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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学习外国文学史的时候，笔者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世界上的男人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像叶芝、戴望舒一样，痴情的吊死在一棵树上的，另一种就像郭沫若、徐志摩一样遍寻天涯芳草的。吊死在一棵树上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够得着绳，遍寻天涯风草，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能够沾花惹草。

笔者写这段话时，只想到了叶芝、戴望舒、郭沫若和徐志摩，其实在吊死在一棵树上的男人和遍寻天涯芳草的男人之外，还有一种男人那就是胡适。

纵观胡适恋情和婚姻，我们很难说他究竟是吊死在一棵树上还是遍寻天涯芳草。如果说他吊死在一棵树上，他既有自己情窦初开的恋人，又有自己内疚一生但同时也怀念一生的挚爱；既有短暂邂逅的露水情缘，又有相濡以沫几十年结发婚姻。

胡适既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发生了实质的关系，甚至珠胎暗结，又可以保持跟自己喜欢的人始终持续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即使在同一时段内，他也可以进行好几段恋情，其中既比他大好几岁的外国友人，又有和他一起赴美留学的中国同学。

据不完全统计，除他的妻子江冬秀之外，与胡适发生恋情关系的女性有韦莲司、曹诚英、罗维茨、陈衡哲、徐芳、朱毅农，除此之外，陆小曼、张爱玲也跟胡适有过一定的关系。

一个男人先后或者同时与多个女性保持着密切到近乎暧昧的联系，在今天看来，绝对是渣男无疑，是否也就说明胡适也是一个“渣男”呢？显然不是！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过去人的行为，而应当将其放置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

许多民国时期的知名作家都遭遇过包办婚姻。

作为当时的新思想青年，他们无力反抗家庭，所以只能通过抛弃家庭给自己安排的结发之妻来进行所谓的反封建，比如周树人抛弃了朱安，郭沫若抛弃了张琼华，郁达夫抛弃了王荃，徐志摩抛弃了张幼仪。

但是无论如何胡适直到人生晚年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没有抛弃他的结发妻子江冬秀，终其一生陪在他身边的一直都是他的结发妻子，一个与胡适这个留洋博士格格不入的从来都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小脚女人。

一言以蔽之，在胡适丰富的情感世界中，虽然有着多段恋情，但是一方面他没有抛妻弃子，另一方面也没有对自己的情人始乱终弃。

至于韦莲司、曹诚英因为胡适而终身未婚，以至孤独终老，那是两位女性自主的抉择，与胡适无关，徐芳、朱毅农为爱痴狂，爱胡适爱到发疯，也是如此。

对于胡适的婚姻恋情，胡适研究名家周质平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能在人性之外，拿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貌来；我们更不能在歌颂孝道的伟大时，忘了这样的孝道是用一个人（其实是三个人）终生的恋爱和婚姻的幸福来做祭品的。凡是从道德的角度‘激赏’胡适的婚姻，而又视任何婚外关系为罪大恶极的人，多少有着劝人做‘烈士’同样的心理。这样的道德教训都是只能责人，而不能律己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拿着当代的眼光，和法律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去规训百年以前胡适的爱情与婚姻，更不能用当代网络流行的“渣男”一词简单粗暴地折辱胡适先生的人格。

人见人爱的多情，与始乱终弃的滥情有着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