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底，经过4个月的苦战，四方面军获得了反三路围攻的胜利，在川陕根据地站住了脚。
之后的四方面军迅速也发展到了4万多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四方面于是进行了一次大整编。
四方面军此前下辖4个师，在这次整编中，这4个师被扩编为4个军，即4军、9军、30军、31军，军长分别为王宏坤（开国上将）、何畏、余天云和王树声（开国大将）。
在这“四大军长”中，余天云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余天云出生于1906年，21岁参加黄麻起义，之后在4年的时间里，从战士升为主力营长。
1932年3月，红12师36团团长徐海东负伤，战功突出的余天云于是接替团长。当时红12师的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赓大将。
而当时红12师34团的团长是许世友上将，据胡奇才中将后来回忆，要说性格张扬、喝酒海量，打仗的勇猛程度，许世友都要忌惮余天云三分。
后来，许继慎、曾中生、吴光浩等著名将领都遭到了张国焘的独守，草莽出身的余天云便脱颖而出，成了红30军的军长。
红30军成立时，领导班子配备得很强，除了余天云这位军中骄子，政委是李先念同志，政治部主任是李天焕（开国中将），麾下3个师的师政委分别是王建安（开国上将）、杜义德（开国中将）和程世才（开国中将）。
此后，余天云等人指挥30军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在东线情况不利的情况下，30军从东线发起进攻，一战毙敌4000余人，俘虏10000多人，获得了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也宣告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在后来的强渡嘉陵江战役中，30军又是四方面军的渡江主力。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为了统一指挥，对两支主力部队的军事系统进行了一次调整，一方面军各军团改称“军”，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余天云从30军军长调为31军军长。
这时的四方面军，总共5个军，除了之前的4军、9军、30军、31军，还有一个由川东游击队扩编来了33军，后来，33军的番号又被取消，所以余天云实际上还是“四大军长”之一。
31军的领导班子也很强，政委是詹才芳（开国中将），参谋长是从红三军团调来的李聚奎（开国上将）。
31军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129师386旅，旅长为陈赓大将，被誉为“全中国最好的部队”。余天云到陕北后进入红大，时任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开国大将）兼任了31军军长，后来王树声生病，中央派萧克（开国第一上将）接替王树声，再后来，中央又派了陈赓接替萧克，陈赓这才成为386旅旅长。
由此可见，余天云当时在四方面军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而他当时不过是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
余天云能征善战，勇冠三军，但身上难免也或多说少存在一些毛病，比如脾气暴躁，目中无人，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余天云的这种性格，正是他后来悲剧的缘由。
1935年11月，余天云因为一件事打骂了手下的战士，张国焘决定从严处理。
当时中央已经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了，但一、四方面军共同成立的红军大学（不是陕北时期的红大抗大）还在，张国焘于是便把余天云调到了红大学习，同时担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余天云心高气傲，对这样的处理非常不满意，觉得丢脸，于是他常常借故不去上课。
当时红大的校长是刘伯承元帅，政委是四方面军的何畏，但是，余天云却一点也不把这两位比自己资格老很多的上级放在眼里，经常表现不尊重。
35年12月16日，刘伯承校长决定将余天云树为反面典型，用以教育全军的干部，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四方面军的刊物《红炉》上。
没想到，余天云对刘伯承的苦心教育不但没有一点理解，反而拿着枪去找到了刘伯承，气得一向好脾气的刘帅大怒，说不处理余天云，自己绝不再上课了。
张国焘得知这个消息，立刻赶到红大进行了讲话，并严厉地训斥了余天云，下了他的枪，将他送进了禁闭室思过。
心高气傲的余天云为此一度精神消沉，闷闷不乐。
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余天云的妻子刘伯新过草地时，违反纪律开枪打死了藏民的一头牛，为了严肃纪律，张国焘下令将刘伯新枪毙。此事对余天云的打击可想而知。
这期间，红大的政委何畏因为一直不满余天云对自己不敬，便趁机展开了报复，他命令余天云背着米袋子行军，而余天云自尊心很强，行军的时候他路也不走，马也不骑，战士们只好用担架抬着他走。
经历过这些事情，余天云深感自尊受挫，前途也非常黯淡了，意志消沉，身体也越来越差。1936年4月，部队行军到大金川的一处铁索桥上时，余天云在担架上扭动身体，投入了大金川奔腾的河水中，结束了自己30岁的生命。
后来张国焘写回忆录，对余天云的能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余天云为“游击天才”，“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从士兵升到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
胡奇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余天云的评价也很高。他认为，余天云性格急躁，“常冲撞张国焘”，张国焘因此对余天云的很多处分失当，最终逼死了余天云。
但是，对余天云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毫不夸张地说，余天云确实是一个“军阀作风”非常严重的将军。
据曾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回忆：“余天云那时腐化浪费，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时还破坏政策……”
他说，余天云身边的警卫员、通讯员几乎都挨过他的打，他“在军队中打人骂人是最标准的一个”。他担任30军军长师，军政治部主任是张成台（46年牺牲），一次，因为意见分歧，余天云抬手就打了张成台一记耳光。
同为军级干部，余天云的这个行为未免过于鲁莽和愚昧。最后，张成台强烈要求要求调走，死活不肯和余天云合作了。
余天云和政委李先念的合作也并不愉快，原因是他对政治工作完全不重视，直只知道打仗要勇、要猛。有一次，30军打一个山头受阻，大家都很着急，余天云却慢悠悠地讥讽道：“李政委，你上去给他们上上劳动课，山头就拿下来了。”
余天云的性格有问题，但爱打人爱骂人并非是不可救药的，倪志亮、郭天民这些将军都曾以爱打人骂人“闻名”，但经过教育，他们后来都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成了优秀的共和国将领。所以，不得不说，余天云的死，确实是一个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