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96岁的李嘉诚宣布将43个分布在23个国家的港口资产以 230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贝莱德财团。

这一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翻出他过去抛售内地地产的旧账，指责他 “卖国”。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份公告的背后，是长达两年的政治博弈和商业算计。

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嘉诚在“商道”与“家国”之间，有一场跨越了30年的隐秘棋局。

爱不爱国，不能单从一件事上来做判决，有时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都是相互牵绊与交织的。

就像当年“华为长公主”孟晚舟被困，欧洲战场上曾出现了一双“隐形援手”，而那正是低调的李嘉诚。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扣押，一场以“司法”为名的政治围猎拉开序幕。

美国联合“五眼联盟”对华为发起全面封杀，5G技术成为角力的核心。彼时，华为在欧洲市场面临巨大阻力：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一度计划禁用华为设备。

然而，这场看似无解的死局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站了出来——李嘉诚。

2019年，李嘉诚旗下英国电信公司Three UK和O2突然宣布与华为签订价值175亿英镑的5G订单。

这一举动直接逆转了英国政府的立场，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开表态：“华为的风险可控”。

随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态度亦随之松动。

李嘉诚的“长和系”通过早年收购的欧洲电信资产（如奥地利Orange、荷兰KPN等），以覆盖1.3亿用户的庞大网络，为华为撕开了欧洲市场的缺口。

那么，李嘉诚为什么要出手救华为？

李嘉诚与华为的渊源，可追溯至1996年。

彼时香港回归前夕，港府打破电讯垄断，李嘉诚的和记电讯选择与初出茅庐的华为合作，共同搭建香港首个综合性商业通信网。

当时华为设备因“水土不服”频繁故障，李嘉诚并未转向西方巨头，反而给予华为工程师全力支持。最终，华为成功完成调试，借此敲开国际化大门。

这一合作奠定了双方信任。2012年后，李嘉诚加速布局欧洲电信业，斥资千亿收购英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多国运营商。

至2017年，长和系43%的利润来自欧洲电讯业务，其网络覆盖成为华为5G落地欧洲的“隐形基础设施”。

这些年，李嘉诚一直背负着抛售资产与“跑路”的骂名。

2013年起，李嘉诚陆续抛售内地及香港地产项目，套现超2500亿港元，转投英国基建、能源等领域，甚至获封英国爵士。

此举引发“撤资跑路”的舆论声讨，被指“忘本”。但是，我们又在一些危机中，看到了他的“雪中送炭”。

孟晚舟事件中的反击，除5G订单外，李嘉诚紧急叫停对加拿大能源公司MEG Energy的389亿美元收购，施压加方缓解华为困境。

历史中的家国线索，2008年汶川地震，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3亿元；2020年武汉疫情，其向内地捐赠1亿港元医疗物资。

虽被质疑“捐款比例不及财富”，但行动本身难以完全归因于商业利益。

李嘉诚的复杂之处在于，其行为始终交织着商业理性与潜在的家国意识。

商业逻辑主导：欧洲电信布局本质是资本逐利——5G浪潮下，华为的技术性价比远超诺基亚、爱立信，选择华为符合长和系的利益最大化。

家国意识的“间接表达”：在华为被围剿的至暗时刻，李嘉诚的援助客观上成为国家科技突围的助力。正如他早年所言：“我是商人，但我的根在中国。”

争议的必然性：近期出售巴拿马港口事件中，李嘉诚以228亿美元将43个港口卖给美国贝莱德集团，被指损害中国海运安全。官方媒体连发评论，暗批其“缺乏家国担当”。

这一举动再次凸显其商人本性：在商言商，利益优先。

李嘉诚的故事，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企业家的复杂处境。他既非纯粹的“爱国者”，亦非冷血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在商道与家国之间寻找平衡的“灰度角色”。

作何的历史评价都应该有其两面性。

正面：数次关键节点助力民族企业，以商业资本为国家战略提供迂回支持。

反面：资本无国界的选择常与公共利益冲突，如港口出售引发的国家安全争议。

孟晚舟归国后，任正非感慨：“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而李嘉诚的“隐秘援手”则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现实：在全球化的棋盘上，商人的每一步落子，都可能成为家国命运的暗线。

这种“有限的爱国”，或许正是复杂世界里最真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