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永贵虽然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活的却很坦然，没有留下任何遗憾。他说：

“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1981年，退休后的陈永贵，多次向组织上提出搬离国家给他安排的北京交道口的院子。然而，考虑到陈永贵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便没有同意。

后来，在陈永贵的坚持下，组织上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找了木樨地22号楼一套12层楼的三居室，让他搬了进去。

搬到新家后，陈永贵的夫人宋玉林才带着他们最小的儿子陈明亮，也来到北京，和陈永贵住到了一起。对此，陈永贵十分高兴。他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陈永贵虽然搬出了北京交道口的院子，但依然享受着国家给他的正部级待遇，每个月可以领到50元保姆费，加上其他的一些收入，大约有200元左右。陈永贵一家的生活过得十分简朴，因此这些钱也足够他一家人在北京的日常开支了。

关于陈永贵在生活中的节俭，他的儿子回忆说：

“父亲不当副总理后，一个月150块钱的工资，家里当时养活4口人，我小时候能感觉到家里经济不宽裕。因为从他每个月给零花钱上就知道。夏天热的时候，爸爸有时候说给小孙子买冰棍，不买雪糕。五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

那时候，陈永贵经常提着篮子出去买菜。很快，大家就将这位曾经的农民副总理，认了出来，围着他说：“永贵大叔来了？您第一个，您不用排队！”

闲下来的日子，陈永贵过得并不自在。他还是更喜欢劳动，便在从外面晨练回来后，主动拿起笤帚，一直从住的12层扫下去，将楼道里的灰尘打扫干净。对此，楼里的邻居们都十分感激。

此外，陈永贵还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一棵玉米。看着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陈永贵就像关怀大寨的庄稼一样，伺候着它们，爱惜着它们。

一次，陈永贵从睡梦中醒来，对夫人宋玉林说：“我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

听了陈永贵的话，宋玉林知道老伴一定是想参加农业劳动了。也是，只要看到庄稼，陈永贵就高兴。

1983年春，已经69岁的陈永贵再三向组织上请求，希望参加农业劳动，为国家的农业发挥一点余热。

经过认真考虑后，组织上同意了陈永贵的请求。由于担心陈永贵累着，组织上建议他每周只上一天班。

陈永贵来到农场后，农场领导对他十分尊敬，不愿意让他承担太多的体力劳动，便请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一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

然而，陈永贵在农场只把自己当做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很快便和大家打成了一片，受到了东郊农场职工们的欢迎和尊敬。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生病住进了北京医院。

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的时候，陈永贵便不愿意再浪费国家去钱财，主动放弃了吃药。虽然医生多次劝说，但陈永贵的态度却十分坚决。

后来，陈永贵觉得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了，便想着死后要回大寨的事情。在见到大寨来看他的乡亲们时，陈永贵流着泪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块钱够不够？”

听陈永贵这样说，儿子打断了他的话，说：“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这时，陈永贵说：“唉，我又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陈永贵的话说完后，在场的人都感觉到鼻子酸溜溜的。他们都没想到，一辈子倔强如铁人的陈永贵，却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断地认错。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不久后，按照陈永贵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大寨的虎头山上，并在山上撒了一些骨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郭凤莲说：

“后来，跟着骨灰上山以后，撒了一些。大家说不要再撒了，咱们把陈永贵骨灰还是留下来吧……但是也没有给陈永贵开个追悼会，这个我们感到是一辈子的委屈。”

原本，大寨是准备在村里给陈永贵开一个追悼会的。毕竟，没有陈永贵，就没有大寨今天的地位。也许，大寨也会发展，但最多会成为附近富裕一点儿的乡村，也不会有那样的名气。

在陈永贵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之前，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叫做贾进财。贾进财是在1946年大寨解放后，担任了村里的政治部主任的。

然而，在带领大寨村发展的过程中，贾进财发现了陈永贵这个人才，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多次向上级领到反映情况后，将村支部书记的职位让给了陈永贵，自己则成为了陈永贵的副手。

陈永贵没有辜负贾进财和村民们的期望，带着乡亲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硬是通过战天斗地的顽强精神，将村里的“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好，把“三跑田”都变成“三保田”，后来又变成“海绵田”，让大寨村迅速成为模范村。

1958年，大寨的粮食产量首次亩产超过了500斤，比过去提高了三倍多，实现了大丰收。

当年，大寨被山西省委树立为全省的典型。此外，《山西日报》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宣传陈永贵的英雄事迹。

1959年10月1日，陈永贵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一年，陈永贵走过了人生的44个春秋。

1963年，面对特大洪涝灾害，陈永贵重拾了村民的信心，带领大家实干苦干，又一次获得了奇迹般的丰收。

这一年，大寨不仅没要上级为他们调拨的救济粮和其他物资，反而实现了粮食亩产704斤，总产量达到56万斤，向国家交了24万斤商品粮。此外，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还将过去的老旧房屋进行了重建。重建后的房屋，比原来的更加结实好用了。

1964年，毛主席接见了陈永贵，夸他是农业专家。

这一年，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对大寨精神进行了概括，说“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并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

至此，大寨从山西昔阳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走向了全国。

大寨的村民深深地知道，要是没有陈永贵，大寨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如今这个地步的。因此，在大寨村，无论大人小孩，在提到陈永贵的时候，都十分尊重。

1968年，郭凤莲担任了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成为了陈永贵的重要助手。1975年，陈永贵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此后，郭凤莲接任了大寨党支部书记。

那时候，陈永贵虽然离开了大寨，但他的心却一刻也没有与大寨分开过，依然深深地热爱着大寨，热爱着大寨的那片凝结了他大量心血的热土。只要有机会，陈永贵总会回到大寨看看乡亲们，并亲自扛起锄头参加劳动。

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逐渐盖过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对此，大寨的人民群众感到很难理解。

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

开会的时候，陈永贵当着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的面，神情严肃地说：“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

随后，陈永贵又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后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学大寨被中止了。此时，陈永贵也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6年，陈永贵病逝后，大寨村的乡亲们为他搭了一个灵棚，要求昔阳县领导来祭奠。

然而，大寨村却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如果不拆掉这个灵棚，县里的领导就不来参加。对此，原大寨党支部副书记宋立英在后来回忆说：

“（领导）要黑夜就给拆了这个灵棚，郭凤莲那时候也不在咱这儿了，后来把她叫回来，郭凤莲说：‘咱们今天晚上不拆！陈永贵那时候领导咱们是黑夜加班干的，难道这灵棚咱也加了班、也要黑夜拆？咱不拆！明天早上他来这里咱们再拆。拆了结果呢?县里的五大班子也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