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民国只有38年，何其短暂。然而放眼当下的“民国范儿”，似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是让人羡慕，让人向往。

终其一点，它盛产大师。

陈寅恪、叶企孙、陈梦家、赵罗蕤、林徽因、曾昭燏等等，他们都是民国时期大师级的文人。在那个积压了几百年希望做学问的年代，这些大师的诞生都极具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一部分人想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为官方所用，另一部分人则想将自己的所有学识教授学生，为社会所用。

刘文典就属于后者。

1889年，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他原名叫刘文聪，字叔雅，是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堪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

1906年，17岁的刘文典进入芜湖安徽公学读书，陈独秀担任他的老师。在学校里，他聪明好学，积极上进，陈独秀看在眼里，对他格外赏识，常常带着他去参加一些反封建的民主活动。在陈独秀的影响和熏陶下，刘文典于1907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他的求学激情一发不可收拾。

1909年，刘文典20岁，拜师章太炎。这是一个集经学、史学、医学于一身的重量级大师，在他的教授和点拨下，刘文典赴日本留学。两年后，他学成归国，清朝已不复存在，正值青春的他满腔激情，加入到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做编辑。但是，中国的境遇却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军阀混战让刘文典倍感失望。

1913年，刘文典第二次奔赴日本留学。在那里，他遇见了孙中山，对方“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壮举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毅然给孙当了秘书，辅以共创伟业。

是年，刘文典24岁。

1916年，27岁的刘文典再次学成归国，在蔡元培的邀请下进入北大任教，专注研究诸子著作，30岁校堪学界公认最难的《淮南子》。

1923年，刘文典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出版了他的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之后，他又校勘《庄子》《说苑》，又写了《三余札记》，至此，刘文典的学术成就达到了巅峰。

1927年，安徽省邀请刘文典主持筹备国立安徽大学的建校工作，为此，刘文典四处奔走。他筚路蓝缕，最终实现了安徽孕育多年的大学梦想。

开校时，刘文典被聘任为安徽大学首任校长，面对教学任务，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1928年，蒋介石到安徽巡察，点名要去安徽大学。他心想着自己走进校园的场面肯定是全校师生夹道欢迎，于是精心准备了演说词。

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想多了。

得到蒋介石要到学校巡查的消息，刘文典不仅没有像其他学校的校长一样，赶紧组织学生，定好位置，热烈欢迎，反而特意嘱咐全校学生：“大学不是衙门，他来他的，你学你的，除了学习，不掺和任何事情！”

蒋先生如约而至，一进校门，空无一人，这跟他想象的场景可是截然相反。他快速往学校里面走了一圈，发现师生们该干嘛干嘛，全坐在教室里整整齐齐地上课、看书，蒋先生的心里瞬间就不痛快了，憋着一肚子气回了府。

可是巧了，蒋先生的气正愁没地儿撒，安徽女子中学就出事了。

这天晚上，女子中学举办校庆晚会，同学们唱歌跳舞，好不热闹。安徽大学的几名男学生听说了，便相约前去观看，可一到女校却被挡在了门外，不让进。

男学生年轻气盛，这样被拒之门外让他们很不服气，于是一合计就硬闯，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搞得女校的校庆晚会乌烟瘴气。

女校校长十分生气，她找到刘文典，要他给个说法。刘文典当面表示愿意代学生道歉并赔偿，这可惹怒了女校校长，她认为刘文典的处理太过轻率，大声斥责道：“你觉得光道歉就行了吗？如此严重，你必须把闹事的学生全部开除！”

刘文典一听“开除”两字，立马就火冒三丈：“这年头，培养一个大学生多不容易，就他们犯的这点错，还够不上开除，更不是你说开就能开的。”

两人一个回合下来，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越闹越大。女中校长怎么也咽不下那口气，便带着全体女学生上街表达诉求。放眼望去，声势浩大，刘文典这就撞到枪口上去了。

手下把街头发生的事汇报给了蒋介石，怒气未消的他立刻下令道：“叫刘文典速来见我！”

得到蒋先生的“邀请”，刘文典自知是何事。他也不怠慢，戴上礼帽，穿着长衫，昂首阔步就朝老蒋的办公室走去。

敲门进入，刘文典表情从容，他既不点头，也不哈腰，就视死如归般地往那儿一站，再无动静。

老蒋看着他的样子，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忍无可忍地先开了口：“你就是刘文典？”

“你错了，本人字叔雅。文典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叫的。”刘文典不屑地回答，让蒋介石冷不丁一震。

气不打一处来，蒋先生使劲往桌子上一拍，怒斥道：

“教不严，师之责。男学生敢夜闯女校，就是因为你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还敢在我这儿嘚瑟，你这是学阀风！”

刘文典一听，忽然瞪大了眼：

“我学阀风，我要是学阀风，你就是新军阀！军阀风！”

“军阀”一出口，可不得了了，蒋先生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火气，冲上前去，照着刘文典的脸，“啪、啪”就是两个大耳光。

刘文典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他捂着火辣辣的脸大喊道：“你敢打我！”只见他一个箭步上去，一脚就踹在了老蒋的肚子上。卫兵见状，一窝峰冲上去按住刘文典，七手八脚将他绑了个结实。老蒋一声令下，将他送进了大狱。

校长入了狱，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像炸了锅。学生们集体走上街头，朝着老蒋的大门儿喊道：“还我们好校长！还我们好校长......”

动静越闹越大，老蒋在屋子里气得来回踱步，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这该如何是好？

无奈之下，他请来了陈立夫和蔡元培。两人都是学界的泰斗，解决此事，责无旁贷。于是，陈立夫站出来斡旋，蔡元培站出来力保，硬是给蒋先生让出一个台阶来，于是他这才发话：“可以放，不过今日之内必须离开安徽。”

这时，刘文典已经被关了整整七天。当他走出监狱，安徽大学的学生们护拥着他回了学校，从此给他冠以“狂人”的头衔。

作为教书人，刘文典凭什么就这么狂？

其实老蒋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他学问高，资历老，是真正“国宝”级的文学大师，不然能让他白踹一脚吗？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时，清华、北大、南开不得不转移到云南合并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日军三天两头发起的空袭，让全校师生不得不干一件事，那就是跑警报。只要警报声一响，所有人就得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刘文典也不例外，可撤离途中他只要看到一个人，就会开骂。

这个人就是沈从文。

一跑警报，刘文典只要看到沈从文，哪怕正跑着也要骂：“学生们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跟着瞎跑干嘛！”

为什么要骂沈从文？

原因是刘文典认为只有传统国学才是正统，才是中国的正根儿，而沈从文是搞新文学的（白话文），压根儿就不入流，跑警报保存自己就是浪费资源，他敢跑，刘文典就敢骂。

然而，换一个人就不一样了。

只要警报一响，刘文典要是没有看见陈寅恪，他就会立刻调头往回跑，还边跑边喊：“一定要保护国粹！一定要保护国粹！”

对待不一样的人，态度截然不同，刘文典自己也知道，他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可他说：“我决不是对谁都骄傲自大，那该大的时候必须得大。”

日军入侵我国后，他们非得“邀请”刘文典去为他们做事。可刘文典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坚定地说：“国家民族是大节，我虽然是个书生，卖国求荣的事我绝不去。”

日军见软得“请”不动，便翻脸不认人。他们对刘文典大打出手，对他家疯狂打砸，还威胁道：“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去不去？”

刘文典挣扎着站起身，冷笑道：“我也再说一遍，就是不去！”

日军翻译正翻译着刘文典的话，突然反应过来：“你会说日语，你得尊重我们的问话，必须用日语回答。”

“我呸！侵略他国还不害臊，我以发夷声为耻！”刘文典愤怒地吼道，从此以后，精通日语的他终极一生也没有说过一句日本话。

为了传承国学，刘文典更加专注于教书育人，他一个人就包揽了近十门课程。为了给学生们上课，即便住得再远，他都从来不缺席，也没有厌烦过。刘文典每天先坐火车，然后再步行三四里地才能到达学校。到学校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进教室，而是对着校旗三鞠躬，嘴里念着：“我今天侥幸还活着，只要一天不炸死我，我就决不缺课！”

为了讲好国学，刘文典将他的“狂劲儿”发挥到了极致，他从来不按照学校安排的课时上课。

有一次，同学们刚进教室上课，凳子都还没捂热，刘文典就大声宣布：“下课！下一节课在下周三晚上八点，咱们操场上见！”他每一次的出其不意，都会让学生们惊讶不已，大家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直到那天晚上上课，刘文典指着天上挂着的明月，念起了《月赋》，同学们才豁然明白，先生是要讲《月赋》。

月亮底下上课，刘文典可以看清每一个学生，他洋洋洒洒，一讲就讲到大半夜。

而学生们却炸开了锅，第二天的课怎么办？大家都因他这套不按章法出牌的教学，称他为“刘疯子”。可即便是这样，只要是刘文典的课，依然坐无虚席。

1949年，胡适为刘文典办理了签证，找好了住处，希望他去国外深造。可刘文典却给人泼了一头冷水，他对胡适说：

“屈原《九章》里早就说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守丘’，就算是一只狐狸死在了外面，它都知道要把头朝着家的方向。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就这样，刘文典带着他的“狂”一路走了几十年，终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放下了。他带着委屈，带着不甘心，带着他的庄子突发脑溢血走了，云南大学后面的荒山是他最终的归宿，一抷黄土没有墓碑。

直到1983年，刘文典才得已迁回故乡，他依然是那个大师。

不只是刘文典，从民国走来的大师，他们博学，他们执着，他们都有铁骨铮铮的文人风骨。

而如今，娱乐至上，消费至上却成为了社会的主流；知识分子只关注名气、财力、职称，却忽略了节操；大众的小目标都是去赚一个亿，却没有时间去读一本书；年青人记住的不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而是明星网红。

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下，我们必须去重温这些大师。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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