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2日，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走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大门，郭沫若院长和中科院的众多专家热烈欢迎他，钱学森并没有立即开始他的科研工作，被安排前往东北进行工业考察与讲学。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参观过程中，钱学森提出了对哈军工建设的独到见解，为什么我国不能自己培养技术人才而聘用外国专家？

1952年，毛主席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陈赓——建设一所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军事工程学院，培养能够满足新中国军事发展需求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学院要承担着培养大量技术骨干的重任，为未来的军事工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面对这个任务的复杂性和紧迫性，陈赓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毫不敢有丝毫懈怠。

经过一年多不懈努力，哈军工的基本建设终于在1953年春完成，为了确保这所学校的质量和教学水平，陈赓亲自主持筹建，要求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他四处奔波，调动了大量全国范围内的专家、教授参与进来，争取到了最优质的资源支持。到1953年9月1日，哈军工的第一届开学典礼如期举行，陈赓也在这一天，正式担任了哈军工院长。

哈军工逐步扩展了其学科设置，涵盖了陆地、航空、航海等多个领域，到1955年，已经拥有了10个科系，培养了一大批技术精英。在学院日益壮大的同时，陈赓却发现一个潜在的危机——尽管学院已具备了广泛的军事工程技术基础，但在当时世界军事技术的前沿领域——导弹和火箭的制造方面，哈军工仍显得相当薄弱，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陈赓清晰地认识到，这一领域的突破至关重要，因为导弹与火箭的技术是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的战略武器，也是未来军事科技竞争的核心。他决定采取果断的措施，解决这一瓶颈问题，陈赓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在国际航天领域崭露头角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在1950年被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押，指控他涉嫌间谍活动，并立即将他关进了监狱。这一事件发生得十分突然，钱学森被捕后，没有任何实质证据，也没有明确的指控。

在美国的拘押生活中，钱学森的经历堪称一场漫长的精神折磨，在监禁的那段日子里，他被关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黑暗房间，白天和夜晚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最让他感到绝望的是，美方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来折磨他——每隔十五分钟，他们就会故意打开房间内的灯，强迫他无法进入深度睡眠。如此一来，钱学森的生物钟完全被打乱，日夜颠倒，几乎没有时间和空间可以好好休息。

尽管钱学森恢复了自由，他和家人的生活依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美国政府对他的监视并没有停止，每天都会有人在暗中跟踪他，连他外出的行程和与亲友的通信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每当钱学森写信给国内亲人时，信件往往会被提前截留，内容也时常遭到删减。

在美国取得了显赫的学术成就，积累了大量的航天与导弹技术知识，自己最需要做的，不是继续在异国他乡享受学术上的成功，而是将所学知识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在历经艰难的外交努力后，终于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飞机。

当钱学森的双脚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的心情难以言表，回到故乡的这一刻，他却觉得时间仿佛变得缓慢。站在机场的接机口，他看到的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一群科研人员的热烈欢迎，郭沫若和同仁们的到来，让钱学森的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温暖。

回国后的几个月里，钱学森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党组织对他寄予厚望，迅速安排他前往新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进行视察和指导。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抵达哈尔滨，身心虽稍感疲惫，但内心的激动却无法言表。

哈军工的门口，钱学森一时间有些震惊，他无法相信这座新建的学院居然如此雄伟气派，完全不像是一所刚刚建立不久的学校。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却不只是学院的建筑，还有一排排穿着整齐的学院领导，他们站得笔直，目光炯炯，仿佛都在期待着这位国家的航天英雄的到来。

为首的人正是哈军工的第一任院长兼政委——陈赓，身为副总参谋长，事务繁忙，平时很少有时间出现在哈军工，这次他亲自从北京赶来，正是因为得知钱学森要来视察，才急忙乘坐航班赶到哈尔滨。钱学森与陈赓见面时，两人热情地握手，眼中都闪烁着对对方深深的敬意和对共同事业的信心。

陈赓带着钱学森参观了哈军工的各个学院和研究楼，详细地介绍了学院的学科设置、各系的研究方向以及所开设的课程。每到一处，陈赓都耐心地讲解，钱学森认真聆听，不时点头表示认可和赞许。钱学森对于这些学科的布局和学院的规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对学院的建设和科研环境表示满意。

那天晚上，钱学森回到自己在哈尔滨的寓所，疲惫的身体终于可以稍作休息，但他依然没有放下对哈军工的关注。他对陪同他的工作人员和接待人员坦言了自己对这座学院的初步印象：“我们的祖国才刚刚解放了短短几年，哈军工已经迅速建立起来，学院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确实不错，教员们都很有想法，我觉得他们在面对一些关键问题时，缺乏足够的勇气去解决。

钱学森所说的“勇气不足”，在指当时哈军工还依赖于大量来自苏联的专家来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虽然这些专家的专业能力无可挑剔，但钱学森深知，单纯依赖外力并非长久之计。中国要真正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起足够的独立自主的科研精神和技术力量。

当他得知钱学森的这一番话时，陈赓内心充满了激动与赞赏，他认为这正是钱学森身上最为宝贵的品质之一：“啊呀！钱先生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样的品质真是太可贵了！我们国家正需要像您这样具有担当与使命感的人。

1956年2月，钱学森的思考开始凝结成一份重要的文件——《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在这份文件中，钱学森提出了关于火箭、导弹等高科技军事设备的组织框架，还详细规划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发展路线。

在《意见书》中，钱学森列出了一个初步的专家名单，他认为对于这一宏伟事业至关重要的21名高级专家，其中就包括了当时在哈军工任教的庄逢甘等6位教授。钱学森深知，单靠一己之力远远不足，必须要调动国内外优秀的人才资源，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才能推动中国火箭、导弹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1956年5月，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国防部决定正式成立第五研究院，专门负责导弹的研发工作，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肩负起了这一重任。

钱学森也意识到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人才的匮乏，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相关的专业人才极为稀缺。更何况，导弹技术如此复杂，对理论与实践的要求极高，能够掌握并创新这一技术的科研人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陈赓深知，面对这些困境，必须要集中全国的力量，调动各方资源，才能突破这一瓶颈，陈赓明确指出：“要造导弹，必须要集中全国的技术骨干。”在陈赓的倡导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大意义，纷纷响应号召，愿意将自己的骨干人才派遣到第五研究院，为导弹的研制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8年，哈军工也在逐步加强与国防事业的联系，满足导弹与核武器研发的需要，哈军工的空军工程系正式开设了导弹与原子弹专业，哈军工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科研基地之一，逐渐成为中国国防力量提升的关键支撑点。

中国的导弹技术逐渐获得突破，从最初依赖苏联专家的技术支持，到逐步依靠自主研发和培养的科研队伍，外国专家的比例开始逐年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又一批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开始在国内的科研机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的核武器试验在沙漠的荒原上成功爆炸，发射基地内的气氛格外紧张，所有人都屏息凝视着即将发射的“东风2号”导弹。发射按钮的按下，导弹携带着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核弹腾空而起，划破苍穹，飞向了位于800公里之外的茫茫沙漠地带。

当导弹成功命中目标并发生爆炸时，震耳欲聋的“轰”声响彻云霄，随后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直冲云霄，中国成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核武器。

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了表彰他为国家国防建设与科技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