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从饮食可以反映出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苏轼一生漂泊,自血气方刚的年少之时从故乡眉山出仕以来，便游历于南北之间，苏轼的足迹遍布名山大川，遍寻异地美食，为其饮食书写之盛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跟随苏轼的脚步回溯宋朝的山河南北，探寻宋朝的饮食文化。
长江中上游地区自古以来便不乏好山好水，在苏轼一行遍游名胜古迹的同时，借水利之便充分感受到了长江的钟灵毓秀。
这方苍苍翠微见证了诸多名留青史的历史人物，这片清流激湍亦造就好酒好茶的生长环境。
无水不可论茶，水是来自天地之间的血脉，蕴含着无限的生命能量，故作为煮茶之水历来受到善饮者的重视，只有好水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好茶的清香、甘甜、爽滑的优势。
这也为多年后苏轼在饮茶方面的深入研究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他在《汲江煎茶》中的谈到的“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讲的便是煮茶之水需用活水，正如其入峡时眼下所见的这片清泉一般，泉水甘，才能保留茶味，使茶与水完美的释放出自身最大的魅力。
泉水的甘甜吸收茶叶的芳香变得宜口宜心，茶叶的青涩在甘泉的中和下渐渐释放沁脾醇香，达到了一种有味者使其出，无味者使其入的效果。
而苏轼又由此联想到了酿酒，即便是多年以后尝遍世间美酒并亲自实践制作美酒的东坡，依然是不胜酒力，但这丝毫不减这位对生活乐观从容的“老饕”对品尝世间饮食，亲手烹制美食、研究煮茶酿酒的浓厚生活情趣。
荆楚鱼鲜长江中下游得天独厚地理条件的厚爱，荆州素有鱼乡之美称，古人云：“湖广足，天下熟”，亦是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讴歌，这里有充满烟火气的饮食文化、兼收并蓄的荆楚文化，也有灵山秀水孕育出的人杰地灵。
优良的水质环境滋养出江汉平原的物产富足，渔业资源得到高度发展，有利的生长环境使得鱼之个头生长迅速，不禁让人感叹其大似犀。
翻阅苏轼有关饮食书写的文章，便不难发现这位美食家对鱼的偏爱，出于这种热爱他还自己研制了“东坡鱼”的菜肴，直到如今仍为江浙一带的特色菜。
嘉佑六年（1061），苏轼初任凤翔府签判，“作《凤翔八观》诗，记可观者八也。”其中《东湖》一诗便详细介绍了当地鱼鲜之美。
苏轼也回想起曾为荆渚客时，屡食沙头店黄鱼的情景，南方鱼鲜的品类和产量远富于北方，且其味之美、鱼之肥相较于京城之地更胜一筹，故至凤翔以后，便时常怀念起曾在鱼乡食鱼的美味。
京城风味两次赴京城的旅途为苏轼留下了丰富的风土、人情、饮食文化的独特体验，也为这位旷世之才积累了宝贵的文学创作素材，留下了丰厚的文学景观。
北宋开封坊市制度被打破，夜间市集不须限于坊墙之内，各类食肆沿街不绝，夜市方歇，早市便续，可谓是饮食文化高度饱和的时代。
苏东坡爱竹惜竹，亦尤其嗜笋。曾受友人邀请拜谒玉版禅师，当日所食之斋饭便是竹笋，东坡尝过赞不绝口，并说此笋应名“玉版”。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初到黄州》一诗中也表达了对竹笋的喜爱：“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总而言之，苏轼在京城期间的饮食内容较为单一朴素，但仍可见出苏轼对于食物的怜悯与爱惜。对于苏轼来说，美食的目的不单单止于食物色鲜味美，更是藉饮食来书写其人生体悟。
熙宁十年（1077）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徐州自古以来便是美食的发源地，徐州五省通衢，占据着重要地形，人口流量大，为饮食业的繁荣创造了基础条件。
东坡作为一位“新时代”的美食家，在徐州任职期间，对当地的饮食也带来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回赠肉相传，苏轼初赴徐州上任之时便逢黄河决口，百姓困于洪水猛兽之中，但苏轼临危不乱，以犀利的政治眼光、高效治理措施整治决堤洪水，救百姓于水难之中，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最宝贵的第一印象。
因此当洪水退却后，城中百姓烹羊宰牛，纷纷携酒饌佳肴上门致谢，苏轼盛情难却，便收下百姓送过来的肉食烧制成红烧肉回赠给救洪救灾的军民们。
百姓食后，只觉此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在那个以羊肉为美的北宋朝把猪肉烧制得如此美味让当地百姓无不叫好，由此“回赠肉”便成为徐州传承至今的一道名菜。
虽然是百姓口耳相传的轶闻，缺乏具体的史料佐以证明，但是仍能从中窥见苏轼以其精湛的饮食领悟能力和德行教化力量对于饮食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
苏轼作为一位资深美食家，身边常常不乏为之馈赠饮食食材的好友，他们从异地他乡寄来当地特产、药材或是家乡美食，使得苏轼即便远赴天涯海角也能品尝、享用到心中记挂的食物。
苏轼烹饪也极为讲究，他会选取最相得益彰的辅料、最适宜的烹饪方式、最精准的火候将其臻于至善，正如千里而来的竹萌，他选择用清水烹煮，少调味之料的方式，以发挥食材该有的性味以及最淳朴的、最本真的、最原始味道。
江南风味富庶多产的繁华杭州，使得苏轼在杭州这片物产丰富的土壤上，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美食家的特长，他在杭州所创作的东坡肉、东坡鱼至今仍为人们所受益，成为一道千古名菜。
杭州多莲，西湖内亦多种植莲，既具观赏性，又有食用性，又引得多少文人墨客争相为之作歌，善于发现美食并书写美食的苏轼自然不能错过西湖上鲜香可口的莲藕。
苏轼携烧笋，入藕花深处，撷得最鲜甜的莲藕，就着采莲船上的简单炊具，就地取材的可以品尝莲藕的鲜美，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御膳羊肉说完了素食就该聊聊肉食了，宋朝以羊肉为主要的肉食，且在宋朝人的饮食意识形态里羊肉为正宗，其他肉类甚至被视为“异味”，“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作为富有的帝王之家在御膳上也是以羊肉为尊，可见宋人对于羊肉的喜爱。
东坡先生虽钟爱蔬食的鲜香可口，但亦钟情于羊肉的温润滋补，在诗中同友人讲起自己平生喜食羊肉，识得其滋味后便不肯轻易称饱。
生鱼片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湖州多鱼蟹，一到丰收季节，便价贱如土，当地渔民甚至都不在意买卖时所收到的金额。
新鲜碧绿的荷叶环作酒杯，盛入新酿的白酒，酒中便融入荷叶的清香和荷心微涩的苦味。边饮美酒边欣赏湖州当地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运斤成风地“表演”生斫鱼鲙，飞刀快落雪鱼成丝，直让苏轼惊叹刀工了得。
苏轼在江南品尝到了鲜美之食，也曾不止一次直抒对江南、江淮一带好风物的偏爱。然而仕途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黄州“俭”味元丰二年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当时的黄州，是被人称作蛮荒之地落后又贫穷的地方。
苏轼初来黄州甚至连安身之地都没有，只得寄居于定惠院僧舍，后举家迁于长江边的临皋亭上，仍受饥寒所困，但不妨苏轼对生活的热情。他开荒垦地，躬耕以免饥，自此也就有了世间“东坡居士”之名号。
苏轼已经从一名庙堂之上的文人士大夫转变成为一名娴熟掌握稼穑技术的农夫，能够凭借自己劳作的双手而收获食物，同时收获丰收的喜悦。
苏轼在黄州这片土地上历练、成长、成熟，临皋亭成为他第二个家，并与当地邻里建立了浓厚的乡党情，结交了一群农民朋友。
他们淳朴善良、热心真诚，是苏轼初来黄州举目无亲的陪伴和依靠，也是教会他依地力而生存、靠土地来耕作的贵人。
苏轼也用自己的仁心与智慧同黄州诸君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东坡肉苏轼在东坡之上，无所不耕，但大多皆是黄州之物产，苏东坡在黄州创制的饮食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非东坡肉莫属。
苏轼虽嗜羊肉，但由于价格高昂不被当时的经济状况所允许，却发现猪肉在黄州价贱如泥，经一番钻研后，做成东坡肉，发现味美不输羊肉。
不为人们所喜食的猪肉，在苏轼的调制下变成一道流传千古的美食，使得富人不屑食，穷人不解煮的食材，充分展现出其炊作价值。
煮鱼羹黄州鱼产丰饶，苏轼在初来黄州时就已观察到此地水利条件必定盛产鱼鲜，偶有闲情雅致，在江边做一天渔翁，一边钓水一边钓鱼，待傍晚时分带回一筐鲜活的鱼产和一抹如绮的斜阳。
自长江顺流而下，一路上的宦旅经历也让苏轼遍尝各地鱼鲜，故对于鱼料理，苏轼可谓是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烹饪体系。
他亲下庖厨，为保留住鱼最鲜美的味道，他选择煮鱼羹作食来款待宾客，宾客尝后，皆对鱼羹之鲜美赞不绝口，且不失为穷约俭朴生活中一道靓丽滋补的佳肴美馔。
后东坡出守钱塘时，亦把此鱼羹做与友人分享食之，客皆美之，云此等美味非人间庖厨所能制作和媲美的。
除了作煮鱼羹，还有一道令苏轼得意的菜肴便是“东坡羹”，与鱼羹不同，此羹之食材皆为素食，所用食材皆是当地价格低廉实惠的蔬菜，如菘、蔓菁、芦菔、荠等，由苏轼首创的
东坡羹。
饭菜合一口味清淡且制作成本低廉，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欢。由此可见苏轼在美食制作上有着超出常人匠心独运的灵感和天分。
食有笋苏轼的饮食书写中，笋这一食材出现的频率位居前列。
苏轼身为罪臣贬至黄州，却因罪收获口福，黄州多产柑橘黄柿，且质美量丰，而在宋代柑橘是作为宫廷珍品的稀有植物，惟有德高位重的近臣才有机会受赐该物，而在黄州在繁华散尽之时，却能在丰收季节随心赏味，其中苦乐恐怕也只有苏轼心知。
食荔枝岭南地区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孕育了得天独厚的荔枝作物的生长环境。苏轼曾在定州品尝过蜜渍生荔枝，已觉滋味甚美，但毕竟是腌渍品，未能留存荔枝最鲜甜的琼汁。
不得鲜尝荔枝一直是苏轼心中的一个遗憾，而此番过岭海，得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便“不辞长作岭南人。“
总结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经济、文化、科学高度繁荣的时代，苏轼一生颠沛流离走南闯北，在苏轼的饮食书写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其对于饮食制作的雅趣和天分、对于美食品鉴艺术的享受和宴宾饮客的热情。
跟随苏轼的脚步我们也可以了解各个阶级，各个地区的饮食习惯，更加全方位的了解宋朝的历史和人文，苏轼的诗词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因此苏轼的人生经历和书写作品都是研究北宋饮食文化的最佳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