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皖南查济古村，月光洒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树影斑驳。

稻田深处传来几声微弱的蛙鸣，这稀疏的“阁阁”声，与三十年前江南水乡响彻田野的蛙声交响乐形成了鲜明对比，令人不禁感叹世事变迁。

这景象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曾经的“稻田合唱团”如今为何如此寂寥？

蛙鸣曾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标志之一。

北宋诗人赵师秀的诗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便是最好的佐证。

在农药尚未普及的年代，青蛙是农田里重要的“生物农药”。

据1987年农业部调查报告显示，仅长江中下游地区，野生青蛙每年为水稻种植减少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2.7亿元，相当于每公顷稻田里的3000只青蛙组成了“除害大军”，消灭了90%的二化螟、稻飞虱等害虫。

老农张德贵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插秧时节田埂上随处可见青蛙抱对的景象。

“那时农药很珍贵，我们全靠这些‘绿衣兵’守护庄稼。”

他摩挲着手中的竹烟杆，“孩子们要是抓了青蛙去钓龙虾，被大人发现少不了一顿‘竹笋炒肉’。”

这样的和谐景象却在1993年发生了转折。

当年，某美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田鸡百味》的文章，意外地掀起了一股都市食蛙风潮。

上海老正兴菜馆的“宫保田鸡”日销三百斤，南京夫子庙夜市的“炭烤蛙腿”摊前更是排起了长龙。

野生青蛙的收购价也从每斤0.8元一路飙升至12元，相当于当时工人三天的工资。

这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一场针对青蛙的“浩劫”开始了。

生态学家李元仲教授在1996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洞庭湖周边村落出现了“全民捕蛙”的现象。

妇女儿童用竹编的“蛙笼”日夜守候在田边，而壮劳力则发明了带有强光的电动捕蛙器，效率更高，杀伤力也更大。

1996年9月，湖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收的受伤青蛙数量同比激增了470%，触目惊心。

除了人为捕捞，环境的恶化也对青蛙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威胁。

农药的滥用和栖息地的破坏，构成了对青蛙的“双重绞杀”。

在江汉平原，95%的池塘被改造成了精养鱼塘，农药包装袋在沟渠里堆积如山。

华中农业大学2015年的研究表明，残留的吡虫啉可使青蛙幼体畸形率提升至68%，而草甘膦则会直接破坏青蛙的皮肤呼吸系统。

那些侥幸逃过捕蛙网的青蛙，最终也难逃化学武器的毒害。

2001年，农业部将黑斑蛙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但此时的野生青蛙种群数量已锐减至1980年的17%。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人工养殖青蛙开始兴起。

走进浙江湖州某生态养殖基地，恒温车间里数万只青蛙在网格间机械地跳跃。

这些经过15代选育的“速生虎纹蛙”，已经失去了冬眠的本能，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

养殖场负责人王经理表示：“现在做种蛙要测DNA纯度，野蛙杂交会影响出肉率。”

美食家们抱怨养殖蛙“失了野趣”，却不知真正的危机正在暗中酝酿。

2022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养殖种群线粒体多样性较野生种群下降了93%，近交系数高达0.35。

这意味着，这些被困在水泥池中的青蛙，正在滑向基因灭绝的深渊。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人们开始探索新的保护和复兴之路。

在江西宜春的生态农场，农艺师们展示了“稻蛙共生”系统。

每亩稻田投放500只青蛙，配合太阳能杀虫灯，使农药使用量降低了80%。

“刚开始青蛙总往田外跑，我们在田埂四周种上茭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现在连蝌蚪都知道留在‘安全区’里觅食了。”这种仿生学的智慧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

浙江大学的生物工程师团队正在尝试用青蛙皮肤分泌物研发新型生物农药。

在云南边境的傣族村寨，古老的“祭蛙神”仪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村民们将蛙形木雕挂在屋檐下，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态保护的重视。

在查济古村，老支书拿着手电筒巡视着田地。

光束扫过之处，新修的生态沟渠里蝌蚪成群。

“去年开始搞‘退塘还湿’，蛙声又渐渐多了起来。”

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你听，这‘阁阁’声多像在说‘合格’？”

夜风送来断续的蛙鸣，仿佛是大地的母亲在欣慰地叹息。

三十年间，从稻田合唱到零星蛙鸣，青蛙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中国农业生态的变迁。

未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守护这田野间的歌声，让蛙鸣再次响彻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