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百年。为此，台湾地区设计了众多庆典活动，并广邀参与辛亥革命志士的家属们前去赴会。

受邀的名单里，孙中山的后人自然都在其中。

各大庆典活动开始前，不料发生了一事，令台湾当局很头疼。

孙科的原配夫人叫陈淑英。

陈淑英于1893年出生在檀香山，她姥爷孙观成是孙中山的三叔，她母亲孙殿是孙中山的堂姐。按照辈分算，孙科是陈淑英的表兄。

少年时代，孙科逃难到檀香山，与陈淑英算得上亲戚、同学，外加青梅竹马。

当时的中国盛行所谓的“亲上加亲”，于是，孙科和陈淑英结为了夫妻。

婚后，夫妻俩携手到美国加州大学读书。1913年，陈淑英因诞下长子而辍学。

那会儿，民国刚创建，百废待举，孙中山殷切期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故给长孙取名“孙治平”。

不到2年，陈淑英再诞下一子。孙中山有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所以给次孙起名“孙治强”。

1917年，陈淑英随孙科从美国返回中国，在广州居住。

那时，孙科在大元帅府任公职兼英文报社编辑，公务繁忙。陈淑英则闲来无事，带着两个儿子时不时地回老家居住。

陈淑英在老家时，热心提倡教育，大力开展慈善事业。

有趣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一度成为了新闻人物。

原来，当时中国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为了推销先施公司的商品，除了邀请女模特儿表演外，还特意请了大厂的女化妆师专程到香港为顾客化妆。

由于妇女们大多在家做家务，并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很少有妇女前去接受化妆。

而那时，陈淑英正好在香港办事，得知此事后，为了支持马应彪华侨发展民族工商业，遂主动登报表示愿意接受化妆。

她的大胆，前卫的举动，立即在广东、香港等地引起了轰动。水到渠成，大大带动了先施公司的生意。

回国的几年里，陈淑英于1922年1月在广州生下了长女孙穗英。“穗英”这个名字，也是其祖父孙中山所起。

“穗”就是广州的简称。

孙穗英毕业于美国卫里斯莱大学，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读硕士。她与广东新会人林达文结为夫妻，生有一子一女。

陈淑英的次女在1925年3月出生，取名叫孙穗华。她和姐姐一样优秀，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大学，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了硕士。

孙穗华和云南籍旅美学者张嘉恭结为夫妻，生有一子两女。

在孙科和陈淑英健在时，孙穗英和孙穗华姐妹俩经常回台湾探亲，很是孝顺。

大陆改革开放的20多年以来，她们姐妹俩应邀回大陆参加历次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孙中山和宋庆龄诞辰等重大活动。

话说，陈淑英和孙科先后生育了两子两女。1936年，陈淑英由于不能适应南京的湿热生活，就到了澳门养病。

这段时间内，孙科和当时同居的秘书女友严蔼娟，生下了三女孙穗芳。

1937年，孙科的四女孙穗芬诞生了，不过，孩子的母亲不是严蔼娟，而是上海名媛蓝妮。

蓝妮和孙科是在1935年上海的一次宴会上，一见钟情。此后，蓝妮就当上了孙科的机要秘书。

为了与蓝妮在一起，孙科同严蔼娟分手了。

抗战时期，蓝妮曾一度跟随孙科前往重庆，但最后还是回到了上海同女儿生活在一起。

蓝妮靠着经商、房地产等获利，日子过得很不错。

相比于后两位，孙科的原配陈淑英更着重于自己的事业。抗战初期，陈淑英成立了“中国青年救护团”，派出救护队到内地抗日前线服务。

由此，陈淑英被誉为“救护团之母”。

1947年春，陈淑英担任中山县育幼院董事长，一心扑在中山儿童福利事业上。

同年11月，陈淑英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陈淑英协助孙科竞选“副总统”。

1965年，陈淑英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89年9月，她自己主动宣布退职。

孙科于1952年定居在美国，先在长女家住，之后又去了次子家住。在美国的日子里，孙科深入简出，闭门读书。

他与家人省吃俭用，能动手的都自己动手。

1965年，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蒋介石积极动员，把孙科迎到台湾定居。之后，蒋介石任命孙科担任数职。

孙科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所领受到的待遇也在增加。

不久，和孙科在美国生活的次子孙治强也在台湾定居了。沾了父亲的光，孙治强不仅获得了一桩大洋房，还收到了不少他喜欢的狮子、犀牛等兽头标本。

相比之下，孙穗芳和孙穗芬姊妹几乎与孙科没有再联系。

孙穗芳在1948年被母亲严蔼娟短暂带到台湾、香港，1951年被送回上海阿姨家。

虽然孙穗芳当时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因其父孙科的缘故，一度无法上大学。无奈之下，孙穗芳去求助了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推荐下，孙穗芳次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

之后，因母亲严蔼娟患了心脏病，孙穗芳于1959年获准前往香港去探视。在香港期间，孙穗芳嫁了一个富二代，后移民夏威夷。

到夏威夷生活了一段日子，两人终究分道扬镳。

孙穗芬在母亲蓝妮和父亲孙科闹翻后，她就被母亲带去了香港。她在香港受教育，由于蓝妮的生意头脑很强，所以家里经济条件也很好。

孙穗芬高中毕业后，到台湾考入台湾民航航空公司，成为了台湾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空中小姐。

1966年，或许是父亲太过想念女儿了，在长子孙治平的协助下，孙穗芳和孙穗芬姊妹第一次在台湾见到了父亲孙科。

虽然小辈六人，都是孙科的骨肉。但孙穗芳和孙穗芬同哥哥姐姐始终没有处好关系，两人的名字也从未被列入孙家的族谱。

据说，孙科过世之后，孙穗芬到灵堂祭拜，还引发孙家长辈的微词。

这也为后来孙穗英和孙穗华一起给马英九写信，埋下了伏笔。

其实，孙穗芳和孙穗芬的本事都不小。以孙穗芳为例，她写有《我的祖父孙中山》，出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还在深圳建立了一所孙中山心血管医院。

孙穗芬则获得了美国大学文凭和奖项的肯定，在自己事业上也有很大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她曾公开讲话：“不靠（孙中山）这块招牌”。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典礼活动，没想到孙穗芬来台湾时，不幸车祸过世。台湾当局的心态是，能邀请到的革命后代越多越好。

可孙穗英和孙穗华对于此事，给出了她们自己的看法。在系列活动开始前夕，姐妹俩给马英九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以孙科的墓碑为根据，强调孙科一共有“二子二女”。自从孙治平、孙治强先后过世后，孙辈仅剩下她们姊妹两个。

由此，孙穗芳，以及孙穗芬和孙穗芳的后人一切言论，举动，都无权代表孙家。

国民党收到信件后，很是尴尬，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