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 刑事研究院 文章/李永辉

一、新闻事件

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布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盗窃罪案件。2023年7月，李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本人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出售给他人使用，获利1000元。2023年8月3日、4日，在不法资金（异常资金63万元）流入其账户后，李某发现其出售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内有可以支取的资金，便通过挂失补办银行卡的方式，将卡内资金占为己有，分两次取现共计8.63万元，用于个人花销。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万二千元。

二、法律分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自2020年10月“断卡”行动以来，帮信罪出现较快增长，相关数据显示，帮信罪已连续成为全国范围内被起诉人数排名第三位的罪名，仅次于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以“两卡”（手机卡、银行卡）类犯罪特别是提供银行卡类犯罪占绝大多数，主要为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套现、取现的工具。被追诉人员身份结构以中青年、中低学历、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其涉案经过一般或是由熟人组织、介绍卖卡，或是在网络上搜索信息时与人结识而提供银行卡。一方面涉案人员的居住地集中在二三线地区，与亲戚同乡交往较多，容易听信熟人怂恿而提供银行卡；另一方面涉案人员的经济状况一般较差，又难以通过正规途径获得贷款，故易于被网络信息蛊感而提供银行卡。涉案人群的学历普遍集中在初高中之间，法治意识较为淡薄，对禁止出售银行卡的警示告知置若罔闻。本文重点梳理和解读帮信罪“两卡”的相关规定。

（一）刑事司法政策

坚持依法从严处罚和全面惩处的方针，坚决严惩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和人员、贩卖“两卡”团伙头目和骨干、职业“卡商”、行业“内鬼”等。同时，注重宽以济严，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特别是其中被胁迫或蒙骗出售本人名下“两卡”，违法所得、涉案数额较少且认罪认罚的，以教育、挽救为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二）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帮信罪的证明逻辑

1. 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考虑到与传统犯罪中帮助行为不同，存在网络犯罪侦查难、取证难、惩治难的问题。当前网络犯罪的特点为行为主体陌生人化、行为分工细致化、意思联络不明确性，导致网络犯罪的规制面临障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中被帮助对象的行为必须构成犯罪，此处“犯罪”应理解为相关犯罪查证属实，而不应理解为要求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同时，即使被帮助对象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构成要件，但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未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也不应影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

2. 主观上帮助行为人具有明知，包括知道和证据推定应当知道，确切明知或概括明知。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既要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与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人的关系、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时间和方式、获利情况、出租、出售“两卡”的次数、张数、个数，以及行为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同时注重听取行为人的辩解并根据其辩解合理与否，予以综合认定。

2.1跨省或多人结伙批量办理、收购、贩卖“两卡”的；

2.2 出租、出售“两卡”后，收到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电信服务提供者等相关单位部门的口头或书面通知，告知其所出租、出售的“两卡”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未采取补救措施，反而继续出租、出售的；

2.3出租、出售“两卡”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冻结，又帮助解冻，或者注销旧卡、办理新卡，继续出租、出售的；

2.4出租、出售的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网络账号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查封，又帮助解封，继续提供给他人使用的；

2.5 频繁使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2.6 事先串通涉及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

2.7 曾因非法交易“两卡”受过处罚或者信用惩戒、训诫谈话，又收购、出售、出租“两卡”的等。

3. 客观上行为人为他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

3.1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的；

3.2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的。

4. 帮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

4.1 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注：为同一对象提供三次以上帮助的，不宜理解为“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

4.2 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注：单向流入涉案信用卡中的资金超过三十万元，且其中至少三千元经查证系诈骗资金。行为人能够说明资金合法来源和性质的，应当予以扣除。行为人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接收电信网络诈骗资金，但行为人未实施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行为，或者未实施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不宜认定为“支付结算”行为）

4.3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

4.4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注：行为人收卡等“成本”费用无须专门扣除）

4.5 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4.6 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注：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死亡、重伤、精神失常的）

4.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节；

4.7.1 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个）以上的；

4.7.2 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的。

4.8实施4.1-4.7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4.2至4.4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他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和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结合主客观证据，重视行为人的辩解理由，确定其行为性质。以信用卡为例：

1. 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

2. 行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

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实施其他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