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6月5日，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第18届选举结果出炉，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无法取得过半席位，这意味着印人党需要在莫迪第三任期改革压力巨大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反对。印人党对印度内部改革能力有限，对外政策基础则较为牢固，在莫迪政府的改革预计不会取得实质性收效的情况下，印度方面军事冒险的可能性不能忽视。同时，若印度国内因改革无力而持续面临经济压力，印度在经济领域上对华稍微缓和则有一定可能性。

关键词：莫迪，印度，印度人民党，选举，中印边界

2024年6月4日，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第18届选举开票工作正在进行，但从已知的结果来说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简称“印人党”）的选举结果不如预期。印人党拿下人民院约240个席位，没有达到人民院过半数所需的272席。这意味着印人党需要至少三个盟友才能组阁，大概率再次进入几个盟友相互攻讦的“漂浮议会”状态。印人党领导的政党联盟“全国民主联盟”（NDA）拿下300席左右，远低于2019年的352，而印人党是“全国民主联盟”中丢失选票最多的一家。最大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获得99个议席，其主导的反对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获得231个议席。

印人党之前公开宣传自己将赢得人民院400席，出口民调则高达350席，如此高的预期背后可能是印人党对局势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主要问题出现在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拉贾斯坦邦、卡纳塔克邦等印人党过去强势区域。而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印人党将受到来自民意、联合执政的小党以及传统对手国大党更大的掣肘。

印度2024年人民院选举投票

2014年以来，莫迪作为印人党的领导，已经在印度政坛中活跃了10年。应该说，相对于传统精英组成的印度国大党，印人党的执政特点更鲜明，试图进行的改革也更多。其施政特点主要有：

（一）强化中央权力

印人党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印度之前的国家机器发动了挑战，展示了相对于国大党这样由传统精英组成的政党非常新颖、较为草根的特质。对于印度联邦中央而言，这可以说是“新质政治力量”。

在上台伊始，莫迪就开始表现出了显著的集权倾向，这其中包括纵向上对印人党内部派系的压制，以及横向上中央对地方权力的侵占。莫迪在印人党内部塑造了一种“表面团结”，让印人党内部派系难以明晰，更难以对莫迪地位发动挑战，这与印度国大党过去的情况截然相反。

在联邦-地方关系上，莫迪和联邦部长们会绕过省邦行政长官与县一级官员直接谈判，并在实践中破坏了原本属于邦的职权范围。从整体上，莫迪在民生福利、央地权力、财税博弈三个维度上都表现出系统地、制度化地收紧地方权限倾向。对于国家机器，印人党可以大刀阔斧，因为他们与之前的传统精英联系是较为松散和脆弱的。

（二）对社会的渗透和妥协

印人党本身崛起于印度的基层社会，是印度独立之初国大党无法覆盖的地方中崛起的政治力量。印人党前身是在印度独立之初就组建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依托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粘合社会的各种群体，并在长期的基层政治活动中建立了庞大的社会网络，抢占了印度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印度的社会基础，最终形成对国大党的合围态势。1980年，在国大党已经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印度人民党方才成立。

这种出身让印人党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并确保了印人党相对于传统保守的国大党拥有对社会需求更高的敏感度和灵活度，成为了印度政坛中的“新鲜力量”。其取代国大党形成“一党独大”的结果本身可以看做是印度国内政治的新陈代谢。

但另一方面，印人党的这种出身也让印人党本身缺乏足够的革命性，印度的问题是深层的，是殖民体系、传统社会共同塑造的产物，他们的传统力量成为了印度现代化的最大壁垒。印人党将这些社会力量粘合，也意味着印人党不得不将这种碎片化的社会需求全部整合入自身的政治主张中。相应的，印人党在国家层面推动改革也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其根基在于对印度社会前现代社会现状的接受，而非改造。

所以印人党一方面可以在联邦乃至地方的国家机器中进行大规模的集权，因为他们是有强大社会支持的新政治力量。但另一方面，印人党对于社会的反抗往往呈现出更容易妥协的特点。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1年农业改革，面对各地农会的抗议以强硬著称的莫迪选择了妥协。印人党的社会支持才是基本盘。

2021年印度农业改革引发大规模抗议

（三）对基本盘的重塑手段

但即便是基本盘，印人党和印度社会本身也不可能和谐一致。同时，掌握执政权力的印人党也需要建立进一步覆盖全印度的利益基础。整体上看，印人党有两个手段来处理这样的政治需求。

首先，是建立新的全国性利益链条。印度人常常抱怨，印人党执政这些年，经济改善不明显，但跟着印人党的企业都发财了。这其中信实工业、阿达尼集团、塔塔集团等为代表的超级商业集团是印人党，或者说是莫迪的核心支持者。而信实工业、阿达尼集团的老板先后登顶亚洲首富，足见其涉足的利益规模之巨大。大型企业也发现了，相对于过去国大党时期印度错综复杂的利益联系，更为集权的莫迪无疑更容易打交道。这种利益结构随着印人党权力集中程度提高而越来越紧密，赋予了印人党全国范围内活动和改革的资本，也符合印人党的现实政治需要，但背离了印人党过去倡导的扶持中小企业主张。

其次，印人党会毫不犹豫地制造“敌人”。这种“敌人”可以是印度所有的非印度教人口（特别是穆斯林），可以是克什米尔或者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可以是巴基斯坦，还可以是中国。印人党会在内部改革难以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对内诉诸印度教民族主义，压制穆斯林等非印度教人群，乃至不惜制造剧烈的社会冲突。对外则可以制造与巴基斯坦、中国的紧张关系，以此粘合内部，避免印人党内部分裂。

所以某种程度上，印人党在掌握全国权力后，有朝着精英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是印度国内民主制度规则的产物。印度这套源于英国政治的体制有着很强的韧性，帮助印度建国后维持住了基本的统一和秩序，但也因为缺乏现代化改革和革命，赋予了前现代社会力量和殖民主义秩序存在的正当性，塑造了印度无法轻装发展的窘境。

2020年印度颁布新的《公民身份法》引发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大规模冲突

如前所述，印人党会在国内需要的时候诉诸国际紧张状态来实现部分的国内政治需求。但这并不绝对，国际事务上印度有另一层逻辑需要考虑。

（一）印度存在着极强的自我中心观、独立意识和“优越论”叙事

印度传统上存在着“印度中心观”（India-center Perspective），其概念源于印度古代国际关系思想的“中心—边缘”圈层等级“曼荼罗”（Mandala）体系，中心国家是该体系的核心并享有至高地位，具有统治和影响周边国家的权利和责任。

印度作为一个从殖民主义中独立的大国，其对于政治独立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同时相对于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印度在体量、政治制度化水平上确实有着较大的优势。不论是通过持续反殖民主义运动上台的国大党，从印度教民族主义中走出的印人党，还是其他拥有左翼思想或者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维持政治独立确实都是共识。

不过在印人党执政期间推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中，这种“优越地位”更为明显地被正式化、固定化。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天命论”的叙事作为自我认同的基础之一，“印度天命论”认为印度是世界上的“第一等大国”，这一地位是印度与生俱来，而非需要通过后天争取或者其他国家恩赐所获得，他国对此予以接受即可。这种论调就进一步赋予了印度在南亚以及其他地区采取扩张性政策的“正当性”。

印军在克什米尔

（二）印度在南亚次大陆有相当强烈的扩张主义倾向

印度的精英继承了英属印度的地理概念，他们一直在试图维持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上优越地位的同时，伺机对周边国家进行侵吞。除了巴基斯坦外，印度对于尼泊尔、不丹、孟加拉、斯里兰卡的政策都非常强硬，对阿富汗和缅甸乃至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介入干预。印度将自己视为南亚次大陆的领导者，印度因此也会本能地认为中国或者其他域外国家在南亚地区的合作是一种针对印度的战略限制措施。

（三）印度对西方态度微妙

在印度政府的概念中，印度是“非西方国家”但“不反西方”。现代印度被视为“最大的民主国家”，与美国塑造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有着价值观上的契合之处。目前，印度在与美国开展合作时，往往以此作为合理性论证的价值锚定。除了美国外，印度也在开展与欧洲、日本的合作，并将这些与西方的合作视为发展的机遇。在莫迪执政期间，印度与西方关系确实有了较大发展，达成了诸多之前没有的战略合作。

但在另一方面，印度对于西方的干涉往往反应激烈，并对与西方合作过程中常见的干涉保持警惕。印度需要维持南亚次大陆的绝对领导权，也因此需要维持其在印度洋的海上存在，这与美国的全球霸权事实上存在矛盾，也是美国在此之前长期扶持巴基斯坦的核心逻辑。尽管现在美国由于中美关系趋于战略竞争而试图拉拢印度，所以对于印度的扩张姿态相对容忍，但其中的内在张力并不会消失。

（四）印度支持自身作为领导国家之一的多极化

印度认为目前世界的“单极体系”是一个事实，但“多极化趋势明显”。印度在建国初期就以“不结盟运动”领导人自居，在现阶段也支持“全球南方”。印度的目标就是要维持自己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为此提出了“西南国家”概念，要“扎根全球南方，统领南方国家，融入西方”，也就是在承认西方中心秩序的前提下将自己作为联结“政治西方”与“经济南方”的桥梁，是要“改良和修正世界秩序”。

苏杰生与布林肯会晤

（五）“管控中国”

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是“先于”印度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是“要反对西方中心秩序”的，因此“中国是印度需要管控的问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被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视为“反西方话语”。这种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很可能是错误的）构成了印度对华认知的主轴。

但与此同时，印度依然无法避免与中国的合作，包括经济上的和在“全球南方”上的合作。印度希望在不被牵连到中美冲突的前提下，在美国体系内利用中美趋于战略竞争的机遇对中国既有地位逐步“取而代之”，让印度获得更好发展机会的同时，更好地遏制中巴关系发展给印度带来的“安全问题”。

此次印度大选，印人党的小胜事实上等同于失败。因为莫迪前两个任期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太多实质上拿得出手的成绩，所以第三任期存在着较大的改革压力，特别是征地法改革这样被寄予厚望的重大改革。而现在在人民院的席位数量不足半数，意味着印人党无法单方面无视盟友利益推动自身意志，需要为“全国民主联盟”的其他政党出让更多利益，这也会导致在更大改革压力的环境中，印人党的改革能力反而出现了下降。

因此，莫迪可能会面对第四任期的重大考验，印人党“一党独大”的格局将可能趋于瓦解。

而如前所述，在内部难以推动改革的情况下，印度可能会诉诸制造外部矛盾来缓解内部压力，因此中印关系的基本状态在特定时间段有恶化的可能性。印度政府可能会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制造中印冲突，重新凝聚自身支持，而其规模取决于国内政治一些具体事态的急迫性和严重程度。印度再度制造类似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这样的军事冒险可能性是存在的。莫迪政府的中印边境政策仍遵循“强基建、重军事、勤练兵、搞开发”的四项基本原则，多管齐下旨在大力强化对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和长久经营。这预示着中印边境对峙长期化、复杂化趋势仍会持续，该地区依然随时可能成为新一轮直接冲突的爆发地点。

2020年6月15日的加勒万河谷冲突

但同时，印人党的政治支持减少则意味着印人党的军事冒险一旦无法达成预期，则制造军事冒险的投机反而可能演化为自身的国内政治灾难。印人党如果没有看到非常直接的收益预期，则比较有可能不会轻易采取军事冒险行为。从这个逻辑上说，如果中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如保持前沿密集和持续的侦察监视，以及一线部队保持快速机动能力，可以让印度无法确认收益或者产生收益很低的预期，新一轮边境冲突是可以被抑制在萌芽状态的。

如果印度无法通过军事冒险来获益，那么在其他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则存在一定可能性，比如印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中国投资、人员流动的限制以改善经济活动。不过如果考虑到印度社会对“印度制造”已经有了相当预期的情况，这种回暖整体上依然会是有限的、短期的，并且不会改变中国在印度投资所面对的制度性风险。

印度试图对华“取而代之”的战略是长期的，印度目前也缺乏对外国投资的保护意愿，因此印度国内投资环境对中国企业而言依然颇具风险。而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海外投资、海外资产也会面临印度的非传统威胁。印度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已经被证明参与、策划了多起针对中国海外利益的袭击，这种威胁也不能忽视。

在取得现代化改革基础之前，印度要“取代中国”可能性不太大，但印度制造麻烦的能力亦不能小觑。印度大选后其国内政治结构会进入新的变迁周期，在莫迪第三个任期内中印之间在边界问题上局部风险失控，以及在经贸、全球南方问题上出现小范围回暖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在大战略上，印度可能仍会维持基本战略方向，目前还没有新变量出现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