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岸，国土面积仅6.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00万。曾经它也是欧洲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霸主，却在近代沦为靠色情产业“续命”的“欧洲淫窟”。从辉煌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到今日的“性交易天堂”，这个国家的命运转折令人唏嘘。

立陶宛的堕落始于一场“自杀式”的经济改革。

1990年脱离苏联独立后，立陶宛急切地希望西方世界能够接纳它，最终推行全面私有化以及自由化政策。

然而，这场改革如同一场“经济大放血”：国有资产被贱卖，本土企业被外国资本吞并，重工业崩溃，轻工业毫无竞争力。

到20世纪90年代末，失业率飙升至两位数，普通民众月收入不足200美元，连面包价格都成了天文数字。

一位立陶宛老人在采访中回忆：

“苏联时期虽然不富裕，但至少能吃饱。独立后，连工厂的机器都被拆了当废铁卖。”

政府无力扭转经济颓势，竟将目光投向了苏联时期被严令禁止的色情业。2002年，立陶宛议会通过法案，允许性工作者登记纳税，红灯区合法化。官员们说“这是解决就业和吸引外资的捷径。”

讽刺的是这个政策确实带来了一定的效果。

到2023年，色情业贡献了立陶宛GDP的4.2%，全国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超过5万人，实际从业者可能高达30万，其中20%是未成年人。

首都维尔纽斯的“玻璃街”成为欧洲著名的红灯区，每当夜幕降临，霓虹灯下站满衣着暴露的年轻女孩，她们举着写有价格的牌子，用俄语、英语招揽外国游客。

如果说经济困境是立陶宛堕落的导火索，政府的主动“营销”则彻底撕下了这个国家的遮羞布。

2018年，立陶宛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一则广告：一名性感女郎仰卧在地图上，手指紧紧扣住立陶宛的轮廓，配文“立陶宛，欧洲的G点”。

这则广告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德国《明镜周刊》批评：“一个国家的尊严被明码标价。”

更荒诞的是，政府官网公然将色情业列为“特色旅游资源”，宣称“立陶宛女性热情开放，服务价格仅为西欧的三分之一”。

官员甚至在国际会议上鼓吹：“我们的性工作者受过高等教育，能用五种语言交流。” 这种“国家背书”让立陶宛迅速成为欧洲性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据统计，2019年入境游客中，65%的男性承认“体验色情服务”是主要目的。

色情业的“繁荣”背后，是无数立陶宛女性的血泪。在第二大城市考纳斯，23岁的安娜（化名）蜷缩在红灯区的隔间里，她的手臂上布满针孔：“我16岁被继父卖到这里，每天接客20次才能还清‘债务’。”

当然，安娜并非个例。

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表示，立陶宛成为了东欧人口贩卖的中转站，人口贩卖最终导致无数女性被骗或者被绑架到西欧。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政府“合法化”的外衣下，性工作者需缴纳高达30%的“营业税”，如果这个行业合法化，如果保障从业者的安全与健康是必然的，实际上的情况是连最基本的医疗都得不到保障。

立陶宛的梅毒感染率是欧盟平均水平的3倍，而艾滋病患者中大部分是性工作者。一位匿名医生透露：“许多女孩带着溃烂的伤口接客，只因请假一天就会被扣光工资。”

立陶宛的堕落不仅摧毁了一代人，更让这个曾以“欧洲文明灯塔”自居的国家沦为笑柄。

2019年，欧盟人权委员会报告直指立陶宛“纵容现代奴隶制”，法国外交部将其列入“旅游黑名单”。就连本国知识分子也痛心疾首，历史学家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写道：“我们曾是让莫斯科颤抖的骑士，如今却成了欧洲的妓院老板。”

讽刺的是，政府的短视政策并未换来长久繁荣。

随着人口贩卖丑闻频发，立陶宛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外资纷纷撤离。2024年，立陶宛青年失业率再度突破25%，年轻人高呼“宁愿去波兰洗盘子也不当性奴”后逃离祖国。

今天的立陶宛正站在十字路口。

2024年，民间组织“女性之光”发起万人抗议，要求关闭红灯区、严惩人口贩子。部分议员也开始反思，前经济部长阿尔吉尔达斯·布特克维丘斯承认：“我们以为色情业是救命稻草，结果它成了勒死国家的绞索。”

然而，积重难返的立陶宛想要重生谈何容易。

当邻国爱沙尼亚凭借数字产业跻身“波罗的海之虎”，立陶宛仍深陷道德与经济的双重泥潭。或许正如《经济学人》的评论：“这个国家需要的不只是经济改革，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忏悔。”

立陶宛是一个小国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的缩影，也是短视政策酿成社会灾难的典型案例。

当国家的尊严被明码标价，当女性的身体成为经济指标，这种“繁荣”注定是饮鸩止渴。

立陶宛的未来，或许就藏在维尔纽斯老城斑驳的巴洛克教堂里——那里曾镌刻着骑士的荣耀，而今只剩下忏悔的钟声在风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