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冬，风雪交加的四川达州一片死寂。

作为封疆大吏的四川总督常明正率领随从巡视川东，查访地方民情。就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常明的随从如往常般拉开营帐，却发现总督的床榻空空如也。

帐篷内整洁得让人不寒而栗，衣物叠得整整齐齐，甚至连茶杯中的水都未被打翻。这位位高权重、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竟然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蒸发了。

更为蹊跷的是，营地四周的岗哨没有任何异动，周边村民也未听见任何声响。一个堂堂一品大员，竟在人眼皮底下人间蒸发。

清廷震怒，乾隆皇帝亲自批示彻查，派出四路钦差大臣追查真相。数月过去，这场旷日持久的搜查却毫无结果。常明的失踪案，成了清代历史上最离奇的未解之谜之一。

300多年过去，档案解密、考古发现以及学术研究逐渐揭开谜团。现代人终于能够拼凑出这起事件背后的真相。今天，让我们重回历史现场，揭开这位清代大员离奇消失的谜底。

四川总督常明，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他不仅是清廷重臣，更是一位百姓称颂的"清官"。

出生于江苏太仓的他，自幼才华横溢，诗书满腹，最终考取功名，官至一品。乾隆三十七年，他被任命为四川总督，成为治理西南的一代封疆大吏。

在他的治下，四川的贪腐问题得以整顿，地方治安也有了显著改善。百姓感念其恩德，甚至为他修建生祠。这样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官员，却在乾隆四十三年的冬夜，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案件发生后，朝廷迅速展开调查。乾隆皇帝亲自下旨，派出四路钦差分头行动。

一路追查常明的活动轨迹，一路摸查达州一带的可疑人员，一路审讯随行人员，还有一路专门搜寻尸体或其他可能的线索。奇怪的是，所有调查都无疾而终。

常明的失踪现场过于干净，既没有打斗痕迹，也没有遗落的物品，甚至连一丝血迹都未留下。这种异常的整洁，反而让人心生恐惧。

随行的随从也成了调查的重点。有人声称当晚听见了马嘶声，怀疑有人骑马将总督掳走；也有人坚称整夜安静，没有任何异动。

营地四周的岗哨更是离奇，他们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外来者的踪迹。这样重重矛盾的证词，更增添了案件的神秘色彩。

而在坊间，关于常明失踪的传闻更是铺天盖地。有说法认为他被山贼掳走，甚至有人怀疑是地方豪强暗中下毒手。

更荒诞的传闻则认为常明被传说中的妖怪带走了。清代民间常有关于山林中“妖邪”的传言，而达州一带的深山老林，又为这些传闻增添了几分可信度。无论是官方调查，还是民间猜测，都找不到任何实质证据。

300年后的今天，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学术研究的推进，常明失踪案逐渐浮现出一些真相的轮廓。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明远在研究乾隆朝密折时，发现了一份由大学士傅恒呈上的奏折。这份奏折提到，常明在担任四川总督期间，曾与川东苗族部落有过密切往来。

傅恒在奏折中隐晦地提到：“常明与苗人交往甚密，恐有不测。”这一线索让学界重新审视常明的失踪案。

根据《四川苗族史志》的记载，乾隆年间，川东一带的苗族部落信奉一种名为“大乌神教”的神秘教派。这一教派崇拜自然，以强烈的神秘仪式著称。

苗族的祭祀活动常与“神秘失踪”相关联，甚至有史料提到，曾有地方官员因调查苗族教派的活动而被“消失”。考古学家在达州附近的苗族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与“大乌神教”有关的文物。

这些文物中包含一块刻有“常明手书”的玉佩，文字写道：“吾心向道，遁入空门。”这块玉佩的出现，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常明的失踪是否与“大乌神教”有关。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线索来自乾隆四十四年的密折记录。当年，有人报告称在达州以南的深山中，曾目击一位白发老者在月下诵经。

老者举止儒雅，似乎是读书人，但却从不与人交谈。这一描述与常明的形象不谋而合。如果这位老者真是常明，那么他很可能选择了隐遁，抛弃了权力与名利，追寻内心的自由。

历史学家张文华在《清代官员异闻录》中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常明的失踪，或许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隐遁”。

作为一品大员，他深知官场的险恶与纷争，也许在某个时刻，他厌倦了权力的压迫，选择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逃离。

张文华认为，常明的失踪案，不仅是一场历史谜案，更是一个人性故事的体现。

常明的失踪，也让人联想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封建官场中，像常明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内心或许也有对自由的追求。

300年后，我们站在现代的视角看这起案件，它不仅仅是一个离奇的失踪事件，更是历史对人性的一次拷问。

权力、名利、自由，这些看似矛盾的追求，在常明的故事中却有着微妙的交织。

今天，当我们回顾常明的失踪案时，或许不必执着于案件的真相，而是要透过这层迷雾，去思考它背后隐藏的人生哲理。

常明的选择，或许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抗争。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谜团，更让我们看见人性深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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