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同志出生于1928年的上海法租界，父亲李硕勋早期曾担任广东省军委书记，在赴海南执行任务时，因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母亲赵君陶同样来自革命家庭，1926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哥赵世炎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三姐赵世兰在党内资历同样很老，连邓颖超和蔡畅大姐都得喊一声大姐。

1939年，母亲赵君陶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委派，到重庆市保育院工作，11岁的李老随母亲远赴西南，从此开启了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超过半个世纪的浓浓亲情。

1940年，赵君陶根据组织安排，要奔赴延安，在去延安之前，她带着年轻的李老来到了位于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在这里，李老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大姐。当时周总理刚刚从苏联动完手臂手术归来，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见到小远芃（李老曾用名）还是非常高兴，周总理上下打量着李老，说这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像硕勋了（李老父亲），邓大姐立马反驳说，我看更像君陶。两人的对话惹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此次见面后，李老便在周公馆住了下来，当时还有不少烈士的子女也常去拜访总理，周总理和邓大姐对这些孩子都给予了父母般的关爱。

据李老在自传里透露，虽然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对他的学业和健康还是非常关心，尤其小时候总理看到他弓着背后，便要求他挺胸昂头，此后每次见面周总理都会检查李老是否还驼背。

因为周公馆长期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为了保障安全，李老又被周总理带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他与周总理又朝夕相处了一月有余。

对三岁就缺失父爱，而母亲又没常在身边的李老而言，这段待在周总理身边的岁月是十分美好的，邓大姐那人缘，那事无巨细的生活态度，让李老深刻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很多人一度传言李老是周总理的养子，遭到了李老的反驳，因为周总理把每一位烈士的遗孤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倾注了更深沉的“父”爱。

周总理不但对这些烈士和干部们的孩子照顾有加，还安排他们到苏联学习，比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等等。而在1948年，20岁的李老在周总理的过问下，也被送往苏联求学。

1955年李老回到国内后，受周总理的影响，主动要求到偏远的吉林丰满发电厂工作。因为工作繁忙，他很少回北京，但一旦回去，他尽量会抽时间去探望他的周伯伯和邓妈妈。

到了1959年，李老的妻子朱琳在北京婆婆家待产，但外出访友时因公交车急停，导致羊水破裂，被送往医院后，情况非常严重。远在吉林的李老并没有赶到爱人身边，母亲赵君陶只能求助于邓大姐。邓颖超立即安排国内妇产科专家、拥有万婴之母之称的林巧稚进行专家会诊。经过林大夫和医院的共同努力，朱琳母子转危为安，应该说邓大姐是李老妻子朱琳女士和长子李小鹏的救命恩人。

当然，李老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一份恩情，在周总理去世，邓妈妈年纪越来越大后，他经常带夫人朱琳去西花厅看望老人家，邓妈妈每次都非常开心。

1989年，已经85岁高龄的邓大姐给李老写信，当自己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药物抢救，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邓奶奶之所以是“安乐死”坚定的支持者，是因为她曾经亲眼看到周总理晚年受到病痛折磨，她想没有痛苦地离开。

这么重要的事情，邓大姐选择与李老商量，可见李老在老人家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李老看到信后，非常重视，立即给江泽民同志和相关领导去信，详细转述了邓大姐的要求，江老亲自批示，百年后按照邓大姐的要求办。

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左右，在邓大姐生命弥留之际，李老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他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而邓大姐则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李老是不幸的，因为他3岁丧父，随母亲颠沛流离，但他又是幸运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邓大姐都像另一位母亲一样关爱着他。而李老也非常懂得感恩，无论是周总理还是邓大姐辞世，他都陪在身边，这样真挚的感情是双方共同付出后的结果，这样亲密的关系是由爱才能支撑。

老一辈革命者的胸襟和无私，总是能触动人最柔软的神经，笔者每每读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故事，眼眶总是忍不住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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