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和盛世才是抗战时期两位手握重兵的地方军阀势力，也是当时军阀中始终没有出兵抗战的两位。
不管当时还是现在，他们的行为都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那么，他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又是怎样的？
“西康王”刘文辉先说刘文辉，他被称作是“西康王”。西康这个地方知名度不是很高，地处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其作为一个省的建制还在1955年就消失了，但出自这里的《康定情歌》流传度还是很广的。
康定，即当时西康的省会，刘文辉办公的地点。
主政西康期间，刘文辉一直注重巩固自己在这里的统治地位。
西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便将西康的省会设在了藏族的聚集区康定，而不是汉族人数更多的雅安。
在信仰方面，他还自己信起了佛教，广泛参加当地佛教活动，并注重与西藏上层人士的联系，将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什么大的民族矛盾发生过。
刘文辉和刘湘是叔侄关系，但他们两个人却只有五岁的年龄差，刘湘这个侄子的年纪还更大。
刘湘被称为是“四川王”，曾提携刘文辉从军官学校毕业后，当了下级军官。
他与刘文辉在抗战的态度上有很大不同，在七七事变后便毅然选择了出兵。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对张学良的做法表示了支持，认为这能够避免内战的发生，帮助抗敌救国。
刘文辉和刘湘持不同立场，选择不出兵抗日有迹可循。
有一个原因是他和刘湘一直在闹矛盾，他虽然受过刘湘许多的帮助和扶持，但羽翼丰满之后便开始自立门户，手头掌握的兵力甚至比刘湘还多，有11万之众。
1932年，两人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在四川打得不可开交。
开战三个月后，双方死伤就多达6万人，让四川当地生灵涂炭，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这场刘氏家族的内战也是四川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军阀内战，一直持续到了1933年的9月份，最后是以刘文辉失败告终，从成都退到了雅安。
刘文辉在西康站稳脚跟，并不十分容易。1939年，西康省才正式设立，他才成了首位西康省的政府主席。
1938年，刘湘去世后，蒋介石派了张群担任四川省主席，想要借此控制川康一带，这让刘文辉有了起兵的念头。
他暗中联系了刘湘原来的下属，以及四川省的一些实力派人物，和他们一同抵制张群的兼并做法，同时想要将自己的整个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四川地区。
只是，刘文辉的这一构想并没有最终实现，最后势力范围还是局限在了西康。
而在刘文辉的干预之下，张群直到1940年才坐稳了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
刘文辉对自己的地位一直有所不满，也忌惮蒋介石有朝一日会下令将自己吞并，所以开始暗中发展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还发动了一场起义，公开投奔到了共产党阵营，让西康的收复工作变得十分顺利。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没有出兵抗日，但刘文辉后来有着不错的仕途发展，官至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被任命为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新疆王”盛世才盛世才则是从1933年开始一直执掌着新疆一带的军政，有着“新疆王”的称号。
他在进新疆之前，就盘算着要在这个地方做到高位。
一开始，他并没有得到当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赏识，好在他的军事能力实在出众，金树仁又看他这个人比较老实，就让他当了军官学校的战术教官，让他有了接触军队的机会。
他也借着这个机会，一步步往上爬，从参与政变，到上台后大刀阔斧地改革，终于坐到了“新疆王”的位置，成为新疆新政权的铁腕角色。
与刘文辉一样，他在抗战中也一直没有出兵，但在七七事变后是有过一定积极表现的，比如同意共产党在新疆当时的省会迪化设立半公开的代表机构，为党在新疆实行统战，开展抗日活动提供了机会。
新疆在抗战时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比较难争取，其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辛亥革命后名义上“归附中央”，其实一直都处在相对独立的状态。
除盛世才之外，历史上新疆其他的最高统治者也都有着“新疆王”的称号，而盛世才被认为是最后的一代“新疆王”。
他在巩固自身权利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先后投靠过本来的金树仁、斯大林和蒋介石，因此被叫做“三姓家奴”。
抗战期间，盛世才忙着亲苏联共，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十分亲近，主要是对斯大林马首是瞻。
从1933年底开始，斯大林给了盛世才不少的军事援助，飞机、大炮、装甲车等一个都没落下，还直接派了苏联红军到了迪化，直接帮着他打击竞争对手。
在经济方面，斯大林一方面给他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援助，另一方面还给足了贷款，1935年和1937年两年加起来一共有750万金卢布。
在苏联这样的刺激之下，盛世才这一时期在新疆拟定的政策都秉持着亲苏的基本原则。他还提出，只有反帝反法西斯，才能保证中苏之间的友好亲善。
1938年8月，在斯大林的邀请之下，他以去苏联疗伤的名义去了莫斯科，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加入苏联共产党，斯大林也秘密接收了他这样一位新疆同志。
不过，根据俄罗斯留存的档案内容看，斯大林对自己的这一决定还是比较担心的，他很怕事情泄露后会招致蒋介石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不满，毕竟他当时还是我国地方政府的领导人。
盛世才后来会转而再度投靠蒋介石，主要是二战中苏联形势的发展不再向好。
他眼看着希特勒照着“巴巴罗萨计划”要将苏联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心里觉得苏联这次铁定要完蛋了，自己不能再全然指望斯大林。
盛世才幻想破灭，幡然醒悟，却没能换回蒋介石的信任。
对于新疆这块地方的权利处置，蒋介石已经改了主意，他只想尽快收复失地，而不是重新启用这位“新疆王”。
之后，蒋介石将自己的势力一点点渗透进入了新疆，而盛世才则在政治和军事上被慢慢架空了。
作为“三姓家奴”，盛世才最后的下场是比较凄惨的。1945年7月，新疆当地民众便掀起了一阵讨盛的浪潮，控诉他执政时期的罪行。
此时，他已经被降职成为农林部长，而蒋介石重压之下又不得已将这一职务也给他免除了。
1949年，盛世才跟着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有所承诺，最终让他得以善终，活到了78岁。
有人在评价盛世才时，认为他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而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还有人说他这个人阴鸷，权力欲和政治欲都很强，他说过“要想干革命，就得能令”。
从始至终，他不管做什么，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新疆王”的地位。
在抛弃斯大林，转而投靠蒋介石的时候，背后一个比较大的推力就是蒋介石给了他承诺，说以后新疆的事务还是由他说了算，他没想到蒋介石后来会变卦，将他从台子上架下来。
在出兵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盛世才并没有看到能从这里面给自己捞到多少实际的好处，所以选择了不作为。
与这两位军阀在出兵抗日上的消极表现不同，很多军阀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积极正面的，如西北的马家军。
他们在全面抗战之后，遵照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加入到了统一的抗战序列之中，以最精锐的部队奔赴到了抗战前线，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战绩。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军阀选择是否出兵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地方利益。
马家军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
他们本来是准备了两篇立场完全不同的电文的，在确定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会对蒋介石产生生命威胁之后，才发出了谴责通电。他们还将发布的时间选在了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以显示他们的当机立断。
事后，蒋介石对他们另眼相看，放任其扩大军队编制，成为一方霸主，这一事件便这样成为了他们攫取政治资本的工具。
另外，作为民国第一大军阀的张作霖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也是比较激进的，最后还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了从北平返回沈阳的专列之上，可见日本人对他的仇恨。
总之，抗战期间各路军阀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并不统一，他们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想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虽然手握重兵，但像刘文辉和盛世才这样的地方势力都不敢贸然和日本人硬刚。
他们过着自己的太平日子，害怕将硝烟过多地引入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殊不知国难面前，不作为，便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他们后来的选择和命运发展早已说明，明哲保身绝不是长久之计。
参考资料
【盟史纵览】秘密盟员“西康王” 刘文辉（上）2、新疆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3、诡谲人生 三姓家奴——末代“新疆王”盛世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