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3日凌晨，在上海的一幢房间中，夫人朱梅馥给丈夫傅雷倒了一杯温水，看着他服下毒药后，安静地坐在一边，等到他气息停止后，便将他挪到沙发上摆放端正，以保证傅雷走得有尊严，那时，身边的那一株兰花，开得正旺。

然后，她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条，打好结后，拴在铁窗的横框上，上吊前，朱妈妈还在地上铺了一床厚厚的棉被，以防凳子倒地时惊扰他人，亦或是怕自己万一痛苦挣扎掉到地上，会影响楼下的邻居休息。

相比于傅雷的自尽，我更感动的是朱梅馥的生死相随，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才能做到；而垫在地上的一床棉被，则体现的是一个人境界的高度。

在拥抱死神时，她还能够从容地保持着自己的教养，不慌不乱，从容淡定，不给别人带来麻烦，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

第二天，当革命的小将们前来继续揪斗傅雷时，夫妻二人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不过，用当时的话来讲，应该叫“自绝于人民！”

那一年，走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右派分子，其中文化界是重灾区，他们或投水、或上吊、或跳楼，以各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老舍、田家英、李达、邓拓、马连良、艾思奇、叶以群、言慧珠……

“史无前例”开始后，自杀是稀松平常之事，我就亲眼看见大院中一位据说是“叛徒”的丁姓副校长，吊死在门前的大树上后，被解下放在草坪上的惨状；而像傅雷这样早就被打成“右派”的人，肯定是要受到冲击的。

就在他们自杀的前几天，红卫兵小将在抄家时，发现了朱梅馥妹妹寄放在这里的小箱子中，竟然有一面带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以及一份印有宋美龄照片的画报，这还得了，妥妥的反党罪证。

于是，夫妻二人被揪着戴上高帽站在凳子上，周围墙上贴满了打倒傅雷的大字报，在经历了四天三夜不间断的各种折磨和侮辱后，他们决定自我了断。

傅雷写了一封千余字的遗书，首先对培养出一个“叛徒”儿子傅聪表示忏悔，如自己这样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就死有余辜，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遗书里没有任何的抱怨，很平静地交待了后事，包括上缴房租55.29元，留给保姆周菊娣两块表以及600元的存单，家具杂物交由公家处理，并且还特地留下了火葬费用53.3元。

第二天一早，他们支走了保姆，朱妈妈留给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保姆周菊娣说的，“明天，你买小菜少一点。”

傅雷夫妇自尽后，大儿子傅聪在英国，小儿子傅敏已被送去劳改，按照当年的规定，如这样“自绝于人民”的顽固分子，是不能留存骨灰的，而保姆周菊娣领骨灰遭到拒绝。

幸有一名叫江晓燕的傅雷仰慕者，单凭着一种读者对作家的膜拜之情，冒着巨大的风险，私藏了夫妇俩的骨灰，并转送到永安公墓匿名寄存，这才使得夫妇二人的骨灰，在那荒唐的年代，有了一个暂时的安定之所。

1978年，傅雷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47年后，傅雷夫妇的骨灰被迁葬于龙华烈士陵园内，墓碑上刻了12个字，“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新世界”。

斯人不在，魂归来兮，傳聪弹奏着父亲最喜欢听的《命运交响曲》，那悲怆的音符，在墓地的上空响了很久，很久……

墓碑上的12个字出自于《傅雷家书》，这是傅雷写给他儿子的书信集，很多人是通过这本书认识傅雷的，这本书出版以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

民国以来的无数文学青年，是在傅雷先生开启的窗口中，开始了解西方世界的，而傅雷先生“不为物役，不为人使，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的理念，也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谋而合。

他出生在上海南汇，4岁时父亲受诬陷含冤而死；13岁入上海徐汇公学，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上学期间，他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

傅雷与同学雷垣等合影

20岁时，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同时也开启了他翻译外国名著的历程。

傅雷先生一生译著颇丰，其代表作是14本的巴尔扎克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等，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其次是伏尔泰和梅里美的作品。

再有就是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等等，另外还有丹纳名著《艺术哲学》，以及他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共计有30多册，这些书也安静地排放在我的书柜中。

傅雷性格孤傲，做事一丝不苟，异常地倔强，作家柯灵曾生动地描绘说：他身材很修长，神情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1957年，傅雷被定为“右派”，其实原来并没有他什么事，可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横竖就看不惯傅雷的傲气，坚决要将傅雷打成右派，于是，硬是将傅雷补成为右派。

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音乐天赋，1954年被中国政府派到波兰学习，第二年就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

远隔万里，傅雷对傅聪的爱就全部写在了书信中，信中不只有温暖的亲情，还有对于子女精神、人格成长上的循循善诱与悉心关怀，这就是《傅雷家书》的来源。

书中展现的家训感情纯真、质朴，字字苦心孤诣，如春风化雨，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

可是，傅雷被打成右派后，傅聪也成为留学生中的批判对象，1958年底，傅聪出走英国，当时叫做“叛逃”。

傅雷得知消息后万分震惊，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此时的心境是很复杂的，难与人说，这时，文化部长夏衍带来了周总理的口信，“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

周总理的话给了傅雷莫大的安慰，他给傅聪定了三个原则，一、不入英国籍；二、不去台湾；三、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

可是，到了1964年，傅聪还是加入了英国籍，这也为后来傅雷在文革初期遭到的迫害，埋下了祸根，所以，傅雷的死，作为儿子的傅聪是有一定责任的。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从今年开始，刚下发的九年级语文教科书中，《傅雷家书》被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替代，原因不详，估计是其中的内容有些不适应现在孩子们吧。

那个时候的通信，对寄往国外的重点人物书信是要审查的，在别人的监视下写信，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想说的话不能说，稍不留神，就会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

所以，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正常的程序，其内容肯定就同人们想象中应有的语句，有着某些难为人言的区别，这也是不适应现在孩子阅读的原因吧。

傅雷一生虽然只有一位妻子，但一路走来却是十分的不容易，他应该感谢上苍给他送来了一个好妻子，一个能包容他一切的女人。

小傅雷4岁的朱梅馥是他的远房表妹，傅雷19岁时母亲为他定下了这门亲事，当时傅雷并无反感，因为， 他很早就认识这个端庄美丽、温柔贤惠的表妹。

可是，当傅雷在浪漫的巴黎遇到了一位摩登女郎后，便觉得朱梅馥太土了，于是，他要退婚，写好了退婚的书信后，便请老朋友刘海粟帮忙寄回国。

谁知刘海粟不知是有先见之明还是反对傅雷娶这位风流女郎，他根本就没寄出这封信，果然，那位法国女郎没几天便又投入了他人的怀抱，一声再见，便结束了同傅雷的关系。

大受打击的傅雷痛不欲生，甚至想到要自杀，在刘海粟的安慰下方才作罢，24岁回国后，同朱梅馥结婚，琴瑟和鸣，其乐融融。

朱梅馥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美丽女性，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温柔贤惠，还是傅雷的好助手，除了做好所有的家务外，还承担了秘书的职能，做卡片，抄稿件，处理业务，里里外外，打理得体体面面，妥妥贴贴。

集贤妻良母和知识女性于一身的朱梅馥，面对傅雷多次有外遇时，她也能从容面对，一笑而过，甚至是无底线地容忍，背地里将眼泪擦去，转过身来，又是春风满面。

与一般人的婚外情不同，傅雷出轨是相当高调的，毫无顾忌可言，以至于连张爱玲都看不下去了，她专门写了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进行讽刺，把傅雷塑造成为了一个古怪、阴郁、神经质的伪君子。

不过，要说这是张爱玲替朱梅馥鸣不平也不合适，因为以前傅雷曾化名批评过张爱玲的小说，所以，将其归于文人间的口水仗更为合适，不过，小说中影射傅雷的主人公性格上的缺陷，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让人庆幸的是，一个让情敌都自愧不如的女人，朱梅馥的善良、包容、优秀、大度最终还是有了回报，傅雷的出轨自然是以无果告终，此时的他，才体味到妻子的好，于是，不再狂放，收起心来，同朱梅馥好好地一起生活。

朱梅馥

从外人的角度看，对一生甘愿为傅雷付出的朱梅馥来说，她嫁给傅雷是傅雷的幸福，却是她的不幸，如果她嫁的不是傅雷而是别人，她应该能得到幸福。

但是，朱梅馥自己觉得很幸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无怨无悔，如果有来生，她还是会嫁给傅雷的，所以，当傅雷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时，她也毫不犹豫地相伴而行，陪着一起自杀。

傅雷是幸福的，相比较同年被妻子举报而划清界限，有家不能回，在北京太平湖边坐了一夜，最后投水而死的老舍先生来说，无疑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