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潘汉年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却鲜有人知他与陈云之间的这段往事。1982年，一则关于潘汉年平反的消息传遍上海滩，可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已在两年前离世。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到背负＂叛徒＂之名，再到最终平反昭雪，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曲折？而陈云为何在他去世后依然不遗余力地为其奔走呼号？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位党内重要领导人至死都难以释怀？
一、潘汉年的革命生涯（1926-1949）
要说潘汉年的革命生涯，还得从1926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春天说起。那年，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谁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代传奇。
1927年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着整座城市。就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潘汉年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保护左联作家的安全。那时候的上海滩，文人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潘汉年白天在《申报》当记者，晚上却在暗中组织左联作家转移。
有一次，他得到消息说国民党特务要抓捕鲁迅先生。潘汉年二话不说，连夜赶到鲁迅住处，带着先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后来鲁迅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能够安然无恙，多亏了这些在暗处默默工作的年轻人。
1931年，潘汉年被派到了十九路军。这支军队虽然是国民党的，但潘汉年凭着自己的智慧，竟在军中做起了统战工作。那年除夕，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一支红军部队穿过军事封锁线，这一举动为后来的抗日统一战线埋下了伏笔。
1936年初，一个更艰巨的任务等着潘汉年。当时中共急需与苏联建立联系，可上海到莫斯科的路途遥远，还要躲避日本特务的监视。潘汉年接下了这个任务，他伪装成商人，辗转数月，终于成功到达莫斯科，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争取到了重要支持。
1938年，潘汉年在武汉做了一件惊人之举。他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主动与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土肥原贤二见面。这次冒险的谈判，为我党获得了大量重要情报。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就说过：＂潘汉年这小子，胆子真大，连土肥原都敢见。＂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给潘汉年起了个绰号叫＂跑腿将军＂。这外号可不是白叫的，但凡有重要的谈判任务，准有潘汉年的身影。从重庆到延安，从上海到香港，他穿梭于各方势力之间，为党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潘汉年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才干。在上海，他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共产党及时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那时候的上海滩，谁能想到，这位在《申报》副刊写文章的编辑，居然就是中共地下工作的重要负责人？白天，他在咖啡馆与文人雅士谈笑风生；夜晚，他却在为革命事业奔波操劳。
二、上海副市长时期的辉煌（1949-1955）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这位曾在上海滩打过游击的地下工作者，摇身一变成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重要管理者。
上任伊始，潘汉年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管理这座复杂的商业之都？当时的上海，既有大量的工商业资产，又有众多的外资企业。一方面要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还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处理上海的工商业改造问题上，潘汉年采取了一套独特的方法。他提出了＂四马分肥＂的政策：国家、企业、职工、股东各得其所。这个政策既保护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又照顾到了工人阶级的诉求，使得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比其他地方更为平稳。
1950年春天，上海发生了一起罕见的粮食危机。当时有传言说政府要改革货币，导致市民争相抢购粮食。潘汉年立即组织人手，一面稳定市场供应，一面派人到各个居民区澄清谣言。短短几天内，局势就得到了控制。
在与陈云的合作中，潘汉年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1951年，陈云提出要整顿上海的金融市场。潘汉年根据这个指示，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实施方案。他先是摸清了上海所有钱庄的底细，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类处理。这种方法既打击了投机倒把，又保护了正常的金融活动。
潘汉年在任期间，还做了一件让很多老上海人记忆深刻的事。他推动建立了＂工商业联合会＂，把分散的工商业者组织起来。每个月，他都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意见。正是这种做法，让上海的工商界对新政权建立起了信心。
1953年，上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潘汉年负责具体实施工作。他提出了＂保护生产力＂的口号，主张在改造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技术人才。在他的建议下，许多原来的企业技术骨干都被留用，这为上海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有一次，一家纺织厂的老板想把机器设备转移到香港。消息传到潘汉年耳中，他没有采取强硬手段，而是亲自登门拜访这位老板。经过详细沟通，这位老板不仅放弃了转移计划，还把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授给了工人。
在处理上海的文化事业时，潘汉年也显示出了高超的智慧。他支持恢复了一些老字号的经营，保护了许多历史建筑，使得上海既保持了现代化的步伐，又没有丢失城市的文化特色。
1954年初，上海举办了一次工商业展览会。展会上不仅展示了国营企业的成就，还特别设立了私营企业专区。这个安排让很多私营企业主感受到了政府的诚意。展会结束后，掀起了一股公私合营的热潮。
三、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1955-1968）
1955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上海的平静。在一次例行会议上，潘汉年被告知需要去北京＂汇报工作＂。当天晚上，他便离开了工作了近六年的上海市政府大楼。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十三年。
这场风波始于一份关于潘汉年在抗战时期与日本特务机关接触的调查报告。1955年春，康生向中央提交了这份报告，指控潘汉年在抗战期间的谈判活动＂可疑＂。尽管这些谈判都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这些过往都被重新解读。
1955年7月，一场针对潘汉年的审查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那些曾经被称赞的革命功绩，现在都成了指控的证据。他与日本特务土肥原的谈判、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与国民党的统战接触，都被描述成了＂叛徒行为＂的证据。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很多与潘汉年共事过的同志也受到了牵连。上海市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被要求交代与潘汉年的关系，一些曾经在地下工作中与他有过接触的同志也被审查。原本热闹的上海市政府大楼，突然变得格外安静。
1956年初，潘汉年被关押在北京的一处看守所。在那里，审讯人员不断要求他交代＂叛变＂的经过。每当他试图解释这些都是组织安排的任务时，却总是得到＂抗拒改造＂的指控。那些曾经被誉为＂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经历，此时都成了质疑他的理由。
这期间，陈云曾多次为潘汉年说话。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陈云明确指出，潘汉年在抗战时期的谈判活动都是经过组织同意的，不能简单定性为叛变行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
1963年，一份关于潘汉年案件的新结论出炉。这份文件将他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认定他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叛变革命。随后，他被转移到河南的一个监狱。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就这样在铁窗之下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潘汉年的处境更加艰难。他被多次批斗，那些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被扭曲成了＂反革命证据＂。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承认过＂叛变＂的指控。
1968年，潘汉年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在这座他曾经主政过的城市里，他成了一名普通的囚犯。那些曾经和他共事过的同志，此时也大都身陷囹圄或者靠边站。这座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城市，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名字。
就这样，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建国后为上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在狱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十二年。而这场政治风暴，也让许多了解真相的人不得不保持沉默。
四、陈云的三次营救（1955-1982）
在潘汉年蒙受冤屈的漫长岁月里，陈云三次出手相助，试图为这位老战友讨回公道。这三次营救虽然未能即时改变潘汉年的命运，但为日后的平反埋下了重要伏笔。
第一次营救发生在1955年。当潘汉年刚被拘押时，陈云立即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报告中，陈云将潘汉年在抗战时期与日本特务机关接触的每一次活动都作了说明。他指出，这些活动都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特殊任务，决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叛变行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云甚至拿出了当年的相关文件，试图澄清事实。
1956年春天，陈云又一次出手。这次他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先后走访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收集他们对潘汉年案件的看法。在一份给最高领导层的信中，陈云详细列举了潘汉年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为党所做的贡献。
然而，这两次营救都未能改变局势。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政治环境更加复杂。陈云不得不暂时沉默，但他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潘汉年的案件。期间，他让自己的秘书收集整理相关材料，为日后重启案件做准备。
第三次营救发生在1972年。这一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日关系出现转机。陈云认为时机已到，再次提出重新审查潘汉年案件。他特意找来了几位当年参与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让他们以书面形式回忆了与潘汉年共事的经历。
在这次营救中，陈云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评价一个地下工作者，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举例说明，潘汉年在抗战时期与日本特务周旋，表面上看似乎可疑，实际上却为党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这种特殊工作方式是地下斗争的需要。
1975年，陈云又做了一件事。他让人整理了一份详细的档案，记录了潘汉年从1926年入党到1955年被捕期间的主要活动。这份档案后来成为平反案件的重要依据。
即便在文革最艰难的时期，陈云也没有放弃对潘汉年案件的关注。每当有机会，他都会打听潘汉年在狱中的情况。他还特意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把所有与潘汉年案件有关的材料都妥善保存。
1977年，形势开始好转。陈云抓住机会，再次向中央提出重新审查潘汉年案件的建议。这一次，他提供了更多的历史资料，包括一些当年参与地下工作的同志的证词。这些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潘汉年的革命历程。
在陈云的坚持下，许多当年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也开始发声。他们纷纷提供证据，证明潘汉年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工作都是组织安排的任务。这些证词为最终平反奠定了基础。
虽然直到1982年潘汉年才得以平反，但陈云的三次营救展示了一位老同志对革命战友的深厚情谊。这些努力虽然没能让潘汉年活着看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天，却为历史留下了一段感人的佳话。
五、最终的平反昭雪（1982-1984）
1982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这一天来得太晚，潘汉年已经在1977年4月离世。但这份迟来的公道，终于还原了一位革命者的本来面目。
平反工作从1980年就已经开始。中央专门成立了调查组，深入调查潘汉年案件的始末。调查组首先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括延安时期关于特殊工作的指示文件、抗战时期的情报资料、以及解放后上海市政府的工作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一份尘封多年的文件引起了特别注意。这是1939年周恩来亲笔签发的一份指示，明确授权潘汉年与日方进行谈判。这份文件成为证明潘汉年清白的关键证据。调查组还找到了当年参与地下工作的多位老同志，收集了大量证词。
1981年底，调查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潘汉年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55年被捕的全部经历。特别是对1939年至1945年期间他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进行了详细考证。报告指出，潘汉年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活动都是执行组织任务。
1982年3月，一场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的老同志们纷纷发言，讲述了他们所知道的潘汉年事迹。一位曾在上海工作过的老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1941年，潘汉年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一份情报，帮助党组织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平反文件公布后，上海市委立即着手恢复潘汉年的名誉。他生前的办公室被重新整理，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收集保存。那些曾经被抹去的功绩，重新被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1983年春，上海市政府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许多曾经与潘汉年共事过的老同志相聚一堂，回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一位退休的工人讲述了1950年粮食危机时期，潘汉年如何带领市政府化解危机的往事。
同年，一批关于潘汉年的历史资料被公开。其中包括他在1949年至1955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期间的工作档案。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他在处理工商业改造、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贡献。
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全面回顾了潘汉年的革命生涯。文章特别提到了他在抗战时期领导上海地下党的艰难岁月，以及解放后主持上海工作的重要贡献。
重获公道的不仅是潘汉年个人。那些因为与他有关系而受到牵连的同志也陆续得到平反。一些被迫停职的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一些被错误批判的政策也得到了纠正。
平反之后，潘汉年的家人收到了许多信件。有的是老战友的回忆，有的是普通群众的慰问。这些信件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沧桑，也见证了一位革命者的坎坷人生。在上海市档案馆，一个专门的档案室保存着这段历史，供后人凭吊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