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华、昌盛的朝代之一，期间诞生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两大享誉古今的治世。时至今日，国人仍以唐朝为豪，常赞美唐之富饶、开放、民族和睦。

唐朝时期，国家选官制度发生了重要改革，隋朝时初创的科举制完全代替了以往王朝使用的九品中正制，这为唐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给唐最大的好处是它令中下层地主里的知识分子有了用考试的方法而进入官场、参政的机会，打破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高门大户垄断官位的局面，使唐廷得到了大批较有真才实干能力的官员，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个制度有利的同时必有害，科举制不断发展的过程里，它也和唐朝的朋党政治发生了互为作用的关系。

1.庶族地主的为官通道

隋朝虽是个短命王朝，但其经济富庶，粮食产量很高，因此，处在上升、壮大期的庶族地主阶层得以进一步兴盛。

隋之前的数个王朝的官位多被门阀士族把持，势力增长的庶族地主不愿总受他人压制，有了深切的参与政权的渴望。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隋朝的经济情况致使庶族地主参与政权成为可能。

大业三年，隋朝皇帝开进士科，科举制由此萌芽、产生。当时，进士科考政治时策，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但它令考试和为官联系起来，庶族地主可以借由它进入官僚体系。

唐代尚书沈既齐对隋朝进士科的开设有过描述：“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统治者对隋朝的进士科进行了继承、发展，创立了完善的科举制。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曾看着鱼贯而入朝堂的新晋进士们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朝的科举制分为一年一办的常科和由皇帝不定时宣诏开办的制科，其中，常科有明经、进士等科目。

进士是所有常科中最难考的一科，唐朝官员们以出身于进士为荣。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曾发出感叹：“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已位极人臣的薛元超还介意自己不是进士出身，可见，进士出身在唐代官员眼里十分重要。

一般来说，进士一科要经州县、尚书省两级考试，考生考上进士称“进士及第”，“进士及第”后，考生并不能直接当官，他们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核才能获得官职。

2. 新旧官僚集团间的“你争我夺”

科举制为庶族地主进入唐朝官僚体系提供了通道，庶族地主们当上官后，面对着风云激荡的政治洗礼，势单力孤的他们十分想抱团取暖，在官场上互相照扶。

唐朝科举制度本身就给当上了官的庶族地主们创造了互相照扶的土壤。

封建时期，官员们彼此勾结、联合是常态。考科举的考生们的试卷由主考官审阅，他们能否考成功基本完全取决于主考官，所以，那些成功了的考生都要在试后拜访主考官，向主考官表示答谢。

主考官和通过科举的考生们由此而结识，他们形成了“座主”、“门生”的关系。

一个“座主”下的“门生”叫做“同门”，古书中有“同门”间情感深厚的描述：“主私分经考校，同为一人之所以取者，既于主司有师生之分谊，视他同年，汇聚犹多，情谊更多。”

这里的“同年”指的是考生们的另一种关系，即同一年里考上科举的考生。

如此一来，主考官以及通过科举的各考生们有了固有联系，由科举进入官场的庶族地主们于此基础上互相搭连，随着时日变迁，他们形成了可影响朝政局面的新官僚集团。

唐朝原本的霸占官位的那些门阀士族们与新官僚集团不免发生冲突、矛盾，促使唐廷内发生朋党争斗。

“朋党”一词，春秋战国时已有之，《说文解字》对“朋”的解释为“古文凤。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由是，“朋”有了群、同类的含义。

“党”初时的意思可从《周礼》中窥探一二：“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在这里，“党”是一种地域政治组织关系，后来演化出同类人相依靠的意思。

“朋党”一词出现后，历代的人把有着同样利益、政见差不多彼此抱团的官员们称做“朋党”。不同“朋党”为了自己的集团和另外的“朋党”集团进行政治较量，就是朋党政治。

隋朝时，门阀士族集团和经进士科新进入官场的新官僚们已发生冲突，门阀士族们感到自己的官场地位恐不保，便有了结为朋党的举动。

《隋书》对此有关的记载为：“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共为朋党。”

到了唐朝，随着新官僚集团势力壮大，门阀士族集团和他们的斗争越发激烈。

唐代宗时，门阀出身的主政大臣李揆不肯任用以科举入仕的元载，他曾贬低元载是“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

后来，元载受天子照扶当上宰相，他反过来与其他新官僚结党，一起打压李揆，且排挤唐廷内的所有门阀士族。

唐朝时，最激烈和有代表性的朋党争斗当属牛李党争，其中，牛指的是新官僚集团中的牛僧孺，李指的是门阀士族集团中的李德裕。

《旧唐书》记载牛僧孺是士族牛弘的后代，但历史学家陈寅恪考证并非如此，牛僧孺实际来自平常家族。

李德裕则是实打实的高门大户的后人，他的祖父是御史大夫，父亲则官至宰相，他的家族乃赵郡李氏。

牛僧孺、李德裕只是牛李党争的主导人物，他们身后各自还有很多新旧官僚做支撑、辅助，他们两个集团因政见向左、利益有所相悖不断互相打压、攻击。

牛李党争起初源于牛僧孺和门阀士族官员的私人恩怨，牛僧孺考科举时，针砭时政，引发当朝宰相李吉甫不满，李吉甫向皇帝告状，批评牛僧孺，但李吉甫的行为引起众多非议，他因而丢掉了官职。

自此后，牛僧孺一路高升，进入官场，他领导新官僚集团和门阀士族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博弈。

从上文可以看出，唐朝的科举制度促成了唐朝的朋党政治产生，唐朝朋党政治的根源是唐朝官场中旧势力和新势力的角逐。

1.李德裕对科举制度的干涉

身出名门的李德裕发自内心的排斥新官僚集团的官员们，而且他厌恶诞生出新官僚的科举制度，《旧唐书》里记载，李德裕“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新唐书》则记载“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

当时，如李德裕这样反对科举制度的门阀旧官僚很多，比如，同为李党的郑覃评价科举制“率多轻薄，不必尽用。”

郑覃还曾向唐朝皇帝上奏道：“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

李党虽然厌恶、反对科举制度，但因唐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实施是势在必行，李党根本无力废止科举制度，他们只得试图对科举制度做一些改变，借此反击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

李德裕于当政年间，下令“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书席，并望勒停。……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他的此举，目的为阻碍新官僚集团继续增员、势力继续增强。

另外，大和七年，李德裕请奏：“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李德裕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高门大户里的科举考生比庶族地主家族里的科举考生更擅长“论议”。

李德裕之所以想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为了帮助高门大户的子弟们进入官场，扩大己方势力。

2.唐朝朋党政治对科举的改变有限

作为唐朝朋党政治典型的牛李党争以牛李两方的成员纷纷被贬官、罢黜而告终。

其实，牛李党争的后期，双方内的成员没有太多的门第界限，比如牛党成员李宗闵为“宗室郑王元懿之后。”

牛党李党双方成员出身的变化，使他们无意过多地向科举制度发力，这令唐朝科举制度没有因唐朝朋党政治发生太大的起伏。

从科举制度和朋党政治的内涵可轻易地知道，科举制度有利于唐朝的发展，朋党政治则是历朝历代都需尽量避免的劣性事端。

然而，正如道家的理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好的事物、坏的事物总是会互相作用、牵引。

唐朝科举制为唐朝的兴旺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也直接引发了不利唐朝政局稳定的朋党政治产生。

历史不断地演进，那些不合乎历史大势的事物必然在大浪淘沙中被压制、管控，本文提及的牛李党争的黯然落幕就是证明。

适合历史进程的事物则会在激荡的岁月里屹立不倒，所以，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仍未消亡。

当然，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大势如何不可更改，好的事物、坏的事物间的冲突、斗争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人们应积极适时而动，做符合、利于时代的事。

《新唐书》

《旧唐书》

《隋书》

《唐语林》

《唐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