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获准前往香港探亲，一次家庭聚会上，一位年幼的女孩突然问他：“你为什么用竹签刺江姐的手指？”
这句话让整个场面瞬间凝固，所有人都陷入尴尬。
面对质问，这位曾是国民党军统，高级特工的老人，并没有回避，深深叹了口气，缓缓开口。
他会如何回答？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和忏悔？
沈醉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复兴社，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也
是从此走上了一条，与普通人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一名特工。
懂得如何伪装、如何审讯、如何刺探机密，他的冷静和果断，很快赢得了上司的赏识。
沈醉从底层特工一路晋升，后来加入了戴笠创立的军统局，成为了军统系统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戴笠对他极为器重，安排他负责一些关键任务。
沈醉在行动中多次立功，被誉为“军统三剑客”之一，与毛人凤、郑介民齐名。
生活一时风光无限，在表面的荣光背后，沈醉所参与的行动，却让人不寒而栗。
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抓捕和审讯，亲眼见证了，无数革命者，因拒绝背叛而承受惨无人道的酷刑。
沈醉清楚军统的规则，那就是绝不心慈手软，随着地位提升，逐渐成为一些重大案件的决策者之一。
1948年，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成为关押中共地下党员的重要据点。
军统通过酷刑和威逼，企图从革命者口中，获得机密情报，沈醉在军统的高层位置，没有亲自动手，却目睹了一切。
对于这样的行为，沈醉没有任何异议，甚至认为是“特工职责”。
这种冷酷与麻木，使得他在后来的反思中，痛彻心扉。
江竹筠，这位后来被人们尊称为“江姐”的女性，是渣滓洞监狱里著名的革命烈士。
在1948年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军统特务，对她施以各种酷刑，试图让她交代，组织结构和机密信息，江姐咬紧牙关，绝不松口。
令人发指的一幕，就是“竹签刺指”。
特务将削尖的竹签，用力刺进江姐的手指缝中，鲜血顺着竹签淌下，甚至溅在行刑者的脸上。
施刑者怒吼着：“交代！不然就要你的命！”江姐只冷冷地回了句：“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的。”
沈醉在当时，担任军统局重要职务，直接领导渣滓洞的情报行动。
据一些资料记载，沈醉并未亲自，参与对江姐的酷刑，对这些酷刑的存在心知肚明。
他完全可以制止，可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他知道军统内部的规矩，如果对酷刑手软，必然会受到上司的批评，甚至失去信任；
另一面，他也没有勇气，去对抗戴笠一手打造的军统文化。
江姐的刚烈，深深刺痛了军统特务的神经，却让沈醉逐渐陷入矛盾。
也曾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到，“我目睹了太多的酷刑，太多的鲜血，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眼神，让我晚上经常无法入睡。”
当时的沈醉选择了沉默，并试图用繁忙的工作，掩盖内心的波动。
江姐牺牲后，她的故事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英雄，沈醉却因为这些亲历的暴行，背负了一生的道德重压。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沈醉随着特务机构，被调往云南，试图利用当地复杂的地形，与民情建立最后的抵抗根据地。
可国民党大势已去，沈醉也看清了局势。
随着解放军迅速推进云南，选择留在昆明，向解放军投诚并协助起义。
在历史的选择面前，沈醉放下了武器，在军统时期的种种劣迹，仍然让他无法轻易逃脱。
1951年，沈醉被捕入狱，被送往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
在狱中，沈醉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反思之路，也并非一个毫无情感的人，那些在军统时期，目睹的酷刑场景，以及那些坚贞不屈的革命者的面容，经常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沈醉曾在狱中，多次提到江姐，“她的眼神，我至今难忘”，这种深刻的痛苦和反思，成为了沈醉改造态度积极的动力。
监狱的十年中，沈醉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劳动改造，不断向自己过去的行为“算账”。
他反复撰写自我检讨，还为当年的受害者写下道歉信。
曾经向组织坦承：“我对江竹筠、彭咏梧等烈士的迫害，是我一生中不堪回首的罪行，我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这个时代。”
1960年，因改造态度良好，沈醉被特赦。
被授予起义将领称号，安排到云南昆明，从事文史研究工作，他的赎罪之路没有结束。
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这一生，毁在军统的铁血规则里；但我不能原谅的，是自己当年的麻木。”
这种反思，使得沈醉在晚年，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沈醉不再掩饰自己的罪行，也不再为过去的行为寻找借口，深刻地明白，自己的一生，已经背负了太多无辜的生命。
这种坦然的态度，为他在后来的访港事件中，面对孩子的提问时，做出了真实而沉重的回答。
1980年，沈醉获准前往香港探亲，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迟来的家庭团聚，也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香港是他亲人生活的地方，这里同样是国民党特务旧部的活动地。
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可能会遇到来自过去的质问和不解。
一次家庭聚会中，亲朋好友围坐一堂，大家谈起了旧时代的往事，起初，气氛轻松而温暖。
沈醉的亲人们，很少提及他在军统时期的经历，似乎不想让老人，再面对那些沉重的记忆。
一个年幼的小女孩，却突然打破了沉默，天真地问了一句：“爷爷，你是不是用竹签，刺了江姐的手指？”
女孩的声音很稚嫩，问题却尖锐得刺人。
整个场面顿时安静下来，许多人甚至不敢看沈醉的眼睛，生怕触及到他内心的伤疤。
沈醉没有立即回答，低下头，沉默了片刻，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血腥的审讯室。
良久，他抬起头，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他对女孩说：“孩子，我没有亲手刺她的手指，但我当时在场，我没有制止，我对不起她。”这一句简单的话，却包含了他几十年的悔恨和内疚。
沈醉的声音有些哽咽，说话间甚至微微颤抖。
接着向在场的人讲述了江姐的故事，他说江姐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她的坚强和勇气，让他深深敬佩。
回忆起江姐，面对酷刑时的冷静和从容，说她从未有一丝屈服，那种钢铁般的意志，是他一生中见过最震撼的力量。
沈醉坦言：“我没有资格为她辩解，我只能告诉你们，她是英雄，而我，是一个做过错事的人。”
在场的亲人，都被沈醉的坦诚打动了，有些人默默流下眼泪。
那位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仿佛接受了，沈醉的回答，而沈醉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
这次探亲，让沈醉在心灵上，完成了一次迟来的忏悔。
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那个孩子的问题，把我拉回到了军统的日子，她的纯真让我更加明白，当年的自己有多么可悲。”
在晚年的日记里，沈醉一再提到江姐，和其他革命者的名字，说他们是他一生的痛，也是他最终找到救赎的钥匙。
沈醉从军统特工到起义将领，从残酷迫害到深刻忏悔，充满了矛盾与反思。
他对江姐的迫害，成为他一生的痛点；而他的忏悔，则为他晚年的灵魂，带来了些许安慰。
这一切，都提醒着我们，历史无法改变，反思却能让人找到救赎的希望。
沈醉在香港的这一幕，既是一个老人的自我和解，也是历史对每个人的拷问：面对错误，我们能否真正地承认，并且承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