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细水流年

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领到我们村的育红班。那时，没有幼儿园，只有育红班，相当于现在的幼小衔接。上完一年育红班，就可以上小学了。

我们村的育红班是吕老师在自己家里办的。在他们家的西屋里，支起来几条长长的木板就是我们的课桌，我们坐的板凳，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父亲领着我一进院子，吕老师便热情的招待我们进屋，父亲指着最后一排边角的位置，让我坐下。随后，他和吕老师说了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后来，又有好几个家长送孩子过来，吕老师也是让他们随便坐。可是，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家长都一个个的让孩子坐在了最前面的空位上。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我不解地问父亲：“别的家长都让孩子坐在前面的位置，前面明明有那么多空位，你为什么让我坐在最后一排？”父亲，一边嚼着菜，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你看不清黑板吗？”

“能看清。”

“你听不见老师说话吗？”

“能听见。”

“这不就行了嘛！坐哪都一样，上课最重要的是你得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并把它记在心里，这样才能学习好。如果你不听老师的话，老师讲着课，你却想着别的东西，即便坐在第一排，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你个子偏高，坐在前面会挡住其他同学的视线，所以前面的位置，还是让给其他同学吧！”我恍然大悟，不再怪罪父亲，父亲的话也为我以后的学习生活树立了风向标。

我清晰的记得老师第一次为我批改作业，老师用那红红的大钢笔，在我的作业本画上了不同的符号，美极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放学一路小跑着跑回家。一进门，就拿着作业本大喊：“妈，老师给我们改作业了，你看看，多好看，老师的笔是红色的呢！”那时的我，只觉得老师的笔颜色好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妈妈迫不及待地翻开作业本一看，“哎呀！咋错了这么多呢？十道题错了七道。”我脸上顿时没了笑容，妈告诉我，弯钩样子的是对号，说明你这道题做对了。两条红线叠加在一起，就是错号。说罢，撕下一张作业纸，开始教我做算术题。自此以后，我只关注作业本上的大对号，看看有没有全部做对。

小小的年纪哪有不粗心的。那时候，老师可以用戒尺，错一道题老师就会用戒尺敲一下手心。可能那是我第一次那样的错误，也可能老师看我是女生，就让我自己敲。我哪里下得了手，那是拿着戒尺擦了一下手心啊！“不行，用力！使劲敲！”我稍稍用力，又敲了一下。“再敲！”这次，我咬了咬牙，使劲用力，戒尺响亮地落在了我的手心上。我感到手心上像一把火燃烧起来一样，热辣辣的疼。“记住了没有？”我点点头。“回去吧！”老师一脸严肃地说。回到座位，眼泪不争气地哗哗地往下流。从那以后，我长记性了，再没有粗心过。写完总是会检查两三遍再拿给老师看。不管是算术题还是语文生字，只要全对，老师都会给我批一个大大的“好”字。一开始并不懂得是什么字，是母亲告诉我：“那是老师夸你作业写得好！”从那以后，我写得更起劲了，几乎次次都得“好”。可是，时间长了，习惯了，也会失去积极性，老师偶尔会给我写得特别认真的作业，一连批上三个“好”字。这大大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老师还鼓励我们，过年还会有测试，表现好的同学会发奖品呢！

说到奖品，必须得夸一夸我们的吕老师，当年吕老师不仅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心灵手巧之人。那时结婚不像现在，婚车上想带什么花就有什么花，可以把婚车装饰一圈儿。那时候，婚车上的花，是人工剪的，用大红纸做花，绿色纸做叶子。村子里有人结婚，都会请吕老师剪花。我们这群小朋友自然也跟着沾了光，我们的奖品就是吕老师亲手剪的缩小版的小红花。她把小红花，一个个地帮我们系在衣服的第二个纽扣上。放学，从村子里一经过，长辈们见了，老远就大喊：“呀嗨！这是谁家的娃儿？老师奖励小红花咯！”当时在幼小的心灵里，那感觉就像80年代可以穿四个兜儿军装的排长，可威风了！

一提起红纸，那时候的我们虽然没有口红，可依然挡不住臭美。谁家有人结婚了，看到门口贴的大红对联，我们就会跑过去，偷偷的撕下来一小块，用水或唾沫打湿了，学着电视剧里那样，用嘴唇抿一抿，染个红嘴唇。下课了，我们就一人一小块，看谁染得最红最好看。

男生们就摔四角，就是用硬纸折叠起来的四方块，互相摔打着玩儿。女生们还会玩蹦格子，猜拳等。有时候玩着玩着，还会有男生过来捣乱，把我们画的格子线抹掉。小时候的我，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不管男女，打起架来从不认输。至今，我还记得，那次，我把那个捣乱的男生追打到男厕所里，我蹲在厕所门口，吓得他不敢出来，直到老师喊我们上课，我才先走一步，饶了他一回。

往事历历在目，或幼稚，或委屈，或搞笑，或幸福，都为我们的童年涂上了不一样的色彩，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如今给我们剪小红花的吕老师也已经过世，真心祝愿她老人家在天堂里没有痛苦，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