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病逝后，李淑贤为独吞丈夫的遗产，足足打了十年的官司

在公园的长椅上，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岁月斑驳的地面上，一位年迈的女士坐在那里，沉浸在回忆的海洋中。她的名字叫李淑贤，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遗孀。一片宁静中，另一位老妇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微笑着与她打招呼。

“老李，你听说了吗？你和你先生的故事被拍成电影了。”来人是一位邻里间的老友，看起来慈祥而富有岁月的痕迹。

老太太闻言一怔，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思索片刻后，她气呼呼地说：“真是的，他们怎么可以擅自拍摄我们的生活呢？我一定要起诉他们！”老李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满，仿佛电影公司的行为触碰了她珍贵的回忆。

溥仪，那位曾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传奇的皇帝，一生的波澜似乎比公众所知还要丰富。从六岁登基开始，他的命运就被历史牵引着，见证了清朝的覆灭和新时代的曙光。

与一般的帝王不同，溥仪并没有多妻多妾。他的一生只有五个女人，每一个都是他坚实的依靠。这或许与他年幼时的一次意外有关，那次意外使得他的身体机能受到影响，成年后难以履行男性的职责。

年仅16岁，溥仪迎娶了国色天香的婉容，一场皇室盛事在盛夏的紫禁城内隆重举行。然而，洞房花烛夜的情景却出奇地匪夷所思。在那个应该是新婚夜的时刻，溥仪却意外地展现出一种畏缩不前的态度，让人不禁纳闷。他不敢踏入洞房，只是命人在那里等待整整一夜。

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高举弃权的牌子，决定放弃皇权的荣光。尽管大婚之后，婉容每日怀着期待敞开宫门，但皇帝并未如期而至。这一虚弱时刻，亲信看准机会，逾越了宫廷礼制，令人匪夷所思地使婉容怀上了孩子。

当婉容怀孕生子的消息传到溥仪耳中时，他却愤怒不已。愤怒之下，他竟然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将婉容生下的女儿置于火炉之中，最终将她打入冷宫。这一荒谬的行为使得婉容心灰意冷，痛苦不堪。

沉浸在痛苦和绝望之中，婉容的身体逐渐垮塌，变得疯狂不已。在皇宫深处，她经历了无尽的孤独和折磨，心灵饱受摧残。最终，年仅37岁的婉容辞别了这个世界。

与婉容悲惨命运鲜明对比的是，溥仪的另一位妃子文绣，入宫九年，与其他妃子迥异，她并没有选择低头顺从，而是在1931年8月底的天津法庭上做出了极为果断的决定，要求与溥仪解除婚约。这个决定彰显了她的独立意识和对自己命运的主导权。

尽管宫廷一向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但文绣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不畏权贵的阻挠，毅然决然地揭露了家丑，将离婚的原因公之于众。那份诉状，墨色的字迹清晰有力，承载着一个妇人勇敢反抗的决心。

其中，文绣对溥仪大男子主义的描述令人咋舌，揭露了他在家庭中施加的暴力行为。这是一个在历史书籍中鲜有涉及的真相，让人看到了宫廷背后骇人的一面。更加引人瞩目的是，文绣的律师在法庭上披露了一个震惊众人的秘密：“溥仪患有性病，九年来竟未有一次夫妻生活。”

溥仪并未轻易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他对于文绣律师当众提出的要求感到深深震惊。律师的要求直截了当：“即便不离婚，溥仪也必须给予我的委托人一个普通丈夫应有的爱情。”这一要求掀起了社会上的一场轩然大波，将宫廷的私事推向了众人瞩目的舞台。

文绣发动的“刀妃革命”一经曝光，社会上哗然一片。人们对于溥仪的性能力问题进行了各种猜测，有人怀疑是否真实存在，也有人猜测是否文绣刻意夸大事实以谋取离婚。这些都成为了法庭上难以解开的私密谜团，即便是法庭也无法揭示真相，只能由两位当事人自行解决。

幸好，多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病情，使一切变得清晰明了。他以冷静理性的笔调回顾了与文绣的婚姻，没有对她进行激烈反击，也没有试图掩饰事实。相反，他坦率地承认了夫妻关系的异常，称文绣当初要求离婚是“情有可原”。

在自传中，溥仪并没有表露对文绣的不满，反而给予理解。

1931年10月22日，那场轰动一时的皇妃离婚案在审讯后画上了句号。溥仪终于答应了文绣的请求，毅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规定了五万五千元的赡养费。这一数字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慷慨，但实际上，对于文绣来说，这点金钱又怎能弥补她所浪费的最美好的青春呢？

或许有人认为，文绣提起离婚是为了谋取丰厚的赔偿金。然而，这笔数目并不算巨大。文绣在当时是多么地渴望解脱，急于离婚，因此只好勉强答应了这个不合理的条件，即离婚后不得再嫁。这样的条件让她心中充满了怨愤，离婚虽然实现了，却留下了一种不公平的束缚。

随着溥仪沦为日本人的傀儡，逃亡至东北，成立伪满政权，成为国家的罪人，他所签的协议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文绣也不再受其约束。在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文绣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嫁给了曾经的官员刘振东。

命运的轮回并非总是如人所愿，1953年9月17日晚上，文绣因心脏病发作离世，享年仅四十四岁，她的一生充满了曲折。

回溯到1937年，由于婉容的背叛，溥仪将其打入了冷宫。同时，溥仪和文绣已经离婚，作为“一国之君”的他当然不能一直过着单身生活。这时，一个名叫谭玉龄的女孩，在北京的一所高中就读。她引起了溥仪的注意，最终成为了他的谭贵人。

在溥仪身处日本人控制下的那段时间，日本医学的先进成就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瞩目。然而，这个时期发生在22岁的谭玉龄身上的离世事件却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引发了无数的猜测和揣测。

谭玉龄离世的死因成了谜团，各种传言四起。有人传言她得了“伤寒”而离世，有人说是“膀胱炎”导致，还有人认为是因“流感”不治身亡。更令人疑惑的是，一些人认为她是死于医疗事故，甚至有人猜测她是被日本特务所谋杀。溥仪在回忆录中对此只字未提，使得这段谭玉龄的生死谜团更加扑朔迷离。

总的来说，谭玉龄成为了又一个牺牲品，她的死成为了千古之谜，悬而未决。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将谭玉龄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谜题，等待后人去揭开。

1943年，溥仪的生活中迎来了他的第四位女人，李玉琴。李玉琴出生在长春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在1942年考入伪满洲国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第二年，年仅15岁的她被溥仪选中，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福贵人”。

这段夫妻缘分却只维持了短短两年。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溥仪成为战犯被送往苏联，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直到1950年，溥仪才从苏联回国，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学习和改造，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漫长岁月。因此，李玉琴于1957年5月与溥仪结束婚姻，选择再嫁。她的生命并没有迎来太多的宁静。在2001年，因肝硬化病故。

在溥仪的一生中，前四个女人皆是在皇帝身份下成婚，地位不平等，伴随着强迫的因素。然而，当溥仪成为新中国国民后，他的第五个女人却以平等的身份走入他的生命，标志着他的思想经过改造，更加懂得爱的真谛，对婚姻也有了更深的珍惜。

为了所谓的皇室血统纯正，溥仪的前四个妻子均为满族人。成为新中国公民后，他不能再按照以前的标准选择妻子。他的第五位妻子是汉族女性，名叫李淑贤，来自浙江杭州，拥有典型的苏杭女子的温婉秀丽。她是个命运多舛的女人，童年时失去了父母，经历了一个不太幸福的童年。

李淑贤的婚姻经历并不幸福，她在与溥仪相遇之前经历过两次婚姻。重新获得自由后，李淑贤成为了一名在北京朝阳区某医院工作的护士。在1962年，通过朋友沙曾熙的介绍，李淑贤和溥仪喜结良缘。这段特殊而真挚的感情引人深思，背后有一个默默撮合两人的神秘力量。

有关周恩来总理充当了溥仪和李淑贤的“大媒”的说法，实际上并非如此夸张。事实上，溥仪与李淑贤的媒人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周振强。

周振强曾是前国军陆军中将，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俘虏，与溥仪一同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两人成为了朋友。后来，他们又一同加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而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则与李淑贤和周振强都是朋友。得知李淑贤离婚后，沙曾熙将她的照片交给了周振强，希望他能帮忙介绍对象。

这张照片传到了溥仪手中，他忙不迭地询问：“照片上的女子是做什么的？”当得知照片上的女子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时，溥仪立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在抚顺监狱里，溥仪曾怀有成为医生的愿望，渴望能以医生的身份出狱。当周总理得知他的这个心愿后，却泼了一盆冷水：“你50多岁学医，难度太大。以你的身份，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将会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得知这一点后，溥仪只好放弃了当医生的念头。

尽管未能实现成为医生的梦想，但溥仪仍怀有一份退而求其次的心愿。他希望找一个从事医务工作的女性作为妻子，或许在这样的女性身上，他可以找到医者仁心的温暖。这段医者佳人的缘分，源自朋友悉心安排和一张照片的引发。

见到李淑贤的照片后，溥仪竟然感到心动，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于是，他拉下脸来，向周振强提出了想要认识李淑贤的请求。随着一段时间的接触，双方感觉愈发融洽，感情逐渐升温，心中涌现出共度余生的美好愿望。

1962年4月30日晚上7点，这对经历了感情波折、年龄相差18岁的男女，终于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了婚礼。当时，他们都怀着对婚姻美好未来的憧憬，渴望共度余生。美好的愿景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

结婚后，李淑贤发现溥仪是个颇具怪癖的人。他喜欢深夜独自看书，而不愿与李淑贤共度夜晚。这让年轻的李淑贤感到困扰，也受到了伤害。

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丈夫偷偷看一本书，书名为《荷尔蒙能不能恢复男人的性能力》。在得知真相后，李淑贤深感失望，心中升起了离婚的念头。这段婚姻，曾经充满憧憬，如今却在现实的沉浮中出现了无法逾越的裂痕。

周总理得知李淑贤想要离婚后，在一次会见中巧妙地劝说：“听说你们不能要孩子，我不是也没有孩子吗？一样可以跟邓颖超同志相亲相爱，朝朝暮暮。”这番话让李淑贤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再提离婚的念头。于是，在周总理的话语中，她暂时搁下了对离婚的渴望。

李淑贤在清灯孤影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直到1967年10月17日夜里，溥仪去世。她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画上了句号。此时的李淑贤已经历过三次婚姻，每一次都留下了伤心的回忆。她再也承受不起伤痛，只能独自一人，过上了孤独而平凡的生活。

1987年，她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原因在于溥仪留下的一本书。

尽管溥仪曾是皇帝，但在苏联战败后，他的财产都被运到了苏联。在苏联的看管下，为了在那里受到优待，溥仪倾囊相授，将自己的珍宝和文物毫不吝啬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回到国内时，溥仪几乎身无分文。担任文史馆员这几年里，工资虽然不低，但他不善理财，对于购物总是挑选最昂贵的。结果，他未给妻子李淑贤留下任何财产。然而，这位末代皇帝却留下了一本无价之宝，那就是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为了表示悔过，写下了一份自传体的材料，反思了自己的一生。这本回忆录由他口述，弟弟溥杰执笔。晚年时，溥仪将初稿整理了一下，交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在出版前，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对该书进行了润色。

可以说，《我的前半生》这本书也凝聚了李文达的心血。1984年，李文达将该书的版权卖给了电影《末代皇帝》的制片方，事先并没有征求过李淑贤的意见。

1984年初，由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尊龙和陈冲主演的电影《末代皇帝》在北京开拍。李淑贤并不知情。

直到1987年，电影《末代皇帝》上映，有人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李淑贤。李淑贤听后愤怒了，她觉得该书的版权应归丈夫所有，而丈夫去世后，理所当然应该由妻子继承。

作为溥仪的妻子，她应该拥有这份遗产的继承权。李淑贤认为，尽管李文达对文章进行了更正和审阅，但这是出版社编辑的职责，不赋予他任何权利。

在该书出版时，作者署名只有溥仪一个人，说明李文达对该书没有任何权益。她认为，尽管李文达付出再多，但在署名时没有得到体现，就没有资格享受该书带来的任何权益。

在别人的提示下，李淑贤认为李文达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于是她一怒之下将李文达告上法庭。然而，在官司还没有尘埃落定时，李文达因病意外去世。官司拖延了十年之久，最终法院根据有关条文，将该书的版权判给了李淑贤。

婚后，李淑贤经历了太多的孤独，承受了许多心酸。然而，在法院的判决下，她终于得到了一点安慰。法院的决定既合理又合法，为老人家带来了一丝心灵的宽慰。遗憾的是，在官司结束之后，李淑贤只过了短短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她并没有从溥仪的遗产中得到太多的实质收益，留下的或许只是一些寥寥无几的回忆。在最后的岁月里，她或许一直在思索着曾经的苦与乐，沉浸在过往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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