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最后的当家人隆裕太后明白：革命是要流血的。

至于流谁的血，袁世凯跟她讲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事。

那时候，整个国家，暴力情绪被挑动。确实如袁世凯所讲，随时可能进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状态。

这是南北两方的实权人物所不愿看到的。

于是，中国历史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时刻：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谈判，来实现权力的交替转移，新时代的“改朝换代”。长达两千多年的暴力传统，有可能被新的解决方式取代。

后来被称为“南北议和”的这场重大历史事件中，北方派出的清廷全权代表是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南方革命政权的议和代表则是伍廷芳。

这两个议和代表有太多共同点：广东人，留过洋，外交家，擅长谈判……出发前，有人对袁世凯说，唐绍仪一个广东人，去南方谈判，不会胳膊肘往外拐，和孙中山一伙私通？袁世凯遂安排了政治立场保守的杨士琦、许鼎霖等人一同进了议和代表团，监视唐绍仪的言行。

但是，南方革命群众还想打，不想和。唐绍仪抵达上海前后，上海租界巡捕已经多次发现写有同样内容的大字报贴在街上：

“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

不仅如此，很多匿名人士给唐绍仪寄恐吓信。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唐绍仪却没有躲避。

结果，几轮会议谈下来，这下轮到北方保守派不干了。许鼎霖后来在资政院骂唐绍仪：什么议和，简直就是送礼！

清朝国史馆总纂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说：“唐绍仪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唐绍仪究竟干了什么，让他从北方的全权议和代表，变成他们口中的“卖国贼”呢？

唐绍仪。图源：网络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唐绍仪这号人物，但对他的具体经历了解并不多。事实上，晚清民国虽然牛人辈出，但无论怎么排名，唐绍仪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绍仪是和孙中山并列的。北洋军阀当政时期，北方向南方通电，都是孙唐并称，可见唐绍仪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唐绍仪1862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镇（今属珠海市），和孙中山是同县老乡。辛亥南北和谈时，袁世凯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唐绍仪与孙中山当时初次相见，一报籍贯，老乡啊，然后开始用粤语倾偈（聊天），两人握手似故交。

论家族影响力，唐家比孙家更早发迹。唐家在晚清以买办起家，通外语，懂洋务。唐绍仪自幼随父在上海生活，他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他还有个名声很响的族叔，叫唐廷枢，在李鸿章手下办洋务，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

唐廷枢早年有个同学，叫容闳。容闳是晚清首位留美海归，当时正在推动中国幼童官费赴美留学。经过唐廷枢的举荐，12岁的唐绍仪在容闳的带领下，去了美国。

留美期间，唐绍仪整个世界观得到了重构。他因辫子受人嬉笑，偷偷剪掉。他后来告诉身边人，归国后，第一次跪谒李鸿章，假辫子突然滑落，当时惊恐万分。

那是1881年。唐绍仪在清廷做官，重新留起辫子。他先后在朝鲜、山东等地办理外交，一开始就遇到他的贵人——袁世凯。

袁世凯后来自称与唐绍仪“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他们曾在朝鲜共事达十余年之久。甲午年间，日本谋刺袁世凯，因唐绍仪冒死救护，袁世凯才得以从朝鲜安然回国，两人遂成莫逆之交。

此后，袁世凯官升到哪，就把唐绍仪提拔到哪。清朝灭亡前，唐绍仪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

袁、唐二人一直合作愉快，甚至一度差点联姻。唐绍仪想把长女唐宝珠许配袁世凯次子袁克文。袁世凯嫌该女喜欢跳舞，不够端庄，婉辞谢绝了。

袁世凯。图源：网络

做不成亲家也好，袁世凯那个有才的儿子，后来风流成性，比跳跳舞的唐宝珠浪多了。当然，这并不影响袁、唐二人的交情。

辛亥革命爆发，南北议和启动，袁世凯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唐绍仪。除了彼此信任，共进退二十年，知根知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谈判桌上折冲樽俎，是唐绍仪的长项。

1904年，英国与西藏地方官员擅自签约，完全控制了西藏。唐绍仪临危受命，硬是虎口拔牙，让英国人承诺不兼并西藏，不干涉西藏政治活动。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他坚守民族利益，不卑不亢，充分展示了新型外交家的风采。

这样的外交家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恰好南方的议和代表伍廷芳也是这样的厉害角色，所以袁世凯更应该派出唐绍仪与之抗衡了。

南方革命党领袖对唐绍仪也很满意。他们知道唐绍仪是留美出身，视野广阔，思想开放，不是顽固派。这样的人，才有谈判空间。

临行前，袁世凯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提出要实行“君主共和立宪制”——这个制度放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核心内容是：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为行政机关首脑……

袁世凯为了保住满清皇位，还是蛮花心思的。不过唐绍仪看到这个方案，顿时懵圈。不仅南方接受不了，他自己看了都难以接受。所以，从头到尾，他都没把袁世凯这个方案拿出来跟南方谈。

在南下的火车上，唐绍仪把自己的辫子剪了。

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后来回忆，至南京下关，唐绍仪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

“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

到了上海，唐绍仪完全忘记了袁世凯的交代，好像变成了南方的代言人。和谈中，他向袁世凯汇报南方的动向，故意吹捧南方实力，说孙文携带巨款来沪，南方又新制造出两艘飞船等等，目的是逼迫袁世凯承认共和。

这也不奇怪，七年放洋不是白留的，他一直倾心共和制度，只是没有机会表达出来。现在，时机这么好，这么巧，把他放在决定中国前途的位子上，一下子内心的真实追求全都冒了出来。在会议中，他直接跟南方和谈代表亮出底牌：

“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说完，第二天，他给北京拍电报：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这把袁世凯气得够呛，一度撤销了唐绍仪的全权议和代表资格。北方保守派骂唐绍仪“卖国”，只是，他卖的这个“国”，是行将就木的大清国，不是新生的中华民国。

最终的和谈结果，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帝国变民国，王朝变共和，南方的目标基本达成，中国以最低的社会代价，完成了政治转型。心向共和的唐绍仪，功不可没。

唐绍仪（左）和伍廷芳（右）。图源：网络

在参与南北议和的时候，唐绍仪应该早就想到，自己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还可以前进一大步，实现个人仕途与历史功绩双丰收。

南北两方条件谈妥后，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已经板上钉钉了。不过，第一任内阁总理选谁，双方又争执不休。

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是同盟会会员，总统我们都让出去了，这个不能再让。袁世凯肯定不愿意呀，他总不能在自己身边放一颗雷吧。

此时，立宪派人士赵凤昌发表意见，说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这个人物，只有唐绍仪最适当。

据说，赵凤昌说完，孙中山、黄兴同时鼓掌，并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

袁世凯心里有点勉强，但不好发作，谁叫天下人都知道唐绍仪是他的亲信呢。

这个亲信，却从不想做傀儡。内阁成立后，第一次与袁世凯的正式会见中，唐绍仪介绍内阁成员，专门提醒袁大总统：“按照《临时约法》，内阁只对参议院负责。”

这等于给袁世凯敲警钟，要他老老实实做一个有职无权的总统，不要违背《临时约法》，干涉国务院。

50岁的唐绍仪就任总理，有理想也有抱负干出一番有利于民族国家的事业。为了起到表率作用，他事事遵照约法执行，强调内阁责任，还时时纠正袁世凯的越权行为，就像一台播放器随时喊话：大总统，您不能这么干！大总统，您不能那么干！

袁世凯下发的公文，唐绍仪认为不可行的，立即驳回。他还经常去总统府，跟袁世凯当面据理力争。

争论时，面对自己的老领导、仕途引路人，唐绍仪并未讲私情，而是经常说：“责任内阁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

搞得袁世凯很火大。坦白说，那个时候，人人嘴上喊着民主、共和，但十有八九都是叶公好龙，真正像唐绍仪这样懂得民主、共和的真谛与运作机制的，太少太少。

但是，搞权谋他们在行。

对袁世凯来说，大总统不仅要大，还要总而统之，权力不能有边界。如果处处受掣肘，那还有什么意思？

袁世凯开始使用手腕，拆唐绍仪的台。比如造谣唐绍仪用国家借款100万收买孙中山，挑唆内务总长赵秉钧罢开内阁会议，绕开唐绍仪直接发布人事任命通知等等。

唐绍仪压力山大，最惨的时候，这名开国总理，被反对党参议员骂为“亡国总理”。比南北议和时，保守派骂他“卖国”还难听。

形势比人强，组阁不到3个月，唐绍仪实在受不了了，不辞而别，去了天津。袁世凯派人前去挽留，唐绍仪说，我在北京，就住国务院，一忙起来数日不外出，而反对党竟然污蔑我数日不到国务院，“人心如此，尚堪问乎”！

回过头看，民国政治之乱，从首任总理顶不顺离职开始，就已埋下根子。民国第一代真正政治家的落寞，谁人能解？

对于唐绍仪为维护共和而不惜个人离职的行为，国民党元老冯自由颇表钦佩。他说，唐绍仪与袁世凯是有数十年交情的人，能为了政治理想而翻脸，这种纯洁高尚的风度，欧美各国可能有，但在我国鲜见鲜闻。

冯自由。图源：网络

失意的唐绍仪退出权力核心，但他的政治影响力却在持续扩大。乱世中，时不时需要抬出各方势力都承认的人物，唐绍仪就是这样的存在，与他的老乡孙中山并称于北洋时代。

时代混乱，光怪陆离，有一两个人能够舍身去搅动这滩浑水，已经足够伟大。唐绍仪始终与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为国内和平大局奔走，没有遁起来做寓公，实属难得。他不在权力核心圈层，但一有重大变局，或是历史拐点，总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反过袁世凯，反对段祺瑞，反过孙中山，反过蒋介石……追其原因，不是唐绍仪多变，恰恰是民国政局诡谲变幻，让政治理想始终如一的唐绍仪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唐绍仪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和平共和+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制。与这三大原则的任何一点背道而驰的，他都反对，不管是谁。因此，只要诉诸武力统一中国的，他就反对，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孙中山；只要想做凌驾于法理之上的大总统的，他也反对，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

相反，只要是有利于和平统一中国，他就支持。1919年，他曾第二次作为议和代表，出山调解南北矛盾，跟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代表南方出现在谈判桌上。结果因为段祺瑞黩武，和谈失败，唐绍仪相当懊恼。

孙中山和陈炯明因为北伐护法还是联省自治的政见分歧决裂后，唐绍仪避而不就孙中山给他的官职，离粤到沪，跟章太炎等人一起宣传联省自治。

作为终身的反对派，唐绍仪拥有信仰的力量，具备潜在的影响，无论谁当权，都会想到拉拢他撑台面。而他的去从原则，就是主政者是否贯彻他的政治理想，若不是，对不起，权位再高，于我如浮云。

一个当过民国首任总理的人，也的确有资本和傲气面对政坛的纷纷扰扰。

难能可贵的是，那个年代的顶级精英，政见跟私谊分得很开，不会因为政治立场各异而影响私人交情。大家都是互相说服，说服不了，就按个人的设想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搞诋毁，更不搞打击报复。除了干出大逆不道之事，否则不会断交。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唐绍仪与他的政见分歧已经不可调和。很简单，唐绍仪的立场不变，北方总统非法，南方不能跟着他们胡闹，决不能做出不足法定人数而选举总统的事。人家没底线，我们不能跟着堕落，这是一种君子式的理想主义作派，在现实中难免碰壁。

但是，尽管如此，唐、孙二人并未反目为仇，而一直保持着私人的过从和友谊。孙中山逝世后，唐绍仪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孙的敬意。在上海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唐绍仪亲任“主祭”。和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保持着很好的来往。

唐绍仪与孙中山合影。图源：网络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的南京仅为中等城市，一时拥入中央、直辖市两级政府，可谓役员遍地，人满为患。两级政府决定，立即划分建房用地，解决住房困难。

政策一出台，南京大片闲置土地成了抢手货，炒地皮成了一本万利的投资。

有人找到担任中央赈灾委员的唐绍仪，请他挪用赈灾款合购地皮。唐绍仪一字一顿地告诉对方：连划分给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还有必要动用灾民的救命钱去抢购土地吗？

三年后，南京市留出了一块唐公馆的建造地皮，唐绍仪又婉谢了。

1932年，唐绍仪加入反蒋行列，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孙科在建设中山模范县的问题上，去信征求唐绍仪的意见。唐绍仪已年近七十，怀着建设家乡的感情，一口应承回任中山县县长，不计名位高低，待遇多寡。

如此机缘巧合，这位曾出任民国首任总理的老人，在晚年竟然做起了小小的县长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干部会议上，经常举唐绍仪的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

到任后，在乡亲的欢迎会上，唐绍仪演讲道：“总理（指孙中山）为柱石，我们为砖瓦木碎，我们建造一所房屋，柱石固然是重要材料，砖瓦木碎也不能不需要。建国纲领，以县为自治单位，我们砖瓦木碎材料，正合在一处建筑起来，为县自治努力。”

他希望“以二十五年时间，把中山建设妥当”。在地方治理上，再次彰显他的前瞻性。他推动把谭家湾打造成无税中山港，计划一旦开港成功，巨轮可以直达外洋，与香港争夺外贸之利。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自贸区规划了。

可惜，1934年10月，县治才有起色，受陈济棠排挤，唐绍仪无奈辞职。作为县长，唐绍仪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微服察访民情，及时解决实际问题，被群众称为“布衣县长”。

辞职后，唐绍仪举家迁往上海，极少出头露面。街坊邻里见到这位极富修养、亲切和善的老人，只是点点头，谁也不会料及，他们的邻居竟然是民国首位国务总理、前清一品大员。

1929年，中山县训政委员会会议期间合影。图源：网络

唐绍仪最后一次闯入历史的视野，已是抗战烽火燃遍神州的1938年。

当时，日本谋求起用唐绍仪、吴佩孚，即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欲达到以华制华、尽早结束战争的目的。由于唐绍仪仍然存在的普遍影响力，日本人认定他是重建中国新政府的理想人选。

国民党政府也早就侦知了日本的意图，因而把唐绍仪当成与日本接触，以探知日本讲和条件及谋划的私人渠道。

9月，国民党特务得到情报，日本有意采取绑架溥仪的手段，故伎重演，逼迫唐绍仪出山。情报分析认为，唐绍仪一旦被拉下水，完全能够“取蒋而代之”。

这些可能性因素，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导致唐绍仪在当月30日被刺杀。

唐绍仪被刺杀后，关于他的争夺还未结束。国民政府说，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拉拢唐绍仪不成，故下毒手。土肥原贤二则公开演说，对唐绍仪的死表示惋惜，声称这是唐本人的不幸，也是大东亚共荣的一大损失。言下之意，唐绍仪变节投了日本人，才被军统派人干掉的。

是是非非，很长时间内，唐绍仪被刺案成了民国一大悬案。许多人迄今仍然认为，唐绍仪最后做了汉奸，死有余辜。

唐绍仪一生多次被骂“卖国”，但每一次都被骂错了。这最后一次，人们也把他骂错了。

中日双方在唐绍仪死后，互放烟雾弹，实际上都是想把他的影响力为自己所用。死者无言，却只能任人抢夺。

好在历史留下了蛛丝马迹。国民党特务留下的情报显示，人确实是国民党这边派人杀的，但唐绍仪并未落水，蒋介石出于风险考虑，将唐绍仪错杀了。

国民政府后来下令褒奖唐绍仪，拨给其家属五千元治丧费，并将唐的生平事迹宣付国史。

在历史的大潮中，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渺小，无论身份与地位。斯人已逝，他所要的，也许只是历史的公正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