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都是百废待兴，为了培养建设人才，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暂时延续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继续由各高校单独招考。不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高校已经开始尝试联合招生的形式。
195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开始试行各大行政区全部高校或者部分高校联合招生或者统一招生。其中，还明确划定了国文、外语(英文或俄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为必考科目。
不过，由于这项规定略显松散，并没有达到初衷，甚至还引起了各地的混乱局面，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浪费。在此背景下，教育部最终决定西南、西北、东北、中南和华东这五大行政区都实行统一招生，不再进行各院校的单独招生。
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终于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全国的高等院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为了便于组织和协调招考工作，第一次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
1952年8月15日，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高考开始了，由于国家刚刚结束战乱和动荡局面，接受过教育的青年数量十分有限。第一次高考，全国只有5.9万名学生通过审核成为考生，当年录取率竟然高达90%，可见国家对于人才的渴求程度。
问题来了，既然高考制度如此来之不易，如此对国家建设有益，毛泽东同志为何要暂停呢？到了1977年，邓小平同志又为何要恢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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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0年代初，教育部统计发现，在当时的高考制度下招收的大学生，90%以上都来自于城市，而且大都是原先封建官僚、大资本家和地主家庭的后代，占比接近80%。也就是说，占中国总人口90%以上的基层百姓和农家子弟，很少有人能够登堂入室成为高等院校的学生。
而且，当初设立高考的初衷是为了培养国家经济建设的人才，可近十年来培养的约一百万高校毕业生，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投入到第一线的工作中，其余都选择留在了条件较好的城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都有数百万名初高中毕业生留在了基层工作，真正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1966年4月6日，为了解决高考中发现的诸多问题，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共有36个单位和院校参与。这次有点像“控诉高考”的座谈会，充分发挥了畅所欲言的原则，简直将高考的弊端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日后暂停高考的预热会。
对于这次座谈会的结果，毛主席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同志们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因此，他在多次讲话中都表示:
高考把学生当成了敌人，既有公开袭击，又有定期袭击。而且，高考助长了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活泼主动的发展。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简直是如临大敌，气氛紧张，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
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关于高考的改革很快便开始了，中央批复了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开始，高考立即就遭到了无情的鞭挞，简直被批得体无完肤。
1966年6月初，正当那场大运动在神州大地扩散之际，《人民日报》突然刊登了一则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现行的升学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的全校师生也致信中央，积极响应了女一中发出的公开倡议。
这两封不同寻常的公开信，成为了废除高考的直接导火索。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决定将高等院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可是，这一推迟可不止半年，而是整整四年。
从此以后，中国的大学被迫停办，广大的教授和学者们沦为了“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成天都被无休无止地批斗。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态势，毛主席在1968年7月发出了最高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1970年，部分高校开始逐渐恢复了高考，但却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坚持“突出政治”，坚持“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侧重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这样的社论:
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严重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都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张铁生白卷事件
不过，这种难得的“松动”和“尝试”，也立即遭到了“四人帮”的刁难。为了继续推动极左思潮，他们利用辽宁考生张铁生交白卷一事发难，还把这个“白卷先生”树立为“反潮流英雄”，借此掀起了大批判的浪潮，而广大的知识青年和进步学生却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和打压。
1973年2月，受到错误冲击并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的邓小平终于返回北京，重新恢复了在国务院的部分工作，不仅参加对外活动，而且还被允许列席政治局会议。到了4月份，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他出席宴会作陪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据德国记者乌利·费兰茨这样回忆:
穿着酱色毛式制服的矮小老人不是别人，就是邓小平，这位回归者还留有些被流放的迹象。就在宴会开始时，人们发现不是亲王，而是邓小平成了1973年4月12日的无冕之王。
1975年1月5日，经毛主席提议，邓小平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三天后，他又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之后开始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力辅佐病情加重的周总理。
周总理过世
1976年1月8日，长期与癌症对抗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都处在无限悲痛中。但是，“四人帮”却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终于导致了“四五事件”的爆发。而且，他们还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污蔑成反革命活动，更抹黑邓小平是该事件的后台，再次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和人民。9月18日，领袖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上百万名群众自发参加，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亲致悼词:
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以及国际无产阶级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惊闻这则噩耗，邓小平同志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次表达了希望亲自去参加追悼会的愿望。不过，由于尚未恢复工作，他的申请还是遭到了无情拒绝，只能通过收听广播为主席默哀。
华国锋和叶剑英
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领导的果断行动下，毅然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四人帮”实行了隔离审查，从而粉碎了他们的夺权企图，十年内乱也终于结束。邓小平获悉此事后，激动地连手中的烟头也颤动起来。
经过反复的考虑和思索，邓小平怀揣着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给组织递交了一封信件。在信中，他这样真诚地表示:
华主席、党中央:最近这场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的关键时刻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也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感到由衷喜悦。
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表明自己渴望复出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迫切愿望。他认为，自己的身体还健康，还具备足够的能力去继续工作，希望组织能够给予考虑。
1977年1月，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被长期迫害的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终于爆发了。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同时，社会各界都明确表达了替“四五事件”平反的愿望，替邓小平等老同志平反的愿望。
对于社会各界的合理诉求，负责主持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同志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态度平和而诚恳。在多次谈话中，他都这样指出:
关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该做到瓜熟蒂落和水到渠成。这个问题要解决，但是不要着急，小平同志自己也会充分理解这点的。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从301医院做完手术后终于出院，立即被叶剑英元帅安排住进了军委25号楼。当时，中央虽然还没有明确恢复他的工作，但很多迹象已经出现了松动，甚至可以参阅一些机密文件。
不过，华国锋主席很快要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官方媒体大篇幅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虽然具有鲜明的局限性，但目的却是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是认识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此，当今的理论界和史学界都已经形成了共识，并不涉及到什么反动问题。
1977年3月，邓小平面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老同志们这样坦率地表示，“两个凡是”有些片面，并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之后，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还如实反映出自己的态度: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来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
邓小平同志提出“准确的”、“完整的”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为日后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也为日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可能。自然，这也为逐渐恢复高考创造了可能。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在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就这样，邓小平在万众瞩目中第三次复出参加工作，重新担任了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
作为副总理，邓小平主要分管科学和教育领域，带领这些领域率先走出了文革时期的阴霾。由于高考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使得我国缺少了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他多次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改变现行招生办法，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成“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这十六个字。这样，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不管招多少大学生都要通过考试，考试不合格的不能要。
为了尝试恢复高考制度，教育部于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山西召开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影响，最终形成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高等院校招生方针，准备采取口试和笔试相结合的方式，而且提倡开卷考试。
很显然，这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开得有些拘谨，完全没有新意，更没有吃透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因此，他在听取完教育部领导的汇报后显得有些不悦，当即就做出进一步的指示:
教育部牵头找一些敢说话的、有见解的、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座谈。
到了8月4日，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教育界人士的大力配合下，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终于再次召开。这一次的座谈会不仅邀请了33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参加，而且他本人也在百忙之中坚持参会，不止一次鼓励与会人员要畅所欲言。
在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在座谈会上进行发言，就各高校中学生的文化程度和素养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的口号，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成为“倡导恢复高考的第一人”。
8月18日，随着时机成熟，邓小平将整理好的报告以书面形式上报给中央，终于得到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领导的同意。很快，教育部也制定完成了新的招生计划和考试政策，以文件形式下发全国各地。就这样，被中断十一年之久的高考开始进入到了报名和筛选的阶段。
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非常迫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所以各项工作都推进得很快。无论出现任何问题，邓小平同志都会亲自过问。例如，高考试卷的纸张使用非常严格，在赶印过程中出现了供应中断，为了不耽误时间，他特别批准可以动用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恢复高考
1977年11月28日，被寄予厚望的高考终于恢复了，全国约有570多万名知识青年和中学毕业生报名参考。最终，有27.3万人被各个高等院校录取，从此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并纷纷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岗位。
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文史不假个人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就像是一道闪电，从此疏通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血脉，意义不亚于一场革命。
2022年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今年高考共有1193万名考生报名，再创历史的新高。在疫情仍然存续的背景下，这次高考显得尤为复杂，也尤为艰难。
从1952年开始高考算起，迄今已有70年的时间；从1977年恢复高考算起，迄今已有45年的时间。作为高考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文史不假虽然认为高考并非十全十美，但目前的确是甄别人才的最主要途径。
预祝每一名莘莘学子都能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发挥出全部实力，全力以赴，青春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