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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杨本芬是一位素人作家。直到2020年，她才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秋园》，接着是《浮木》和《我本芬芳》。凭借对过往人生艰苦的思索，杨本芬揭示出深刻的女性主义命题，成为中国文学领域备受关注的作家。
杨本芬的女儿章红，同样是一名作家，她是母亲写作背后的第一读者、编辑。章红视母亲耄耋之年的成名为一个奇迹，她遇到一枚贝壳，发现里面蕴藏着珍珠，她拾起，日复一日地打磨，直到珍珠被世人所知。
母亲杨本芬是从何时开始写作的？章红后来发现，远在自己出生前。
当时，母亲刚刚结婚成为妻子，很快生下第一个女儿，章红的姐姐。年轻的妈妈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去大路上玩，路经南方大路旁边的水田和茶林。正好是采茶的季节，远远望见采茶女的身影穿梭在葱茏的绿意中，母亲被眼前景致迷住了。她站了好一会儿。当天晚上，等女儿入睡后，她悄悄爬起身，将脑海里的景象落笔为文字，成了一首抒情诗，寄给了一家本地杂志。
那是生命里最好的日子，轻快、爽脆。年轻的母亲也是个爽脆的人。出生在湖南，杨本芬是家里的长女，要帮做家务，带弟弟妹妹。渴望上学的她，16岁考上中专，独自从汨罗乡下到岳阳求学，三年中专，离毕业只有三个月的时候，学校停办了，她没有拿到毕业证。走投无路，她带着仅有的3块钱跑到江西，找到一所半工半读的大学，不到一年，又被选中下放到农村。
母亲20岁那年，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医生，她喜欢他的外貌，对方家庭出身也不好，她由此升起同病相怜之感。她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立刻结婚。但在当时情形下，除了结婚别无选择。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送我读书。”
写采茶女的诗竟然刊用了，文化馆通知去领稿费。杨本芬后来告诉章红说：“结婚后，头一回如此喜悦。”孰料去领稿费的那天，家里发生了火灾，被子蚊帐全烧没了。从此她断定自己是个“背时”的人，刚有好事发生，坏事就来了。
母亲再也没有时间拿起笔写作。上世纪60年代后期，章红出生。孩子们次第降生，读书的机会终究落空。有一次，母亲在水井边洗衣服，当地中学校长听说她在中专学过化学，想请她到中学教化学。在县城，中学老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母亲欣然应允。甚至已经找好了保姆带孩子。偶然，她看到保姆给章红姐妹喂饭，担心烫，是先自己嚼碎了吐出来再喂的。她接受不了，只好放弃教职。
三十出头的时候，母亲得到一个机会，去县里的汽车运输队上班，岗位是调度员。为兼顾带孩子和养家，她主动要求从调度员变成加油员，因为调度员必须坐在办公室，而加油员时间更自由，只需听喇叭随叫随到，而没有车辆加油的时候可以在家带孩子。
在汽车队母亲一直没能转成正式工，仅仅因为她参加工作的时间比文件所规定的晚了几天时间。她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长期临时工”，这五个字从此成为她头上再也掀不掉的一座大山。
“临时工这个身份，对母亲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创伤。”从记事起，章红就能感受母亲身上的遗憾，先是没有读书，之后是在运输公司没有正式身份。虽然，运输公司承诺永远不会解雇她，退休金也一样，可母亲说话行事却因此特别小心、谨慎。
小时候的章红，不太能够理解母亲身上的这种卑微。母亲极少让章红姐弟做家务，她扛起生活的重荷，身上满是担子，却想要孩子的成长轻松宽和一些。孩子们也懂事，母亲口吻中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争气”两个字，章红知道，争气是指可以有所成就。
在家乡县城，章红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读高二时，班主任特地找到母亲，邀请她作为优秀学生的家长，在家长会上分享家庭教育经验。很久以后，母亲杨本芬都将这件事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出名，特别光荣。
现实抑制住了母亲的写作，但她从未停止过讲述。从小，章红就听着母亲的故事长大，听她讲自身的遭遇，讲乡里人的故事。母亲是一个情感充沛的人，讲到动情处，会止不住流泪。相对而言，章红的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是一个合格父亲，认真工作，会做劈柴、做菜等粗重的家务，却鲜有对家务繁重妻子的温存。
有一次夫妻吵架，读初二的章红站出来，问他们为何不离婚。两人一时语塞，事后父亲抱怨，哪有孩子希望自己父母离婚的。作为女儿，章红是更能体会母亲的心境的，年少的她觉得性格合不来的两人，何不选择离婚。
母亲的自我牺牲，并没如愿换来生活的甘甜。这使得母亲一直生活在困惑中。
图|正在绣花的杨本芬
没能写作的日子里，杨本芬是妻子、母亲，后来又成为外婆。
从县城汽车运输公司退休时，子女们都到了结婚生育的年纪。1995年，生完小孩的章红忙不过来，她将父母接到南京。带孩子，做家务，母亲一手管了，父亲则包揽了买菜事宜。在南京西康新村这栋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的公寓楼里，75平米的房屋挤着五口之家，显得很局促。章红的屋子里最多的物品就是书，空暇之余，母亲常站在她的书架前巡逻，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读物。
书架上有一本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杨本芬沉迷其中，一连读了三遍。读完后，泪眼婆娑跟章红提起外婆，“我的妈妈实在是太好了。”这像是一块心病，此后她又多次和章红念及，自己有一个念头：想写母亲的故事。章红感到欣喜，意识到母亲有表达的冲动，“写作本身就是对时间的挽留与对生活的抵抗，她愿意写，也能够写，便是好的”。
重新开始写作的母亲，当时还不会用电脑打字，只是在纸张上写写改改。就在章红家4平米的厨房，杨本芬写下《秋园》的初稿，而作品出版，要将近二十多年以后，她已经80岁高龄。在油盐酱醋的狭小的缝隙，母亲回溯、咀嚼着自己的人生，表达出作为女性的艰辛感受与困惑。
章红经常看到，厨房锅里还炖煮着肉，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再找一张更高的凳子，伏案下笔。“她抓住一切间隙让自己写，好像有件事没完成，再不做怕事来不及了。”时间久了，章红发觉母亲一旦沉入写作，整个人就变得丰富、伤感。
重启写作的第一年，老家传来消息，章红89岁的外婆在家中跌了一跤，捱了二十来天，去世了。章红陪伴母亲去湖南参加葬礼，处理外婆的后事。有一小包衣服，是外婆生前准备好要随葬的，章红一一检视，她在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意外地掏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年份和地点——这是外婆记下的简略生平，最后两行是：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章红母女被这两句话久久震惊。印象里，外婆是一个文雅的老太太。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话语总结自己的一生？当中的沉重、悲凉与残酷，亲近之人或许都未能了解。
等到章红自己做母亲，对母亲的认识也在变化。在章红成长过程中，母亲总是在为丈夫为家庭调整自己的人生，到晚年，又要帮子女带孩子。母亲总是很被动的，为身边人压抑自我。很长时间里，同为女性，章红觉得母亲过于卑微。
可卑微的母亲，却在一些事情上极有主见。江西铜鼓是一个偏远小县，改革开放前要得到书籍杂志很难，母亲会在不多的生活费挤出一些过"精神生活"，订阅期刊，有新电影必定带孩子们去看两角钱的电影，甚至，她还动手抄写小说。1979年，章红17岁的姐姐参加高考，差三分到达本科线。老师劝说读大专，母亲说什么都不肯。在杨本芬的坚持下，姐弟三人都考上了大学。
章红在大学最初的专业是化学，可她从中学就开始喜欢文学，在化学系读了一年后，她转到中文系，为此在校园里多待了一年。母亲对此毫无怨言。第一份工作她不喜欢，便又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出版社工作，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并获得了冰心图书奖等诸多荣誉。婚姻幸福，有职业的成就，章红成了母亲“争气”的女儿。
但成年后的章红不愿过母亲这样的一生。当她自己写作了，结婚了，有了孩子，开始思索女性应当如何度过一生时，眼前总是母亲的影子。“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的感慨用于妈妈身上也是合适的。”章红说，母亲人生大部分时光是“活着”。
哪怕母亲到了晚年，儿女离家，退休，仍不能放下生活重负。章红的父亲年老后罹患糖尿病和轻微老年失忆症，母亲必须像一个护士一样，为丈夫注射胰岛素。年过古稀，夜里要时时关照老伴喝水、起夜、盖被子，很少能一觉睡到天光。
女儿的一部分意义，是理解母亲。母亲的一生中，家庭、儿女、工作结成了网。写作是母亲的一线缝隙。
写作需要读者。作为作家的章红，成为母亲写作的第一个读者。她被母亲的文字拉进了那个时代浪潮中，看见了外婆一家人挣扎求生的经历。母亲的来处，第一次呈现在了章红眼前。
章红阅读母亲写下的文字，她在母亲的故事中沉思，做出种种假设，试图推翻命运的沙盘：如果没有选择那样的生活，母亲是否会更幸福？
图|读书的母亲
刚开始，母亲写作只是基于兴趣，看女儿读得如此认真，她也来了兴致。她对章红说，我在你身边能学到好多东西。母亲开始和文字较劲。在纸张上，一遍又一遍地写，那些字句反复修改，以至有时字迹都模糊了。
同时女儿又是母亲严格的编辑。啰嗦的表达，有欠清晰的叙事，章红会一句句指出来。母亲初写作时喜欢直抒胸臆，她会毫不留情地直接删掉。她跟母亲解释，基于文学的审美，过于充沛的情感，要压一压才好。母亲被章红的认真举动震住，一脸吓坏了的样子：“哎呀，我哪会写呀，不像你是科班出身。”
“妈，这样写不行。”这句话说多了，母亲心里总有些发怵。章红又赶紧鼓励：“你有与生俱来讲故事的能力，这是一种天赋。”
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母女两人空暇下来就交流写作。章红奇怪，自己作为作家，每次写点什么都很困难，好像无时不在创作瓶颈中，“但妈妈写起东西来就像拧开自来水龙头，随开随有”。
母亲写她的邻居，她这样描述：“邻居兵桃比她大两岁，是个大麻子，驼背，一个眼睛也破相了，是感染天花留下的后遗症。” 母亲十几岁就离开汨罗老家，她笔下的那些人，普通如草芥，轻易便被人遗忘，但母亲不愿意遗忘：当年家乡修水库，女孩子搬不动石头，兵桃会帮着挑担，日常也会帮着砍柴。
这个故事母亲修改了不下十遍。当最后一版本递到章红跟前时，她看完一下子叫起来：“妈妈会写小说了。”章红将文章投稿到文学杂志。2006年9月，《红豆》杂志刊登了杨本芬的第一篇小说《乡间生死》。
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停过笔，她从不把写作当作一件苦差事，她爱写，写时也很快乐。
母亲笔耕不辍了一年，尽她最大的能力，写出了可写的一切之后，她将稿子交给女儿。章红拿到厚厚的稿纸，觉得沉重，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2009年，她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将它贴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
文章刚开始发时，有网友留言，说普通人的历史没人感兴趣，只有名人的回忆录才可能吸引人们去看。章红不赞同，在网上替母亲辩护：“在我看来，写作，最初可能仅仅出于不得不写的冲动；其次，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记述。”
长篇更新持续了大半年，网友的留言给了母亲不断写下去的动力和勇气。那段日子，母女俩坐在电脑前，母亲戴着老花眼镜，饶有兴味地，一条条阅读网友的留言。有人称赞她的文章，她便“感激涕零”，一定要女儿帮着回复，说谢谢对方抬爱，转头又跟女儿感叹：“哎呀，他们太好了。”
母亲看到电脑上的字，频频感慨：“真好啊！”她赞叹电脑的种种妙处的同时，也羡慕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有一天，她对女儿说：我要学习打电脑。母亲说，如果不回复读者留言，她心里过意不去。她央求女儿教她上网。
家人为母亲买了一台台式电脑，请了人专门教她学打字。她不会拼音，五笔又难记，最后安装了手写输入法。母亲花了一点力气学会打字后，章红又为她申请了天涯社区的ID，这样，母亲自己便能把文章发布在网上。
母亲会上网后，接连在网上贴了几篇文章，写的都是关于自己的丈夫。她写丈夫一生做事认真仔细，为人不苟言笑。“有时候，我同他讲这么多话，他都不回我一句。”一些网友看到，会评论：“阿姨是个好妻子。”母亲心里有了些许安慰。回头又想，心中那个最深的疑惑仍在：丈夫为什么待我如此冷漠？
母亲又开始动笔，写下夫妻俩最初见面的经历，写下数十年生活里的点滴过往。
章红看见故事初稿，对父母的婚姻也感到困惑：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从小，她就感到母亲不满意自己的婚姻。父母会吵架，但并不存在特别激烈的冲突。从女儿的角度看，父亲是很好的人，“父亲养育了我们，他从不打骂小孩，对我尤其疼爱。如果说有什么对不住的，只有我对不住他，没有他对不住我的地方。”
章红想解开这个结，她试图从母亲的文字中寻找答案。
小说里写道，吕医生结婚后仍习惯过单身生活，他离不开他的工作、同事。再后来他分了房子，家开始像了家，慢慢的他也开始参与到家庭中来，砍柴、劈柴，种地、种菜，赚钱养家。
现实里，章红的父亲始终是一个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男性。母亲跟章红说起，父亲动不动就对她说"不能让你娇生惯养"，可她又哪有过一点儿娇生惯养？直到现在，母亲年纪大了，患上了腿疾，章红的姐姐买了一把贵妃靠椅，质地与沙发一样，有着高高的靠背，母亲可以靠着背伸直脚。有一回，母亲以半躺的姿势坐着，父亲坐在离她不远处的藤椅旁，突然，父亲用拐杖轻轻地敲打她。母亲意识到了什么，赶忙把腿缩回去。
这一幕恰好被章红看到，起初她不理解，后来才明白过来，父亲是在指责母亲这样的姿态不体面。章红觉得不可思议，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可母亲顾不上自己的腿疼，换了不舒服的侧卧姿势。章红没有办法，她默默地给母亲的腿上盖了小薄被子，算是解决了这个“不体面”问题。
“如果用光谱来描绘性格，他们大概恰好在光谱的两极吧。” 章红说。在一些漫漫长夜，母女俩会谈起婚姻。杨本芬对女儿说：别急着结婚，结婚是最没意思的事。
另一方面，章红却也不能全部理解母亲，尤其是母亲对父亲的情感。一家人在餐桌上吃饭，一到饭点，母亲的头脑里像植入了一个芯片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父亲添饭，请来的帮手也不越她的界，因为只有她知道父亲应该吃多少饭。母亲的注意力全在父亲身上，给父亲盛汤、夹菜，她随时准备起身，为他做一切事。
母亲的烦忧，章红终究无法帮她分担更多，同时作为女性，她对母亲抱有深深的同情。
出版社看中了母亲写自己婚姻的小说，想要出版，她来问章红的意见。章红思索再三，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阻止一个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她支持出版。
这本有着自传性质的《我本芬芳》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议论，许多人责骂书中的男主人是“渣男”。母亲杨本芬不认可这样的“指控”，她心里很难受，跟章红说后悔出了这本书。面对网上不同的声音，章红没有安慰母亲，而是对她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既然做了出版的决定，就要面对这一切。”
章红对父亲过意不去，作为父亲，他是合格的。而今，他已是90岁的老人了，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母女俩商量后决定，不再就这本书接受媒体的采访。
章红察觉到母亲的怕与爱。她想起那个站在争吵父母中间的自己。和母亲一样，迄今她的心头也依然有徘徊不去的困惑。她为他们怯于传统观念而遗憾，可有一点又无法否认，自己终是父母这段婚姻的受益者。
80岁这年，杨本芬多了一个身份，作家。
《秋园》出版后不断加印，销量可观，成了榜上有名的畅销书。人们注意到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作家，要给她颁奖，请她上电视。母亲用普通话夹杂着湖南方言的普通话，反复地问：“你们是真的喜欢这本书吗？”得到肯定答案后，老太太开心地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手稿，她爱和人讲话，讲她怎么写作的，故事从哪里来的，一讲三个小时。
人走后，母亲问女儿：“我为你争光了吗？”女儿说：“当然。”“那就好。我想为你争光。”言语中，母亲在向女儿表达，自己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此后，《浮木》、《我本芬芳》相继面世，杨本芬成为中国文学今年最受关注的作家，在老人看来，也就是为女儿争了两三口气而已。
记者曾问杨本芬写作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她回答：女儿说我写的好。母亲对女儿充满敬意，她把女儿当作自己的老师。直到现在，老太太还常常笑着说：“哎呀，过女儿这一关可太难了。”
“爱使人卑微”，章红微微叹气。哪怕母亲已经如此成功，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赞美，她依然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这是母亲的生命底色。过去数十年，母亲总是在为家庭、子女牺牲，这是她卑微的原因，因为爱，她把自己放在一切的后面。
而现在，她终于站到了台前。章红由衷地为母亲高兴，母亲这一生，错失过太多机会。
这两年，母亲衰老了下去。八十多岁，被身体所累，四年前，她膝盖痛，遇见庸医，做了手术也不见好，此后天天痛。拖着病腿，母亲哪也不能去，只能围着小区走走。名誉对母亲来说，来得太晚了。只要有年轻人与母亲说说话，总是好的，母亲爱热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每次有记者来，她都像寻常人家的奶奶一样，早早地准备好热茶和水果等候。
章红很少再鼓励母亲写作，写作太辛苦，对于母亲来说，写作是对体力的消耗，也是一种精神的折磨。以前，母亲写文章，写到伤心处，会给她打电话，她记得有一回母亲情绪控制不住，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章红的女儿，女儿转述说：“今天外婆来过电话，说在写我小时候的事情，然后又哭了……”
有一段时间，章红放下工作，赶回南昌老家，充当母亲的助理。她住在姐姐的空房子里，每天过去陪母亲，经常是吃过饭，两人继续留在饭桌边，对着母亲的平板电脑，开始一条条对采访问题——章红要求每个记者必须事先提供采访大纲。
有些新潮的词汇母亲不能够理解，她解释一遍意思，再告诉母亲这个问题在大方向上可以怎么回答。章红想要保护母亲，她小心地对待每一个问题，不愿记者对母亲第三本书《我本芬芳》里的人物对号入座。她反复地告诉采访者这是一本小说。
一家家报纸、电视台、读书栏目、播客前来采访，有时采访会花去几个小时甚至更久，长久下来，应对媒体让章红感到厌倦。在两周的密集采访后，母亲对她说，每天都说一样的话，有什么意思呢。章红这才如蒙大赦。
前几日，章红整理文件，在一叠信中重读母亲的一封家书，是当时她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想报考研究生时，母亲写给她的回信。母亲写道：既然你决定要考，那就好好准备。不过，万一没有考上，那也是绝不要紧的。
她早就忘了这件事，此时读到，心里生出感动。母亲一生如此牺牲，却从不压抑孩子的选择。她是想让儿女有更大的世界。
多年来，章红一直想让母亲为自己而活。某一天，母亲似乎悟到了章红的意思，她毫不犹豫地对女儿说：“想让我不爱你们，那是不可能的。”
章红一时不知如何回应。这句话回荡在她心中，使她骤然意识到，不应该按自己的心愿一味去“改造”母亲，而只需要让情感流动起来，意义就在其中。后来，她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道：
因为你曾身处卑贱，因为你有如此之多的压抑与创伤，因为你给过我许多爱并继续爱着我。那么，如果我是那个能够为你去打开一条表达通道的人，我为什么不去那么做？
你一生渴求的社会价值，依凭自己的才能与勤勉终于获得，我如何能不为你喜悦、骄傲？
我，一个女儿，想对自己的母亲说：我要你为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