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南京与军事生涯的开始

1933年，姚子健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选拔考试，顺利考入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这所学校直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课程设置和管理模式都带有鲜明的军事化特征。

学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密，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结合紧密。从基础的几何学、地理学到复杂的测绘学，每一门课都需要学生投入大量的精力。姚子健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仔细完成作业，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他尤其对制图技术感兴趣，每次学校组织外出实地测绘时，他都会主动参与，不怕辛苦地练习绘制地图。

军事化管理的学校里，每天的时间都被安排得十分紧凑。早晨天刚亮，学生们就集合开始晨练，随后进入课堂学习。课后，姚子健常常会和同学们一起复习当天的知识点，探讨在实地测绘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经过1年的系统学习，姚子健掌握了包括地形图绘制、测量仪器使用以及精确标记坐标等专业技能。他的努力和天赋使他在测绘制图领域表现得格外出色，得到了老师的认可。1934年春天，他从测量学校的制图班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陆地测量总局，负责地图印制工作。

在总局，姚子健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已有的测绘数据制作地图。这些地图精确度极高，是军队作战、调动以及战略部署的重要工具。他所在的制图科需要将复杂的数据转化为直观的图形，工作中要极其细致，不能有丝毫差错。姚子健每天都需要在图纸前反复推敲，确保每一条线条、每一个标记都精准无误。

秘密加入中共与情报工作

工作不久，姚子健在一次与同乡聚会中，与好友舒曰信聊起了各自的近况。舒曰信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他对姚子健的职业背景十分感兴趣。几次接触后，舒曰信对姚子健的诚实与能力产生信任，便介绍他认识了鲁自诚。

鲁自诚是中共地下情报员，他负责的工作极为隐秘，行动也十分谨慎。第一次见面，鲁自诚没有直接提及任何与情报相关的事情，而是通过闲聊了解姚子健的思想和工作环境。几次接触后，鲁自诚意识到，姚子健的工作与中共情报工作有着天然的结合点。他委婉地向姚子健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并表达了希望姚子健能够参与隐蔽战线的愿望。姚子健认真听取了鲁自诚的建议，并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党组织后，姚子健的日常工作依然如常。他原本在制图科第四股，负责印刷地图的底板制作。虽然这项工作要求严格、技术性强，但直接接触到的机密信息有限。他希望能为党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便以眼疾为由向上级申请调动工作。原本只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调动申请，却意外让他被分配到了负责收发和保管军用地图的部门。

新岗位的工作内容十分关键，姚子健主要负责接收、整理、分发以及保管各种军用地图和军事文件。这里存放的资料种类繁多，从五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的高精度地图到标注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军用战略图应有尽有。除了地图外，他还需处理许多与部队调动、作战部署相关的文件。

隐蔽战线的岁月

在南京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工作期间，姚子健逐步摸清了部门内部的运作规律，他的职责让他得以直接接触到大量涉及国民党军队调动的地图和文件。

他在日常工作中显得极为普通，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收发文件和地图时，他总是遵循流程，看似一丝不苟。然而，在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他会将其中一些关键文件或地图暗中复刻。复刻的过程并不简单，他需要在同事们离开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迅速完成这些任务。他小心地将复刻的资料藏匿起来，等到约定的时间，通过隐秘渠道交给接头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有一次，某部队突然来领取一批涉及华北地区的地图，姚子健意识到这可能与即将展开的战役有关。他迅速调出了相关资料，将地图上的标注细节记录下来。为了防止遗漏，他甚至加班检查了其他相关文件，确保情报的完整性。这些地图和信息后来成为中共掌握国民党军队作战部署的重要依据。

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情报工作越来越深入，每次行动都经过周密的策划和谨慎的实施。直到1938年，他已经在隐蔽战线奋战了多年。

接到新任务，前往香港

1938年4月，姚子健接到代号“熊先生”的联系人传来的通知，党组织决定调派他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接到通知后，姚子健迅速收拾行装，准备前往香港。几天后，他通过安全线路顺利抵达目的地。

在香港，姚子健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和分析从各地汇总来的情报。他的工作内容虽然繁琐，但每一份情报都关乎抗日战场的局势，为党和军队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姚子健很快适应了这里紧张有序的工作节奏，日复一日地处理着大量的文件和信息。

姚子健在香港的工作期间，经常与中共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人潘汉年有交集。潘汉年作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负责人，频繁出现在办事处，亲自指导和处理情报工作。姚子健虽然知道潘汉年的真实身份，也明白他是自己的老乡，但他从未因私事与潘汉年交谈。他严守党的纪律，只在必要的工作场合汇报情况或领取任务。

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了四个月后，党组织决定派姚子健前往延安学习。这个安排再次改变了姚子健的革命旅程，也意味着他即将离开情报工作岗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接到通知时，姚子健领取了两张便条。这两张便条是介绍信，一张写给中央组织部，另一张写给抗日军政大学。便条的内容简洁明确，提到“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为党工作多年”，并用“小开”作为落款。

带着这两张便条和党的嘱托，姚子健从香港出发，经过层层辗转，最终抵达延安。在延安，他正式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军事知识和革命技能。从此，他的身份从一名隐蔽战线的情报员转变为全面参与抗日和革命事业的战士。

身份的确认与生命的终章

2001年，姚子健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中。当时，他的战友沈安娜受邀前往某单位，讲述隐蔽战线的斗争历史。沈安娜是中央特科的一位重要成员，多年来，她的故事成为隐蔽战线斗争中的典范。在这场演讲中，沈安娜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战线故事，尤其讲到一位不知姓名的情报员如何在南京的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冒着生命危险传递重要情报。

坐在听众席中的姚一群，越听越觉得这些故事与自己的父亲有些关联。沈安娜提到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舒曰信、鲁自诚等，正是父亲曾经提到过的名字。演讲结束后，姚一群主动找到沈安娜，并提到了父亲姚子健的名字。沈安娜顿时愣住，连连确认：“姚子健？南京测量总局的那位？”

随后，在姚一群的安排下，两位老战友终于得以见面。那一天，沈安娜见到姚子健时，两人虽已是白发苍苍，但彼此的记忆却异常清晰。沈安娜没有寒暄，直接开口提到了一些往事。“老哥哥，当年你在测量总局传递的那些地图和情报，真的是太关键了！你知道吗，那些情报直接支援了抗战前线的作战部署！”姚子健听得很认真，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的工作竟然属于中央特科。他摇了摇头：“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情报工作，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背景。”

沈安娜进一步解释了中央特科的历史和他们隐蔽战线的组织架构：“其实你一直在为中央特科工作。你的上线有王世英、王学文，还有舒曰信。他们都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

沈安娜还提到，那些年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彼此之间很多人都从未见过面，更别说了解彼此的身份。这是组织安全的需要，也是所有人不得不接受的工作方式。

在这次会面之后，沈安娜立即向组织上级汇报了姚子健的身份，并通过进一步的核实，确认了他确实是中央特科的一员。此时的姚子健已经年过百岁，但这段历史的回归让他那段隐秘而关键的岁月得以重见天日。2018年1月12日，姚子健在享年103岁时离世。

参考资料：[1]孙恺.潜伏敌营 屡立奇功--中央特科情报员姚子健的故事[J].中国档案,2022(8):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