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

1932年9月，江西宁都北洛口，一条小溪旁，毛泽东独自一个人在树林外的竹林边徘徊思虑，脚下潺潺的溪水，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因为短时间以来，红一方面军前方的指挥人员，与后方中央局的领导们，在关于红军下一步行动的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

这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指挥人员忧虑不已。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不久之后的一次会议上，苏区中央局前后方人员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烈。甚至毛主席的军权，都在这次会议上，被解除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重回红军领导岗位，打了胜仗但与后方领导分歧更甚

1931年的赣南会议上，中央苏区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设立了中革军委，取消了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这一职务。到了1932年，苏区的中革军委又一次调整了当时的红军编制，也就是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政治部主任，但是并没有恢复毛主席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不过，毛主席还可以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跟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7月份，红一方面军组织进行了南雄、水口战役，击溃了粤军15个团，将本来想要入侵赣南的粤军逼回了南雄，进一步稳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翼。

然而中共苏区中央局却在7月15日这天，发布了《告前线红军战士书》，命令红一方面军去佯攻赣州。然后主力由赣江上游渡河，沿着赣江西岸北上，做好准备与蒋介石中央军的主力进行决战，“造成占领南昌与包围武汉的形势”，争取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重大胜利。

面对如此冒险激进的计划，毛主席和朱德以及王稼祥等当然反对，几天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让书记周恩来直接去红一方面军总部与毛主席、朱德等人进行沟通，任弼时则代任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在前方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也同意了红一方面军前方的意见。于是大家一起致电给苏区中央局，在电报中他们写道：“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都有被敌人决断的危险。因此，我们决定往赣江下游先攻取万安，再渡河解决陈罗等4个师的主力，攻取吉安等城市。”

也就在同一天，他们还联名向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建议，一方面希望能够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治委员。另一方面是建议毛主席担任总政委，同时作战指挥权归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和决定权归属中革军委，行动方针上，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在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了会议，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表示，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经过激烈的争论，苏区中央局总算改变了要红军主力与敌人决战的冒险计划。会议也决定了让毛主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算让毛主席再次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了。

十天后，红一方面军强攻乐安，全歼了敌军一个旅，还俘虏了3000多人，四天以后，又在宜黄北歼灭了敌军三个团，俘虏了2000多人。

打了胜仗之后，大家情绪都非常高。这时候根据前方侦察发现，陈诚的第二路军、三个师已经增援到宜黄一倍的地区，如果继续按计划攻打南城，势必造成很大的伤亡。

权益之下，毛主席建议改变计划，休整部队。王稼祥和周恩来也都同意这个建议。可是在向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发出请示之后，却被后方的领导给否决。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要求一方面军继续按计划，正面攻打陈诚部队。

宁都会议召开，毛主席再一次被解除了军权

与后方领导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让毛主席非常苦恼，要知道当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要应对国民党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当务之急就应该抓紧时间休整部队。包括做好群众的工作，从各个方面巩固根据地。

此时毛主席在竹林边一边徘徊，一边深思。他认为瞎指挥一害革命，二害群众，三害自己。同样，王稼祥也对中央局的做法流露出不满，他认为在前方，才最有发言权，包括朱德也认为这是后方领导在瞎指挥。

与此同时，后方的中央局几位领导也对毛主席非常恼火。项英甚至后悔地说：“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总政委就是一个错误。”接着，项英提醒任弼时：“前方不是发来电报建议召开全体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吗？那就依他们，开中央局会议！”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来到了宁都小源村，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在会议上，毛主席遭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主持会议的是任弼时，与会的人员包括了毛主席、朱德、王稼祥、项英等。

项英认为毛主席的所谓“诱敌深入”，其实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而且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改。项英还指责毛主席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

任弼时也认为，毛主席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

此时王稼祥忍不住发言说道：“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这一番话让任弼时和项英等人震惊了。

整个会议开得激烈又压抑，尽管朱德、王稼祥等前方的领导支持毛主席，但是临时中央的代表依旧坚持，要毛主席请病假，回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这等于再次剥夺了毛主席的军权。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怀着沉重的心情，闷闷不乐地走出了会场。晚上，周恩来来到毛主席居住的黄泥小屋中，由于处理前方战事，周恩来没能来得及参加会议。此时，他已经得知了会议的决定，因此心情也同样沉重。

毛主席看着周恩来，忍不住紧紧握住他手说：“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我便何时来。”周恩来用力摇了摇毛主席的手，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翌日清晨，天蒙蒙亮，毛主席与警卫员，便悄然离开了小源村。

左倾主义酿成巨大恶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离开了红一方面军，毛主席来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当时正好，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这里疗伤。毛主席和罗明就在医院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

在交流中，毛主席专门强调了，福建要加紧开展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打运动战。而且在上杭、永定和龙岩这些老区开展游击战，对粉粹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十分关键。

罗明非常认可毛主席的观点，在出院之后，他就专门向福建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对敌人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等。然而他的主张却被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认为是逃跑主义、消极主义。

中共苏区中央局立刻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1933年初，中央苏区刚刚完成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临时中央不得不转入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是以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等人做决定，他们一到苏区就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同时他们还在军事上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指导。面对来势汹汹的第五次围剿，博古和李德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用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之外抵抗国民党的军队，结果却是让红军实力被不断消耗。

在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更是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到极致。在这样离谱的方针下，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可谓步步维艰。到了4月中旬，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然而当时的中革军委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拼命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进行决战。经过18天的浴血奋战，广昌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