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就喜欢听评书，特别喜欢“岳飞枪挑小梁王”、“常遇春大闹武科场”的故事。在评书世界观中，好像武举并不是唐朝才有，《东汉演义》《隋唐演义》《三侠五义》《杨家将》《岳飞传》《大明英烈》等等都有武举考试的故事内容。但是，评书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世界。
所谓科举制，是指采用分科取士的一种考试制度，也是统治阶级权衡各阶层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唐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科举选材制度，唐太宗曾经在端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然而，由于农耕经济的特殊性，能够读书的人不多，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又多为读书人，所以，读书人的地位自然很高，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社会“重文轻武”思潮空前泛滥。
同时，由于古代的科举制缺少“以武取士”的内容，导致军人的地位极低，严重伤害了军人的尊严，降低了军人保家卫国的积极性，即便是同在朝廷为官，武将的地位也远不如文官。
大周皇帝武则天为了协调文官与武将之间的矛盾，维护勇武之人的社会地位，同时感到部分李唐旧将不好驾驭，为培养忠于自己的将领，长安二年(702年)正月下旨设置武科，从而结束了开科取士仅选文官的惯例，给了庶民以武入仕的可能。
其实“以武取士”的做法由来已久。在春秋战国时期，射、御、力是国家选士的必要条件，以武入仕成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一。特别是秦国“以力取士”更是重要的标杆，力士任鄙、孟说、乌获等都做了秦国的大官。
但在秦朝一统天下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汉朝更是对民间习武进行限制，并展开了“文治天下”的中国历史。
而大周朝武举制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武举考试内容偏重于技勇，主要设七个科目：
长垛——即远距离徒步射箭。在布帛上画五个圆弧，设置之于垛，应试者去三百有五步距离上引射。弓用一石，箭用六钱。
马射——即骑在马上射箭。堆土为垛，缀皮鹿二只于垛上，皮鹿长五寸，高三寸，驰马射之。弓用七斗以上。
马枪——即骑着马使用长矛挑刺。制木人四个列于土墙，木人的头上顶戴边长为二寸五分方板一块，考生骑马而至，运枪左右，枪尖触板必落而木人不倒。枪长一丈八尺，直径一寸五分，重八斤。
步射穿札——即射箭穿透铠甲。
翘关——即举重。关长一丈七尺，直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
负重——背米五斛，行走二十步。
才貌——身高六尺以上，说话流利，应对清楚。
这七项中的前三项是评定优劣的主要依据，皆以优秀不失者为上等；后四项属应具之条件，基本达标即可。在京都举行的武科殿试，由朝廷兵部首席长官主持，中举者由兵部分别授予武官官职。
武周李唐时期，对武科十分重视，明令武举子入京应试，地方官须设宴送别，由官府公车载送至京师。录取者享受与进士同样的荣耀，张榜公告，使天下皆知。
在武举制度创立之后，出现了文人学士“弃文从武”的现象。许多文人自愿从军出塞，建立战功，以实现入仕的愿望。受到武举制的影响，唐朝文人更是以佩剑为荣，把弃笔、从戎、功成名就三者很好地贯穿在了一起，无形之中催生了社会“尚武”风气。
武举的开设，也使众多的习武者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尚武之人与时俱增，城镇乡村比比皆是。因为有利于军事人才的选拔、边防的巩固，所以继周唐之后，武科成为常制，为各代沿用。
北宋仁宗朝恢复了自五代停废的武举考试。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吴兵法等。
宋代武学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各州府分别设置，招收低级吏臣和门荫、草泽人等。武学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凡武艺技能和军事理论达到合格标准者，均可以参加武举的考试，成绩优异者还可以直接经皇帝殿试后授予官职。
宋朝重文轻武，尽管武举与文举并列，但武举出身者朝野不看重，自己也会觉得矮一头。武举考中，不过是差遣去干一些“京东捉贼”、“教习骑军”的事情，甚至还被差遣榷酤之职。
元朝最重军事，但恰恰是元朝并未实行武举。
到了明朝朱元璋曾以以“析文武为二途……甚无谓也”的理由反对武举，直到明英宗天顺年间，才又恢复了武举。明朝的武举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便不能参加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
明代武举，对于当事人来说仅仅是混个出身，在世袭军户中开了一条进入军界的通道，今后能不能升迁和得到重用，关键看军功。所以，志向远大者多数看不上武举。即便是武举出身，也深知要靠军功建树才能出人头地，如戚继光就是这样。
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清朝明确规定，文科举是做官正途，科甲以外为杂途，而武科举的升迁排列在行伍、军功之后，即以行伍为正途，武举为杂途。正是因为人们看不起武举，所以，即便有了武举出身，人们也不觉得光彩。如熊廷弼，本来是武举湖广乡试第一名，为了证实自己的才能，又参加文举，再次获得湖广乡试第一名，他在家中大堂上写有“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的对联，充分表达了自己由武转文的得意之情，流露出对自己的期许和傲气，也隐含着对武举的不屑。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三年后，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止武举制度。
至此，武举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