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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江山县，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特工人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戴三毛”。

“一戴”指的是军统头子戴笠，而“三毛”则是毛人凤、毛森和毛万里三人，他们以其出色的情报工作和冷酷的手段，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张照片就是“三毛”中毛森的家庭照，照片中的毛森头发非常白，看起来很精神呢，他的妻子坐在旁边笑容满面，看上去挺开心的，孩子们站在身后，一家人还算温馨。

毛森是军统中知名的特务领袖，他通过冒用别人的文凭成功进入警校，这一行为被毛人凤发现后，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毛人凤的赏识，并逐渐被培养为军统的重要成员。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森两度落入敌手又奇迹般地两次脱险，解放战争临近结束时，作为上海警察局长的他手段残忍，疯狂杀人，因此得到了“毛骨森森”的绰号。

迁往台湾后，他又因得罪了蒋经国而不得不前往美国避难，晚年时期，毛森终于有机会回到大陆，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思乡之情。

毛森出生在一个挺穷的农民家庭里，还是家里的老三，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直到他15岁那年，家里的日子才慢慢有了点起色，这才有了让他去上学的机会。

这孩子特别聪明，又爱学习，小学还没念完呢，心里就有了大志向，那时候，他为了能进省立衢州第八师范，还借了同村一个也叫毛善森的孩子的文凭考上了，从那以后，他自己也改名叫毛善森了，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求学旅程。

在衢州第八师范，毛善森认认真真地读了五年书，毕业后，他回到了江山小学当起了老师，可毛善森心里，总觉得当老师这活儿太平淡了，还想再往上走一步，多学点东西。

于是，到了1931年，毛善森一咬牙，跑到杭州去了，没想到，他还挺顺利地考上了浙江警官学校的正科二期。

毛人凤听闻第31届新生中有一个名叫“毛善森”的学生，同样来自江山，然而，这个“毛善森”实际上是毛人凤的同乡，但真正的毛善森并未前来找他，这让毛人凤感到好奇，于是亲自去探望这位学生。

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毛善森”是冒名顶替的，他其实就是毛森，毛森跟毛人凤解释了自己的情况，毛人凤也没多追究，就是建议他改个名字，还打算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腹。

毛森从学校一毕业，就被安排进了一个特别的训练班，而且还加入了复兴社，从那以后，毛森就一直跟着戴笠混，成了军统的一员，在填一些资料的时候，他干脆把名字里的“善”字给去掉了，从此以后，他就正式叫毛森了，这个名字也一直用到了他去世。

毛森这人挺有本事，很快就被戴笠看中了，戴笠派他去福建盯着那边的部队，他装成军事杂志的记者，跑到浦城去，跟当地的军队搞好关系，让他们别掺和福建那边的事儿。

他干完这事儿后，就被提拔为福州市警察局的特警组主任，算是正式在军统里混出了名堂，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一打响，毛森就被火急火燎地召回北京，让他去组建一个叫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的队伍，他自己还当上了直属二大队的大队长。

毛森这人还是很有心眼的，他专门去跟陈仪告别，陈仪这人重感情，很爽快地就送了他一批军用物资，这批东西，后来就成了毛森刚开始建别动大队时候的底气。

1948年，陈仪坐上了浙江省主席的位置，他一掌权，就立刻提升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并且还让毛森同时负责衢州绥靖公署的第二处。

对于这位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恩人，毛森并未表现出偏袒，反而像汤恩伯一样，秉持大义，揭露并检举了陈仪的叛变行为。

当毛森得知陈仪有意图接近中共并计划策反汤恩伯部的机密后，他立刻向上级报告，并密切监视陈仪的行动，不久之后，陈仪被汤恩伯检举，最终在1950年被国民政府在台湾处决。

他回到老家江山招兵买马，很快组建起一支500人的部队，亲自训练，一时声势大盛，后来，他这支部队被编入别动队教导二团，而他也被调往浙江遂安特训班授课。

在那个时候，毛森碰到了他后来的妻子胡德珍，俩人挺对眼的，感情也挺好，但是因为军统里头有规定，不让搞对象，所以他们俩的事儿就只能偷偷摸摸的，没法儿公开。

1938年的时候，毛森被安排到了被敌人占领的杭州当情报站站长，他急需找个既能干又稳重的帮手，于是发电报请戴笠把胡德珍调到杭州来帮他。

胡德珍来了之后，对毛森帮助可大了，还让他有机会装成合法的商人，混进杭州的商界里头，他们开了火腿店、米店，明面上是做买卖，暗地里呢，是搜集情报，还搞破坏日伪的设施。

就在他们新婚没多久，1939年的时候，毛森因为工作的原因被抓进监狱了，日本鬼子对他用尽了酷刑，可他就是硬气，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做生意的。

好在有胡德珍和重庆那边的人使劲儿帮忙，毛森最后总算是脱险了，脱险之后，他就离开杭州去了金华，组织了浙西行动队，继续在敌人后头搞破坏。

1942年的时候，毛森这家伙又偷偷摸摸地跑到上海去捣乱，他在上海干的那些坏事，把京沪两边的日军大佬们给折腾得头疼不已，简直是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他的行踪也被日寇察觉，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依然坚不招供，并设法与外界保持联系，指挥除奸活动。

1944年元旦那天，毛森瞅准日本人不在的空档，在中国宪佐的帮助下，总算是逃出了那个鬼地方，回到了浙西淳安，戴笠一听说毛森干得好事，立马就赏了他个大官，让他去当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还把他从上校升为了少将。

等抗日战争胜利了，毛森立马跑到上海，把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那些人和家产都给接收了过来，顺便还搞了个国防部保密局的上海国际情报站和苏南站，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说来也怪，日伪那边儿可能觉得毛森是个大人物，所以没给他小鞋穿，反而像招待贵宾那样招待他。

毛森解释说：“那些日本人太高看我了，他们觉得只要把我好好关着，再给我点好处，重庆那边就会因为怕我在他们手上有个闪失而不敢在上海搞啥大动作（就把我当成了他们手里的一张牌）。可要是他们把我杀了，重庆那边也不过是再派个人来顶替我的位置，治安问题他们还是解决不了。”

毛森的妻子胡德珍也是军统特工，她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重庆的戴笠。戴笠得知后指示说：“只要毛森能保住性命，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

于是，毛森趁机对日本人说：“我愿意尽力协助你们维持治安。但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大事，希望你们把抓到的我的人交给我指挥，同时让我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系；这些事情都由我全权处理，你们不要插手。”

日伪那边对这事儿还挺高兴的，就像是捡了个便宜，毛森就说：“那时候，其他的那些行动小组基本上都被日伪给端了，除了我之外，上海几乎都听不到啥枪声、爆炸声了；可自从我被他们给逮住以后，上海反倒是变得安安静静，没啥事儿了。”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误以为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更加觉得他们的“怀柔”政策非常有效。

见过毛森的人，第一感觉是他个子不高也不低，五官还挺立体的，说话也文绉绉的，对人也很客气，看起来就像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不过，你可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其实他是个性格凶狠的人，跟外表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王绍谦是戴笠的秘书，他和毛森经常一起工作，他曾讲过毛森的一个小习惯：毛森自己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他还规定，在他办公室里，谁也不能抽烟。

有一次，有个手下没憋住，偷偷抽了几口，这事儿让毛森给知道了，他直接让卫兵搜身，结果还真从那人身上搜出了六根还没抽完的烟。

他让这个手下把烟泡在开水里，然后喝下去，还说：“你这么喜欢抽烟，就这样抽吧！”这事儿让大家都看出了毛森的厉害，有人在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骨森森”。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毛森预感大势已去，便逃离上海前往台湾。

然而，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和台湾政治局势的变化，他的地位也逐渐边缘化，后来，他蛰居香港、泰国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毛森老了以后，心里头老想着老家，1992年5月，他就带着家人，从美国飞到上海，去看看好多年没见的亲戚朋友们。还回到浙江江山老家，实现了多年想回家的愿望，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步履蹒跚、老态龙钟。

这是毛森和家人回浙江探亲时的照片，毛森看上去没有那么精神了，整个举止看上去有些局促，戴着眼镜头发花白，可能心里也在后悔吧。

回到美国后，毛森在同年的10月份在旧金山去世了，他的坟墓正对着金门大桥，横跨在太平洋之上，远远地望着祖国大陆的方向。

他的一生，从江山少年到军统特务，再到逃亡生涯的凄凉晚年，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戏剧性转折。

历史上今天——毛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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