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1408-1467）字原德，河南邓州人，享年五十九岁。其下有弟二人，二弟为李谦，三弟为李讓。膝下有二子二女，长子名李璋，次子名李玠。

李贤年十八始受学，宣德七年，李贤二十五岁，举乡试第一，次年考取进士，历任五朝，初官验封主事，遍任兵部、户部、吏部侍郎，后入阁参预机务，进尚书，终以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卒，宪宗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达。

李贤少负盛名，进士中第后，奉命前往山西勘查河津蝗灾。当时名士薛瑄以御史身份家居，李贤曾前往与之切磋义理，薛瑄对其极其盛赞。正统改元，授吏部验封主事，曾建言出塞外降人于京师以省冗费、消未萌之患，未被英宗采纳。

后又建议改革“文武臣诰敕，非九年不给”的惯例，改为三年以劝勉臣下，得到英宗认可。迁考功郎中，两月以后丁母忧，不久改文选郎中，终制以后赴京上任。正统十四年，代吏部侍郎扈从北征，濒死而还。

景泰二年二月，李贤上呈数千言的《正本十策》，景帝纳其言，命翰林誊写置于身边以备时时省览。后又陈车战火器之利，景帝以其知兵事，特擢为兵部右侍郎，奉命勘查四川有司之不职者，还朝以后转为户部右侍郎。

在此期间，李贤曾尽数边备废弛的情况上陈，于谦请下其章疏以激励将士。景泰五年改为吏部右侍郎，辑录前代二十二位德行茂著君王之事，名曰《鉴古录》上呈景帝。

英宗复位以后，天顺元年召李贤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不久进吏部尚书兼官如故。李贤身为辅臣，气度端凝，奏对得当，深得英宗信赖。曾被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二人陷害下狱，幸得吏部尚书王翱营救，李贤再任吏部左侍郎留于御前。

一月后恢复尚书职位仍直内阁。此后英宗更加信赖李贤，顾问无虚日。李贤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第一位内阁首辅，《明史》称“此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后经历了徐有贞被罢、诛杀石氏叔侄、曹钦之反、门达擅权、英宗托孤等事。

李贤辅佐太子朱见深顺利登基，半年之后，宪宗废皇后吴氏，言官请诛太监牛玉，李贤受到波及。成化二年又有夺情起复风波，当年冬天，五朝老臣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终于结束了自己一生跌宕的仕宦生涯，也告别了那个变革萌生的时代。

正统改元，明朝经历了洪武、永乐的初创时期、洪熙、宣德的守成时期，步入了“仁宣之治”结束后的转折时期，正统朝是明朝阶段性发展的分界点。

明朝自建国以来潜藏的问题，在第一阶段初创和守成的繁荣掩盖之下，于第二阶段（正统以后的景泰、天顺、成化朝）倾向于暴露。或许正是宣德以后，明朝从中枢政治到社会经济以及边防军事各方面的问题种种，才让人们对前朝倍感怀念。

1、中枢政治格局的调整

1435年，37岁的宣德帝英年早逝，其年仅8岁的幼子朱祁镇登基继位，是为明英宗，年号正统。此时，经过仁宣两朝的发展，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和地位都有了大幅提高。

适值英宗年幼，无法与诸先帝一样面议国事、亲批奏章，因此主少国疑之时，张太皇太后主要倚重三杨的辅政作用。这种权宜之计最终促成了内阁票拟的制度化。在中枢权力并不稳固的情况下，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潜滋暗长。在三杨辅政的同时，宦官势力也在崛起。

司礼监作为皇帝的近侍机构，是有条件参与到对幼主的引导甚至是辅佐之中的。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中杨荣已去世，杨溥、杨士奇均已年老，作为皇帝最信任和敬重的老师，王振开始擅权。皇帝大权开始旁落于太监之手，依附于皇权的内阁对于新崛起的宦官权力无法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王振被杀。中枢权力格局再次突变。宣宗二子、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代宗，年号景泰。面对瓦剌的威胁，于谦力主守城，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以代宗为首，新的权力政体正在形成，此时期阁臣开始与中官勾结。

景泰七年代宗病重，石亨、徐有贞与太监曹吉祥策划了夺门之变，迎立南宫英宗复位。中枢权力格局第三次发生改变，英宗任用了一批“夺门新贵”，代宗一朝的重臣多被清洗，王文与于谦同斩于市。

在英宗复位以后的天顺朝，政体逐渐趋于稳定，尤其在清除了曹石势力之后，内阁与六部九卿为代表的外廷受到皇帝的尊重和信赖，基本上发挥了应有的政治功能。宪宗即位初年，也承袭了天顺末年的政体结构。

2、经济环境的变迁

首先在土地方面，贵族庄田的大量兴起，使得土地兼并开始加速。洪熙年间，始建宫中庄田，其间不断发展，在天顺年间以诸王尚未之国，又增加了大量的皇室庄田。

上行下效，各地王府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的诸王庄田更是遍布全国。此外还有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尤其是中官庄田，在正统、景泰两朝大幅增加，奏讨之风日盛。

其次在自然条件方面，英宗初期自然灾害频发，尤以西北、山东、华北等地为重。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席卷明朝大地，甚至江南地区也不免水旱之灾。

同样在景帝代宗年间，自然灾害依然肆虐，连年的水灾、雪灾以及旱灾，使得北直隶、山东、河南、南直隶等粮食收成受到巨大的影响。土地兼并的加剧，加之自然灾害的频发，不断触动着脆弱敏感的小农经济的环境基础，传统农业遭到破坏。

3、流民运动和武装混乱

宣德以后，移民垦荒基本结束。然而在恶劣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地荒民逃，自发的流民运动开始大规模爆发。对于流民运动，在从正统到成化初年的时期，正是这一百年中的前三十年。与流民运动相伴随的，便是难以维持生计的民众聚众叛乱，武装起义。

叶宗留起义是正统十二年浙江福建交界山区的一次银矿矿工的混乱，第二年福建沙县被编为总甲武装剿盗的邓茂七起义，自称“闽王”。

于此同时，广东“山海盗”黄萧养也在正统十三年组织集体越狱，并武装起义，此后西南、东南的混乱连成一片，朝廷疲于在各地平息与压制。在景帝即位以后，南方的福建、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又爆发了一连串的民众混乱。

4、军事形势的恶化

明蒙关系一直是明朝边防和民族政策的首要问题，明初几代统治者都对蒙古贵族保持高度警惕。自仁宣开始，对蒙古的政策由攻转守，也先借此机会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并在边境建立了自己的权威。

而此时明朝并未把防御重点放在北方，却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西南战场。麓川之役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对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役的失败有着重要的影响。七月瓦剌大举入侵，王振怂恿英宗亲征，英宗遂不顾朝臣阻挠仓促出行。

八月十四日行至土木，也先趁乱对明军发起进攻，突围不成，英宗被俘。此后景帝即位，以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重新加强了北京的防御体系，击退了也先，同时迅速清除了华北的蒙古人残部。至此边防形势才得以缓解。

李贤的仕宦生涯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展开，他的角色定位、为政思想、处事之道及对他的评价，都离不开这样的背景。同时，李贤作为一代辅臣，其政治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此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状况。李贤与那个时代的互动，就此展开。

下面以人的主体研究为出发点，从另一视角探讨李贤的相业之路，通过分析他与诸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从李贤与皇帝、李贤与权贵、李贤与内外朝廷三个维度，界定出李贤对自我的角色定位，以及对他所代表的内阁辅政职能的定位，进而置于整体中枢政治格局运行中，解读李贤的政治作为和相业功绩。

（一）李贤与皇帝

李贤任职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四朝，景泰朝“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英宗复位以后，命以侍郎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当是时，徐有贞作为夺门功臣担任内阁首辅，不久，李贤与徐有贞因石亨、曹吉祥诬陷而下狱，随后二人均被改谪为地方官。

然而最终徐有贞远谪，李贤得独留，改为吏部侍郎，不久就官复原职。说明李贤与英宗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后，李贤更是深得明英宗朱祁镇的信任，“帝益亲贤，顾问无虚日”。

在天顺八年的时间中，李贤与英宗的君臣关系十分融洽，李贤的住所曾离皇宫颇远，英宗得知，特地赐给他一套府第，“特赐近居以便宣召”，迁居之日，英宗和皇太子都送去了落成之礼。人臣能得到皇帝如此关怀和倚重，可谓荣幸之极。

正是在这种信赖关系的基础上，李贤得以实施政治抱负，辅佐英宗匡扶朝政，举荐贤能，安抚灾徙、整军饬边。

不论是景帝还是英宗，李贤都能结知帝意，天顺年间，景泰朝臣非死即谪，夺门功臣最终也无法保全。李贤自入阁以来，八年间历经人士更迭，却独得英宗宠眷。有以下几点原因：

1、奏疏切对时弊，政务能力突出

李贤对时事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这从他初入仕途时便已显露。英宗即位之初，李贤便上疏论京师中寓居的鞑官，建议将其逐步驱逐，以消未萌之患。英宗未从，而正统十四年也先来犯，畿内鞑官果然群起扇乱。

景泰朝，李贤上《正本十策》、《鉴古录》以正圣心；针对虏寇屡犯，建议用车战，“识者韪之”，后又建议加强边将练兵，观衅而动以振国威，得到少保于谦的认同。李贤能够在朝事纷扰中，看到亟待解决的问题所在，切中时弊地提出有效意见。

天顺朝他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是与皇帝接触最频、对朝政影响最大的时期。在正统到天顺间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下，内阁中英宗独赖李贤一人。

而在内忧外患、灾荒频仍之时，明朝的政局不致动荡、阶级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在政权几次突变、人才屡遭清洗以后，朝廷能够重新任用被贬黜贤才、使其得以展布才华；在边境不安、虏寇屡次来犯的情况下，能够从容调兵、保证京师安宁；在宦官、佞幸、权贵势力大张此起彼伏的天顺朝，皇帝大权不致旁落，朝政依旧有序运行。

李贤身为内阁阁臣，诸事大政皆得参与，确实对此有扭转之力。李贤突出的政务能力，是英宗一直对其倚重信赖的根本所在。

2、权归主上，谨守自身职责权限

中国古代政治中，相权与皇权的争夺由来已久。明初废除了丞相制度，创立了内阁，其初衷是为了给皇帝“备顾问”，而后期的内阁首辅却多被冠以“宰相”之称，说明内阁在发展和政治运作过程中，借主上之威福而权势日大，那么与皇帝的权力瓜葛也就在所难免。

李贤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能做到谨守自己的职责权限，尽量将内阁的职权缩减为初创时的设想，尽量使其符合皇帝理想中的内阁职守。李贤曾为英宗举荐了很多能堪大用的人才，如年富、耿九畴、轩輗、王竑等。

李贤在举荐贤才时只强调“其才所堪”，但绝不越雷池一步，绝不干涉最终的人事任免，“不当预拟其任”。李贤不仅自己力行将权力归于主上，同时也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增加主上权力。

例如三杨时期，巡抚、都御史等方面官员有缺，实行“三品以上保举之法”，直接由三品以上的京官保举任命。李贤将其改革，每次缺员都令吏部推举二人，最后由皇帝钦定人选，以后历代沿用成为惯例。

3、深谙英宗个性，适时顺承上意

英宗重视人伦亲情。李贤深谙英宗的性格特点，在相关事情上的处理多顺应英宗性情。他劝说英宗废除了汪妃为景帝的陪葬、支持英宗释放建庶人。

静慈先师为宣帝的废后、英宗的母后，英宗想为母后上尊谥，众人皆认为此举不妥，唯独李贤支持英宗的决定，“更谥恭讓章皇后”。几次皇家事务的处理中，李贤都提出了符合英宗想法的建议。

对于朝政和权臣，英宗个性懦弱而又多疑，不能杀伐果断。初，杨瑄弹劾曹吉祥、石亨二人，皇帝深为赞许。然而曹、石反戈一击，声称受徐有贞和李贤陷害，在皇帝面前痛哭不已，英宗便动了恻隐之心，加之其一以贯之的多疑性格，反而将徐有贞、李贤二人下狱。

幸而李贤平素为人沉稳，言语简当务实，加之有上天示警和王翱劝谏，英宗遂悔悟，不久将李贤官复原职。然而经过杨瑄之事后，李贤深知英宗虽不满曹、石，却又多有不忍之心，因此只能循序渐进地劝主上独断，绝不自己赤膊上阵。

岳正以纵横之术离间曹石的失败更是给了李贤诸多警示。因此当英宗不满于石亨、曹吉祥侵夺其权力，诉之李贤时，李贤的处理就颇为得当，提出使趋附曹石之人减少的方法，便是英宗应当自己独断，除此之外，李贤并没有过多的建议和行动。

4、气度不凡，内外兼修

李贤外表庄重沉稳，其气质风仪与当时同在内阁中的徐有贞、薛瑄、许彬、岳正等大臣形成鲜明对比。李贤之所以有如此不凡之气度，是与其内修密不可分的。

（二）李贤与权贵

李贤与权贵的关系是其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他能够从景帝到英宗的政权过渡中得以保全甚至入阁，又屡次遭受构陷甚至几乎不免，都是李贤与权贵关系的变化所致。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入阁前与权贵的合作，二是入阁后与权贵的周旋与较量。

1、与权贵的合作

明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后，京师人心惶恐，对外于谦主持了北京保卫战，对内王振余党得到清除，朝政为之一清，政局复稳。而七年之后，又有夺门之变，英宗复位，人事再度更迭，一批新兴权贵凭借夺门之功粉墨登场。

李贤在朝政风云变幻、景泰重臣非死即谪之际，不仅能够保全自己，并且能“以人望入内阁”，不仅说明了他才学过人，堪孚众望，更说明了他与新贵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

其实早在景泰年间，李贤就得到了景帝和重要朝臣的赏识，在景泰朝，被夺门功臣陷害致死的于谦、英宗复位后致仕的原吏部尚书王直，都曾对李贤提出过褒扬：于谦将李贤所上的备边奏章下发全军以激励士气，王直则“以公辅期之”。

而景帝易储废掉英宗之子朱见深，也未见李贤有任何反对之辞。那么历任景帝三部侍郎的李贤为何没有被“窜殛”，当夺门功臣升官加爵，垄断人事铨选之时，李贤又有怎样的“人望”能入阁呢？

当然，无可争议的是，李贤并未参与夺门之变，后与英宗谈起夺门之事，李贤坦言“当时亦有邀臣，臣不敢从。”李贤虽然没有参与夺门之变，但如此关系重大之宫廷政变，李贤也在被邀之列，至少说明李贤与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关系匪浅。

在那场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中，石亨等夺门功臣与李贤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以荐其入阁为契机拉拢李贤，借以控制内阁，而李贤也利用这些夺门功臣的推荐得以进入内阁施展政治抱负。

2、与权贵的周旋与较量

入阁之后，李贤与石亨、曹吉祥以及徐有贞的关系更为复杂。夺门功臣内部首先开始分化，英宗复位以后，石亨一直担任京营五军营的总兵官，并且兼理后军都督府事。天顺二年，又成立了忠义营，营中将士六千余人全为石亨招募。

而曹吉祥为司礼监提督太监，与石亨一起控制着京城的卫戍部队，石亨的侄子大同右参将都督佥事石彪被升为都督同知。曹吉祥的嗣子曹钦从锦衣卫的带俸指挥佥事（正四品）越升五级，提升为都督同知（从一品）。

徐有贞担任内阁首辅，兼担任兵部尚书，国家的军国大政完全掌握在曹石等人手中。然而石亨、曹吉祥等只想通过政治投机获得高官厚利，徐有贞却想要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一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李贤虽然借曹、石等人的推荐而入阁，但他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在对待曹吉祥和石亨的态度上，李贤与徐有贞是一致的。然而，二人同在内阁中徐有贞在举止气度和才学见识上都不及李贤。

李贤在首辅徐有贞、大将曹吉祥、石亨各方势力中，能够韬光养晦，锋芒尽敛，借徐有贞保护自己，打击曹石，又谨慎行事确保皇帝的信赖，终致在几次政治事变中都能够化险为夷。

曹、石二人借杨瑄案诬陷徐、李，而徐有贞被贬，李贤不久就官复原职，此时石亨虽然愤恨，但终究无可奈何，因为李贤得到了权力金字塔最顶峰——皇帝的信任。

李贤在与曹石相处中，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谨慎持重，甚至表现得很友好。曹石等人对于深受皇帝信赖的李贤，也终究找不到恰当的攻讦理由，无奈之下只能与之结交。

张軏的碑文、曹吉祥侄子曹钦父亲的碑文都是李贤所写，石亨引荐名士吴与弼，也是李贤为其代草的章奏。

徐有贞被贬谪三年后，英宗已不堪忍受石亨等人的熏天权势，而此时清除其势力的时机也已成熟。

在此之前，天顺二年正月，李贤举马昂代陈汝言为兵部尚书，去除了石亨在兵部的势力。四月，复设文臣巡抚，限制了六边武人势力。五月，吏部侍郎孙弘被迫令守制，李贤荐姚夔继之。

经过这几次重要人事调整，曹石势力大减。天顺三年，石亨及其侄石彪得罪下狱，其依附冒功者多自首。天顺五年七月曹钦发动叛乱，是为夺门功臣与英宗矛盾的总爆发，最后叛乱得以平息，以夺门之功而得势的权贵至此被消除殆尽。

后期英宗又宠幸锦衣卫都指挥门达，此时李贤已经进一步得到英宗的信任，地位稳固，能够更为客观地提醒英宗锦衣卫的恶行，终使门达一党得以清除。

（三）李贤与内外朝廷

李贤入阁以后，对于外朝的行政机构六部九卿，以及监察机构六科十三道而言，李贤所代表的是皇帝的密勿机构内阁；而对于内廷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集团而言，李贤既是内阁掌票拟的首辅，又是文官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与他们的关系更能够代表他对于自己在朝政格局体系中的定位。

1、李贤与六部九卿

在王朝政治运行过程中，用人得当和政令通畅至关重要。李贤作为内阁首辅，时称宰相，他以宰相之任责己，却并不握宰相之权。事实上，英宗时时召对李贤，且票拟章奏本内阁职责所在，军国大事李贤皆得参与其中。只是对于六部九卿之事务，李贤并不擅自干预，且能把握好进退尺寸。

首先六部人选之中，多有李贤举荐之人，可以说六部九卿各司其任，是有李贤的功劳的。在明朝的政治设置中，吏部和兵部是关乎文武官员任免的尤其重要的部门。

其尚书的选任，便都有李贤的举荐之功。英宗复位之初，吏部尚书王翱欲致仕，推荐李贤接任吏部。兵部尚书马昂也是由李贤举荐而任。除此以外，其他各部尚书、侍郎及都御史巡抚等人选，李贤也多参酌举荐，例如举耿九畴为都御史、轩輗为刑部尚书、年富为户部尚书等。

其次，李贤并不将其所处的内阁凌驾于六部之上，也不擅自干预六部之权。以用人为例，在举荐人才时，李贤都要与吏兵尚书商量而行。即使皇上单独召对，李贤退下后也要与两尚书沟通，以使政务通达。

在其他各部事务方面，李贤也是参与建言的，例如在刑法方面，临川王弋阳王前后为缉事，而其中多涉虚，李贤便指出了司法官虽知其冤枉，但不敢为其申辩的审案弊端；在军费民生钱粮方面，李贤也多有建议。

因此，李贤与六部九卿的关系，并非是完全的撇清界限不予干涉，而是并不过分扩张个人的权势和内阁的权威。

2、李贤与科道言官

科道言官虽然职位不高，但对李贤仕宦之路的影响却颇重。在曹石专权之时，江西道御史杨瑄的弹劾，使得诸种势力之矛盾骤然激化。英宗首先赞许了杨瑄的勇气，还命吏部记名以备擢用，十三道御史也准备合章纠弹曹石。

但曹石二人反戈一击，反诬李贤与徐有贞背后主使科道弹劾，英宗终究感念夺门之功，将李贤与徐有贞下狱。此次杨瑄弹劾案，目标与结果大相径庭，李贤被动受牵连。

而在成化初年，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也成为了言官弹劾的对象。当时皇帝废皇后吴氏，并将内臣牛玉贬至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上疏弹劾牛玉的四大罪状，请以法论处，其中也牵涉到李贤，言官指摘其对中官牛玉多有阿附。

虽然上疏二人皆被远谪，但此事却对身为首辅老臣的李贤多有影响，都给事中张宁疏救此二人，也使李贤多有不满。

李贤在天顺朝曾多次劝谏英宗广开言路，雍容言官。曾有御史刘濬弹劾太傅安远侯柳溥败军之罪，英宗怒，李贤劝解。

然而成化年间，给事中劾牛玉诋李贤、修撰罗伦论李贤夺情起复不当时，但面对门达余党的蜚语，以及言官的指责，李贤确实十分无奈而求退之心日重，曾在书信中强调“惟冀不亏晚节耳”。但罗伦被贬，李贤到底未行申救，以致有失大臣之风，多为后世所论。

3、李贤与宦官

明朝初建，朱元璋曾严禁宦官干政，且不许其识字。但专制君主对于文武百官永远保持着戒备，总是倾向于使用宦官，朱棣靖难之役也多得力于宦官从中帮助，因此登极后便对其委以出使、监军、镇守地方等使命。

宣德时，宣宗又破太祖祖制，设内书堂教习宦官识字。于是，宦官便逐步具备了干预中央到地方军政事务的能力。到正统年间，英宗年幼，司礼太监王振掌国，遂造成明朝历史上首次宦官专政事件。

自土木之变后，王振余党被彻底清除，宦官势力遂被打压。然而英宗复位后，曹吉祥借夺门之功，掌管京营，宦官再次干预军国大政。正统初年，三杨作为托孤大臣，地位愈加提高，但是却无力抑制随后的王振专权、土木之变等一系列政局动荡。

因为内阁在机制设置上，就不具有干预决策的功能，因而对朝政的影响并无保证，三杨远不如“王先生”能得到年幼英宗的信赖。

英宗复位以后，李贤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凭借个人的能力德行获得英宗的信赖，因之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宦官的权势，但李贤懂得宦官的权力来源是皇帝，不能激之过甚。

另外，李贤作为内阁首辅，与次辅彭时、吕原的关系也极其融洽。内阁之中无倾轧排挤，阁臣都能够悉心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内阁成员团结一致，不为权奸、宦官、佞幸所左右，一心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