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巴马结束中东两场战争、修复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到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对盟邦和竞争对手发动贸易战，再到拜登上台重新修复盟邦关系、强化印太地区合作，美国政府的亚洲战略经历过多次调整，其领导地位和信誉都受到了挑战。为了维护美国的地区及全球主导地位，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加速了中美关系的“范式转移”，转向了科技、经贸、军事、甚至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面战略竞争与对抗。那么，针对中国挑战，美国的“结盟”和“对抗”策略的效果和影响如何？对此，《纽约时报》印太地区新闻记者达米恩·凯夫（Damien Cave）耗时一年多，采访了来自美国和印太地区国家100多位现任和前任官员，最终以“在中国的‘后院’，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谦逊的超级大国”（In China’s Backyard, America Has Become a Humbler Superpower）为题分享了官员们和学者们的观察。
他发现，随着美国分享敏感技术并优先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合作，很多人认为它们正在见证全球格局的重组和美国实力的演变。下个世纪很可能不再像上个世纪那样由美国主导。无论谁赢得今年大选或2028年大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国内的分裂都大大削弱了美国。美国不能像过去那样凌驾于他国之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强大到可以左右国际局势。美国正在适应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学习以许多执着于固守美国霸权的华盛顿政客不愿意讨论的方式开展合作，即承认自己有更大的需求，行事更加谦逊。
什么叫“行事更加谦逊”？文章提到，尽管美国官员几十年来都在谈论亚洲盟友，但近年来他们的口吻和行动出现了微妙变化，更加坦率地表达他们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Blinken）9月发表演讲，呼吁各国在外交政策上保持更谦逊的态度，以面对“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美国军方领导人公开表示要寻求与合作伙伴“共担一切”（co-everything）——共同开发、共同生产、共同维护。美军新的计划注重通过重新分配亚洲军力制衡中国，将美军转向为更为机动的小型部队，可以使用许多国家的军事基地。在大型多边军事演习中，美国也放低了姿态，而在一些小型项目中，美国让其他国家发挥更大作用。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主导印太地区的时代要结束了，不得不展现“谦逊”，和盟友、伙伴共担责任？
就“美国衰落”的体现，作者提到了二战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所占比重的砍半，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加，以及地区国家实力的上升和自主性发展。另外，美国民主也已今不如昔。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如何应对亚洲不断变化的权力态势和美国面临的局限性方面面临挑战。在印太地区，美国现在要和盟邦合作并分担责任，不再热衷于宣称自己是该地区的“安全保证”，不再宣称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超级大国，而是开始扮演另一种角色，即为地区国家提供军事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热心队友”。比如，帮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与印共同生产战斗机发动机；与太平洋岛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与日强化进攻打击能力等。
作者特别举了两个美国“谦逊”的例子，一个是美日关系，一个美印关系。
他提到，奥巴马承诺的“重返亚洲”似乎从未实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掺杂着反华信息和退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也让地区盟友或伙伴看到了美国应对中国竞争时的不安。中国经贸与印太地区的深度融合，美国市场重要性的下降，也给地区国家带来了焦虑，进而促使近几年地区国家对美国国防技术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当这些国家向美国求助时，与其说美国是保护者，不如说是商品（武器）、服务（培训）和投资（新技术和设备维护）的提供者。其中，日本转变最为明显。从缓解与韩国的紧张关系，到从数十年的“和平主义”中抽身、大幅增加防务预算，再到与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签署部队调动协议，日本正寻求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指挥官承认，美国未来角色存在不确定性，日本希望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美印关系更能体现美国实力的演变。面临一个越来越自信的印度，美国注重和印度开展长期、全面的紧密合作，淡化对该国民主倒退的担忧。美国官员对印度的看法也在拓宽：印度不但是拥有实际上最多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也是一个创新的倍增器，可以在电动汽车、导弹、量子计算和其他技术领域提供一个“人才库”，来帮助美国跟上中国的步伐。
在2023年印度总理莫迪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美印达成了一项以战略防御和技术为重点的协议。美印联合生产战斗机发动机最令印度兴奋。但白宫也表达了谦逊的姿态，称通过从核能到微芯片等各大领域的“共同投资”，这种“从海洋到星际”的合作伙伴关系将触及“人类事业的任何一个角落”。
美国的这些地区合作凸显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和在台海以及南海的强势表现。但是，文章随后提到了一个疑问：这些与美国合作或联手的国家真的会长期押注于美国而非中国吗？还是它们也认识到自己实力的不断上升，从实用主义角度和美国合作，毕竟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要求美国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
这就是美国面临的“行动风险”。作者在文章中提到，在与菲律宾、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军方领导人谈论美国时，经常有一丝“顾客们高高兴兴逛集市”的感觉。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总在对外出售和赠送大量物资，比如向日本提供战斧导弹、为越南提供海岸警卫队船只、为战略地理优越的岛国帕劳改进跑道、为亚洲几乎所有提出要求的对象提供培训。
作者反问，美国的这些慷慨解囊是否在助长危机？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国试图在一个更加分裂的世界传播其产品，可能会增加对华“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的敏感触点，使得误解升级为冲突的风险大增。在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抨击了美国的“排他性军事联盟”，并表示“这种联盟不能让我们的地区更安全”。
文章提到，如果说美国的这种“集体”策略的一大风险做得过多可能会引发对抗，那么另一个风险则可能是美国未能从其合作伙伴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
美国在亚洲的实力更多地由其“联盟”所定义，但这些联盟存在很多模糊之处。比如，如果菲律宾在南海和中国发生冲突，或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美国“集体”策略中的这些国家会如何应对？无论是和美国共同研发军备的国家，还是乐于为美国延长基地跑道的国家，它们会真正迅速采取行动吗？到时候，美国自己作何反应，也存在不确定性。而在许多人看来，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各国在同美国拉近关系时迫切想要了解的。
总之，亚太地区远离加沙冲突和俄乌冲突，正在见证美国权力性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着本世纪美国在该地区的实力地位。当得知一些亚洲同行从美国的反应中看到谦和时，一些美国官员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听上去更像是说美国软弱。
但作者提到，不同以往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承认，美国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且帮助不能仅仅来自熟悉的盟友。在这个充满挑战和迷失的年代，应对涉及加沙、乌克兰、流行病、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核武器等议题，美国官员们的工作就是让其他人相信，谦逊可以像自信一样成为美国特质，而且无论谁当选总统，这都会是持续下去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