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庆假期只能看一部电影，那我推荐《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以下简称《莫斯科行动》）。

电影劳模邱礼涛一如既往在水准之上。或许没有惊喜，但也绝不令人失望。这部电影既不会大而无当空喊口号，也不会被删减得支离破碎莫名其妙。因为从一开始，邱礼涛就没有纠结，他清楚自己和观众想要做什么。

九十年代外衣包裹着港片内核

邱礼涛不愧是摇滚乐超级发烧友，只用两首歌就勾勒出一个时代。黑豹的《无地自容》音乐一起，观众瞬间穿越回九十年代初的北京，一切都那么躁动、亢奋，欣欣向荣。西德迪斯科乐队Boney M的一曲《拉斯普丁》，又把我们带到了苏联解体后的莫斯科，混乱、颓废却又残留着一丝骄傲。

1993年，上山的中国遇到了下山的俄罗斯，就在两个国家擦肩而过之际，所有的亢奋、躁动、混乱与颓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如何表现这个时代，邱礼涛给出了很多细节。比如苗青山的这身阿迪达斯三道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身打扮是俄罗斯黑帮的最爱。

比如呼啸而过的苏27战机，那曾是俄罗斯军工业辉煌的象征。比如莫斯科音乐厅里奏响的肖斯塔科维奇，那是俄罗斯艺术的骄傲。

但只能说，所有这些元素都只是作为影片的时代背景。导演并没有兴趣进一步表现解体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导演也没有试图去描述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生存状态。当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其实想看一部具有纪实文学意味的电影，把那个时代的混乱和欲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就像《扫毒3》里的越南，异国情调只是点缀，故事还是原汁原味的港产枪战片。反倒是邱礼涛那部以1997年大洪水为背景缉毒电影《绝地追击》更有纪实文学的味道。相比于《绝地追击》里的真实与残酷，《莫斯科行动》就显得过于商业和华丽。但它更符合国庆节这个档期。

邱礼涛扬“长”避“短”

这种商业性也体现在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塑造上。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曾经详细介绍过20年前那场大劫案（看这里），相比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电影里所展示出来的抢劫过程就太点到为止了。在当年那趟列车上，乘客们被四伙不同的匪徒抢劫，过程中充斥着暴力和强奸。但电影并没有在这个上面过多着墨，而是快速切换到莫斯科警匪对峙上面。在人物塑造上，无论是张涵予还是黄轩也都过于脸谱化。尤其是黄轩，虽然他努力想要让自己达到加里·奥德曼的那种癫狂状态，但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乖孩子在装疯卖傻。

这里或许有演技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与角色本身有关。说实话苗青山这个人物有点太单薄，这就让演员在表演时不容易找到落脚点。所以最终黄轩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看上去挺凶狠，但并不令人害怕。人物相对比较有厚度的是刘德华那个角色，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本想放弃毫无技术含量的抢劫，却被黄轩抓住了把柄。这个角色最后的处理是神来之笔，永远见不到女儿是对他的终极惩罚。而这也符合刘德华拍片的原则——只要他演坏人，就没有好下场。

相比描摹时代背景和塑造人物的简单化，导演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动作场面上。在一比一还原的莫斯科地下管道飙车，开吉普车撞苏27战斗机，还有影片开头和结尾的火车大乱战……这些场面同“速激”相比也毫不逊色。

所以邱礼涛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充分做到了扬长避短。所谓“长”，自然是有“爆炸狂魔”之称的他对于动作场面的调度。这几年随着他不断拍摄动作片，技艺越发精湛。而所谓“短”，自然不是真的拍不了有深度的故事和人物，深度这种事，对于哲学博士邱礼涛来讲并不是什么难事。“短”的意思是，这部电影的题材本身限制了邱礼涛的发挥。在我们这个影视剧里所有城市名都只能虚构的创作环境里，拍摄一部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能有多大尺度呢？可以充分展现那场火车大劫案的残忍与野蛮吗？可以像《新宿事件》一样深挖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际遇吗？作为一个拿捏尺度的大师，邱礼涛自然明白应该舍弃什么，放大什么。背景和人物简单交代一下就好，而观众喜闻乐见的动作场面自然是越多越好，越猛越好。所以尽管这部影片无法成为真正能够诉说那段残酷往事的经典，但作为一个商业片，它绝对物超所值。

比拍什么片更重要的是有片拍

有网友这样评价邱礼涛：“随便给他一个剧本，过几天就能还你一部电影，这种专业技能是任何其他国产导演都不具备的。”的确，邱礼涛如今已经成为业内公认的万金油导演，就没有他不擅长的类型。恐怖片、三级片、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文艺片……邱礼涛在每个领域都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而把他训练成这种导演的，正是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娱乐圈。在那个年代，邱礼涛是圈里少有的大学生。作为一个喜欢摇滚乐、热爱法斯宾德的文艺青年，邱礼涛自然也有拍摄艺术影片的梦想。但在当年商业气息浓到滴汁的香港娱乐圈，赚钱才是第一位的。要么你就像许鞍华一样，几年都找不到投资拍片，要么你就像王晶一样，一年拍几部电影。邱礼涛选择了后者，他一头扎进了B级片市场。所谓B级片，是对电影投资规模的分类，相比于那些A级大制作，B级片的特点是投资少，拍摄周期短，制作粗糙。为了把这些粗制滥造的B级片卖给观众，制片方就只能走感官刺激的路线，凶杀、色情、恐怖、暴力……于是B级片里充斥着大量的三级片。而邱礼涛，绝对是香港B级片的王者。不仅产量大，甚至可以变废为宝。正巧在发生火车大劫案的1993年，邱礼涛拍出了自己的B级片代表作《人肉叉烧包》。这部电影不仅让香港的叉烧包销量大跌，还把黄秋生捧上了金像奖影帝的宝座。

接下来的几年，两个人再接再厉，又拍出了《的士判官》和《伊波拉病毒》。邱礼涛也没能想到，这几部电影竟然成了cult片的经典。尤其是《伊波拉病毒》，堪称是邪典中的邪典。据说有资深影迷竟然从这部电影里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情绪。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邱礼涛爱拍B级片，而是很多投资人愿意找他拍这种片，因为他钱少活好速度快（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北上之后，邱礼涛的拍片预算大增，而他也展现出自己在拍B级片时练就的成本控制能力，他总是能带给你物超所值的作品。再加上他对内地审查尺度的精准把握，于是便出现了邱礼涛电影从年头放到年尾的奇观。很多人会说邱礼涛缺少艺术追求，但相比于部部电影超时超预算的王家卫，投资人更喜欢多快好省的邱礼涛。而且我始终认为，电影市场的繁荣，依靠的不是小众文艺片，而是大批量水准稳定的商业片。就像是已故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所说：我们一年得拍出几部《东陵大盗》这种赚钱的商业片，才能养活陈凯歌、田壮壮这帮“赔钱货”。所以像王晶、邱礼涛和陈思诚这样的导演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有人投资给邱礼涛拍文艺片他也不会放弃自我表达。他用《等候董建华发落》《性工作者十日谈》《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这些电影，就表达了对香港边缘群体的关注。

用邱礼涛自己的话说：“（边缘工作者）往往被大部分社会人士有心和无意之间疏忽，但其实不论是基于人道、人权的立场或勇敢面对问题的态度，社会人士都有必要正视他们活生生的存在。”所以邱礼涛并不执着于某种电影类型，有机会拍文艺片他也可以表达，没有机会也不要紧。邱礼涛从不纠结，对他来说，比拍什么片更重要的是有片可拍：“即使有时拍了一个烂片出来，我在现场都很开心。从整体来说，片场这个环境我喜欢，我喜欢那个气氛。”而《莫斯科行动》正是不纠结的产物，就踏踏实实拍一部商业片，既然无法承载更多，那不如索性都抛弃，就让观众图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