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达维、懋功地区会师，红军主力暴增至十万多人。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在6月15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也就是在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北上抗日的主张。

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还不知道陕北苏区的存在，红军北上抗日，究竟落脚点要选在哪儿，还是个未知之数。

根据李先念回忆，那时候党中央毛主席也在思考今后发展的战略，本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中央考虑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但到川西北以后发现，此地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山荒岭野，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

综合各方面考虑，加上出于北上抗日的主张，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发展川陕甘根据地，并要在西北地区建立起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

不过很显然，张国焘并不同意这样一个主张。

毫无疑问，那时中央主张的北上抗日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之前我们聊张国焘也比较多，从他不同意中央北上抗日的情况来看，他本人显然是有一点私心的，毕竟中央红军经历长征过后，实力大损，而红四方面军主力有八万多人，占据绝对的主导权。

张国焘本人资历上来看，他也是有绝对资格来占这个主导权的。

根据资料中原话称：

“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具有领袖才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持人)。中国共产党“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创建时期最早三个领袖人物之一。”

不过，与毛主席不一样的是，张国焘对于红军接下来的发展，似乎并没有比较长远的规划。

对于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张国焘一开始表示出来的态度是接受。

1935年6月16日，在接到中央电文后，张国焘快速回了一封电文：

“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不过，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张国焘显然并无战略方向上的考虑，只是暂时表示了同意，等到9天后，即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突然改了说辞，在勉强同意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后，他同时提出了向南发展的主张：

“……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的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张国焘这句话虽然是有绝对目的性的，但也不排除当时情形下，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道理的。

向南发展就是向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四川根据地腹地发展，那时根据地已经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更为关键的是，红四方面军已经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他们在同四川军阀交手是占有一定优势的。而向北发展，主要考虑是同国民党精锐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手，我军并不占优势，打起来有很大的风险。

尽管张国焘主张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他很快就暴露出自己短视的问题。

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曾提到当时的情况，并评价张国焘：

“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张国焘当年率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本身也有意气用事的一面，并未征得绝大多数同志同意，鄂豫皖省委当年在张国焘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以后，还曾致电中央，要求以中央的名义，命令红四方面军回来的情况。

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向陕南发展后，才注意到了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川北兵力空虚的情况，这才有了发展川陕苏区的机会。

当年，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挺进陕南，其实并无成熟的方案和计划，和后来主张南下有异曲同工之处。

徐向前后来回忆：

“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等“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

一个“举棋不定”，就核能说明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一大部分将领认同的。

比如徐向前：

“中央当时想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脚点，伺机向甘南和陕南发展，这同我们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

不过，徐向前这里用了略有区别来形容。

所谓的区别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发展川陕甘苏区，立足是在已经发展成型的四川根据地（川北），而中央上陕甘发展，目的是发展陕甘，并借此机会在西北地区建立起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

不过这里也有些遗憾，徐向前当年被夹在中间，处境其实一直都不太好，他赞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但又渴盼能用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解决分歧，他不想红一、四方面军分兵。

后来传来中央率军单独北上的消息，徐向前的内心非常苦闷，却又无处发泄：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从表面看，张国焘“南下”的发展确有一定道理，但他并没有更长远的规划，而且从结果来看，显然是北上的战略更高明一筹。

事实上，张国焘在当时的谋划也正中蒋介石下环。

蒋介石把中央红军驱赶至川北以后，事实上也就不再想将红军彻底剿灭，因为连年来的动兵，财政上十分吃紧，他考虑的是把红军的力量全部都困在这一地域，对红军施行封锁与困饿。

后来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于是集结川军和中央军几乎200个团，对红军进行新的包围，即以川军一部90个团在汶川一带，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27个团固守松潘、平武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川军另一部50个团，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中央军另两个纵队和一部集结成都东北和西南，进行策应。

以当时情况看，红军如果向南发展，是没有十分广大的生存空间的，即便是能够在短期内取得胜利，也不能够得到长远的发展。

徐向前晚年谈到红军北上抗日的发展战略时，曾有过很高的评价：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区别。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的矛盾作为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已经逐渐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民族矛盾。

当时，蒋介石所主张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引起了国内的不满，不光是底层的老百姓，就连原本是处于统治阶级的国民党内部当权者也产生了动摇。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喊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是非常符合民心所向的。

姑且不论北上究竟会遇到何种困境，但有一点完全可以看出，中央红军越往北，能够团结的对象就越多，生存的空间也会大的多。

徐向前后来坦言：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