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正值中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越南领导人黎笋的独断专行和穷兵黩武政策让越南陷入困境。此时，作为越南开国元勋之一的黄文欢，在被黎笋集团迫害并患上肺癌后，毅然选择前往中国寻求庇护。在中国医生的救治下转危为安的黄文欢，在昆明军区的支持下组建了＂越南反黎救国游击队＂。这支特殊的武装力量在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活动，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情报支持，立下赫赫战功。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就在1984年中国解放军准备对越南发起第二次军事行动之际，这支游击队却突然解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黄文欢在关键时刻做出这个决定？

二战结束后的越南，经历了漫长的反殖民斗争。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黎笋等革命领袖们带领人民从无到有建立了军队，最终在北部地区建立了政权。

在这个新生的政权中，胡志明担任最高领袖，武元甲统领人民军队。黄文欢和黎笋也都位居要职，为北越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9年，一场变故打破了北越政权的平衡。北越开国领袖胡志明在这一年逝世，留下了关于政权交接的遗嘱。这份遗嘱并没有将统治权单独交给某个人。

野心勃勃的黎笋看准了这个机会。他暗中在北越政权的各个要害部门安插亲信，通过这些亲信之手篡改了胡志明的遗嘱内容。

就这样，黎笋＂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北越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但是这种得位不正的行为必然会招致其他同仁的不满和反对。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黎笋开始逐步架空其他领导人的权力。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黄文欢就深受其害。

每当有外国使团来访时，越南的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总是刻意将黄文欢遮挡。有时甚至整篇报道都找不到黄文欢的名字。

同样遭受打压的还有武元甲。虽然他名义上是三军统帅，但越南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已经被黎笋牢牢掌控。

1973年，北越即将统一全国，一场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的争论随之展开。以黎笋为首的鹰派主张军事扩张，企图称霸中南半岛。

而以黄文欢、武元甲为代表的现实派则主张休养生息，改善民生。面对不同的政见，黎笋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开始清除异己。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黎笋还勾结苏联，将越南带上了一条不归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被迫对越南发起自卫反击。

1979年2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让越南民众看清了黎笋的真面目。中国军队用实际行动证明，黎笋集团的穷兵黩武注定是一条绝路。

这场战争的结果让黎笋惶恐不安，他开始担心自己会被赶下台。为了巩固权力，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干掉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同仁。

1979年3月中旬，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黎笋集团对黄文欢的迫害变本加厉。他们把触角伸向了黄文欢的日常生活，处处设置障碍。

就在这个时候，黄文欢不幸患上了肺癌。黎笋集团却故意将其误诊为肺结核，采用完全错误的治疗方案。在这种错误治疗下，黄文欢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到了1979年7月，已经病入膏肓的黄文欢向黎笋集团提出出国就医的请求。黎笋集团认定他已经是肺癌晚期，活不了多久了，便痛快地批准了这个请求。

黄文欢先是辗转到了巴基斯坦，随后决定前往中国寻求治疗。这个决定背后，是他对黎笋集团种种不顾人民死活行径的彻底失望。

在中国医生的诊断下，黄文欢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诊断结果：肺癌而非肺结核。通过中国医生的精心治疗，黄文欢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真相大白的那一刻，黄文欢彻底看清了黎笋集团的真面目。他们故意隐瞒病情，采用错误治疗方案，这分明是想要置他于死地。

1979年7月下旬，在中国昆明军区的大力支持下，黄文欢开始了一项新的使命。他从被黎笋集团迫害的越南难民中精心挑选人才，组建了一支特殊的队伍。

这支队伍的正式名称是＂越南反黎救国游击队＂，因为是黄文欢组建和领导的，人们习惯称它为＂黄文欢游击队＂。游击队的驻地选在了中国云南河口县一带。

黄文欢为这支游击队制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利用队员们熟悉越南地形和民情的优势，协助中国解放军进行敌后侦察和袭扰任务。等到时机成熟，他们将在越南建立根据地，推翻黎笋集团的统治。

游击队的成立过程并不轻松。队员们都是从越南逃难出来的难民，他们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失去了家园。但正是这些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更加团结，更加坚定。

为了保护队员们在越南的亲属，游击队的行动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队员们使用代号互相称呼，不留下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痕迹。

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怀着必胜的信念。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改变祖国命运的重任，每一次行动都关系着千万越南同胞的未来。

黄文欢游击队成立后不久，就在中越边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行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协助中国解放军收复被越军占领的战略要地。

法卡山、靠茅山、者阴山和老山，这些名字记录着游击队员们的功绩。他们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关键情报。

在敌后侦察行动中，游击队员们往往需要在没有任何支援和补给的情况下深入虎穴。他们穿梭在复杂的地形中，收集越军部署的重要信息。

这些情报为中国解放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重要保障。每一次成功的战役背后，都有游击队员们默默的付出。

在必要的时候，游击队还会对越军发起袭扰行动。这些小规模但精准的打击，大大扰乱了越军的部署和计划。

然而，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们，却无法公开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很多游击队员在战斗中流血牺牲，连名字都无法被公开纪念。

这种隐姓埋名是为了保护他们在越南的亲人。一旦身份暴露，他们的家人就会遭到黎笋集团的迫害和报复。

游击队员们深知这份风险，但他们依然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责任。

在边境地区，游击队还发展了一个秘密情报网。一些居住在边境线附近的越南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提供军事情报。

这些普通的越南百姓每天都要到中国边境地区进行物资交换。在交易的同时，他们会将获知的越军动向告诉游击队员。

甚至有些越北边防军警，白天扛枪站岗，晚上却脱下军装，偷偷来到中国边境地区做生意。这些人也成为了游击队重要的情报来源。

这支特殊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在暗处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是隐形的战士，无名的英雄，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未来而战。

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中国解放军多次挫败了越军的反扑行动。黎笋集团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力逐渐减弱，越南民众的反抗意识也在逐渐增强。

游击队的存在，不仅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支持，更向越南人民展示了另一条道路的可能。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反对黎笋集团的暴政是正义的选择。

1984年4月，就在中国解放军准备向越南发起第二次军事打击之际，黄文欢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宣布解散了这支英勇善战的＂越南反黎救国游击队＂。

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深远的考虑。游击队员们被分成两批：想回越南与亲属团聚的，发放了盘缠；愿意留在中国定居的，给予了安置资助。

解散的背景是黎笋集团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在柬埔寨，越军不断遭到当地游击队的袭扰；在泰国边境，越军频繁与泰国军队发生冲突。

越北地区的越军也在中国边防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苏联承诺的援助越来越少，整个越南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黎笋集团似乎也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在黄文欢移居中国后，他们虽然对黄文欢进行了缺席死刑判决，却没有为难他的家人。

黄文欢的儿子黄日新，在父亲移居中国后依然保持着越南社会科学院的工作职位。这显示出黎笋集团已经开始在为自己留后路。

到了1985年6月，黎笋集团不得不对国内的物价和薪酬进行干预。但是这种干预非但没有改善局面，反而让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短短几个月内，越南的物价呈几何式增长，财政完全失控。那些还有一些经济实力的越南百姓纷纷逃离国家。

1986年5月19日，黎笋不得不召开改革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素友在内的9名黎笋亲信部长全部被免职。

到了同年7月10日，年仅79岁的黎笋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继任者长征和阮文灵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新政府上台后立即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着手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努力收拾黎笋集团留下的烂摊子。

看到越南的发展走上了正确的轨道，1987年的黄文欢写下了《沧海一粟》这本回忆录。在书中，他对自己的革命生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黄文欢解散游击队的决定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他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避免了内战给越南带来新的创伤。

这位越南开国元勋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使命。他没有被个人恩怨蒙蔽双眼，而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了首位。

黄文欢和他的游击队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可以公开的英雄事迹，但他们的选择为越南的和平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会记住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