时才三十出头，还太年轻，二是因为搞导弹研究，这个事所有人都没有经验，也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
再加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导弹试射一次是要花很多财力的，所以老专家们当时不敢贸然同意。后来钱学森在北京听说导弹试射出现了问题，急忙赶到酒泉。
王永志得到了消息以后，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听了王永志的方案以后，欣喜地说：“好极了！”那么，钱学森当初为什么会力排众议，采纳王永志的方案呢？
原来啊，这位王永志可不简单，他其实是我们国家五十年代末，派到苏联专门学习过导弹技术的“独苗”。
王永志一九三二年出生在辽宁，小时候家里特别穷，父母因为时常受人欺负，就想让儿子长大了去当个警察，于是就在他六岁的时候，把他送去上了私塾。
刚读书的时候，王永志连个大名都没有，教书先生发现他有志于读书，所以才给他起了“永志”这个名字。
一九五二年，二十岁的王永志考进了清华大学，当时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想给咱们国家造大飞机。
后来中苏签了一个协议，苏联答应帮我们培养一批能造原子弹、导弹的留学生，王永志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送去苏联学习导弹技术的中国人。
苏联人让王永志学导弹技术，条件很苛刻，规定上课做的笔记必须交给苏联人保管，不能带出去；他想要复习功课，就要打报告先取回笔记，复习完了还得归还。
王永志当年在苏联上课，学习知识几乎全部是靠死记硬背，结果反倒让他练成了一个“好记性”。
后来在“东风二号”试射的时候，专家们一开始不敢相信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吗，可是王永志的记性就是比“烂笔头”还要强。
解决了“东风二号”燃料的问题以后，钱学森就留意到了王永志，后来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学生来培养。
再后来我们国家要研制洲际导弹，钱学森推荐王永志当上了“总设计师”。一九九二年，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搞科研工作，不只要有学识，还需要有科技创新的能力。王永志经过多年的潜心学习，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早已经学得滚瓜烂熟，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照搬别人的理论。
导弹内的燃料的性状发生了改变，于是从安全阀里泄出去了一部分，导致导弹不能射到指定地点，加燃料看起来是一个“好主意”，事实上却是一个多耗能源的“笨办法”。
王永志运用逆向思维，另辟蹊径解决了这个难题，这让钱学森意识到，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身上似乎蕴藏着的无限潜力。
从那以后，钱学森着力培养王永志。王永志这种敢于挑战常规、勇于探索未知的精神，不但帮助他自己解决了技术难题，更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创新、发展，树立了一个模范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