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12日，为期两日的36氪2024产业未来大会于深圳隆重召开，百余位“国资、政府引导基金、产投机构、财投基金、企业CVC”大咖齐聚一堂，这是属于中国产业投资人的一场盛会。
2024年，美元基金挥别中国风险投资的舞台，政策型资本步入中国产业投资场域的最中央。这场由国资引领的产业升级，拉开创投新的序章。站在创投迈入“中国时区”的开端，36氪继续与创投行业的参与者共同逐浪，把握潮水方向、探索高质量产业发展趋势。
本届36氪产业未来大会，上百位中国一线产业投资人莅临，围绕“并购”、“投早、投小、投科技”、“产业赋能”、“招商引资”等一级市场热门关切议题展开高能碰撞，共同探讨当前时局下的产业投资挑战与机遇。
在以早期投资为主题的论坛中，几位来自学院派的投资人从各自的角度分别讲述了自己对于早期投资的看法，作为学院派的基金，实际上对于早期投资非常看重，但最终无论是哪种基金背景，对于早期投资的基本逻辑都是一样的，科技创新是当下非常重要的投资方向，在早期投资阶段，投资科技创新的风险无疑是非常大的，但投资人在对项目调研的过程中也需要想清楚，如何最大程度去减少这类的风险。
以下为圆桌论坛实录，经36氪编辑整理：
郭允骁：这个圆桌的主题叫从一枚种子，到科技雨林生态，我们想讲的是一个学院派基金的事情。在中国的一级市场里，学院派的基金是一个非常特点的存在，大家可能非常容易联想到产学研相关的事情，一些科技成果转化，科学家创业等等一系列的主题，类似这种有深厚学院背景的基金，我想先请大家各自介绍下自己所在基金以及和背后顶尖学府的联系。
林海卓：我们是卓源亚洲，在目前国内是比较专注于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这两个比较细分垂直领域的早期投资机构，重点的背靠依托的是整个人工智能从国内外产学研当中的清华系作为核心的主抓对象。我本人是在清华计算机系做的博士方向的研究，之后也在哈佛大学做AI和经济学方向的博士后。因此我们整个在人工智能展开的投研是会高度聚焦在以清华系为核心的，在人工智能包括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基础芯片作为早期投资的主要抓手，也是我们跟科研院校合作的重点。
张煜：我们也源自清华，但我们关注的行业更聚焦。我来自于清智资本，清智资本是依托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支持下成立的专注于投资人工智能的早期创投基金，基金市场化运作，出资方包括一线的VC，红杉、高瓴，还有一些产业资本，联想、OPPO、九安医疗，都是市场化出资方。同时还有自己的孵化器，支持产学研早期科研成果转化。投资方向专注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范围比较广，涵盖“人工智能+”，目前基金已投资大模型、行业模型、AIGC、生命科学、机器人、工业智能、数据服务等相关领域公司，人工智能产业链基本都有所布局。投资阶段偏早期，大概一半以上是种子轮投资，这是我们的大体情况。
尚静：简单介绍下复容投资，复容投资是来源于复旦大学，我们是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平台，我们主要是定位做科学家的合伙人，围绕成果转化其实我们主要做两事情，一是投资，二是做服务和孵化的工作，主要聚焦三个赛道或大的行业，生命健康、智能领域的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绿色，主要是新能源新材料。我们做的范围比较广，但投资阶段是处于早期的种子轮和天使轮。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创新孵化的平台，主要是在长三角这个地方有些高质量的孵化器，围绕生命健康，比如我们在上海有些围绕精准医学专门的高质量的孵化载体，在宁波有一个围绕第三代半导体的专业公共的研发品牌，主要是围绕第三代半导体配了两条封装线和测试线，更好地为我们投的项目做一些全方位的赋能。这个服务板块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给我们早期项目，特别是生物医药提供从临床的对接、人才的组建等全方位的服务，通过投资加服务两个业务最终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
目前我们也累积收集了1600多家成果转化的项目，培育了八百多家高新企业，我们投资的标的大概七十多个，40%在生命健康，另外60%主要围绕智能和绿色领域，希望跟大家多多交流。
苏震：谢谢36氪，我是北洋海棠基金苏震，从名字能看出来我们是来自于天津大学的基金，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最早是在洋务运动的时候由清政府创建的，当时叫北洋大学堂，就是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我们的基金是在2018年成立的，大概处在上一轮的模式投资为主，到科技投资的转化过程中，我们到今天一共投了6年，目前管理的规模是70亿左右，其中包括50亿的母基金还有20亿左右的直投基金。
我们投的阶段主要是偏早期阶段，A轮以前的阶段，投资的领域跟前面几位说的差不多，因为天津大学是一个传统的工科院校，所以我们的投资领域是以我们学校的优势学科为主，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下一代的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二是生物技术，包括医药、合成生物学，三是气候技术，跟新能源、能源材料、储能等等相关的领域。我们到现在投了大概不到40个项目，大部分成长还可以。
郭允骁：各位都是偏早期，很多人说投早期里面看人很重要，其实学校里大家背靠着这个资源也是主要在围绕科学家、学生以及校友来做工作，大家作为离科学家或者群体更近的投资人，会对哪种特质的学生、老师觉得他们更适合从学术走上创业的道路？
林海卓：我们在这块确实做过一些相关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过往科学家创业，现在大家会觉得有一定的争议，现在回看整个美国风险投资的历史，会发现有一些数字，首先目前在美国所有的半导体上市公司当中，几乎目前80%的企业集中创立于1975年到1995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的成立时间是在1975年之前或者1995年之后，大概率想创办一家伟大的半导体公司是比较难的，而在1975年到1995年期间其实科学家创业做成伟大的半导体公司的比重相当高，比如说高通的创始人就是康奈尔毕业之后在MIT做的博士后来留校任教。英特尔的话就是更具代表性，无论是戈登摩尔、罗伯特罗伊斯都是当时久负盛名的科学家。
如果我们借鉴美国的半导体相关的发展历程也包括从1995年之后，1995年到2020年可能是美国的移动互联网时代，2020年之后美国也进入到人工智能科学家为主导的时代。所以科学家创业其实恰恰能够诞生一些伟大的企业，但是这里面有些前提，它的团队当中在创办伊始的时候一定要有商业化的团队作为核心的创始人，而且所占的股权比例未必比科学家所持比重要少，甚至可能是更多。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科学家持股比例大概是在10%到20%，但是他不需要全职，本身在科研高校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但是他会将自己比较重要的在这个领域的产学研的成果交出来由自己的学生，他带出来的博士生、研究生在产业界是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时间，这样的老少配是目前中国成功率比较高的一种模式。
比如商汤科技的创始人唐教授，还有优秀的企业家徐总，也包括大疆李教授，也包括目前人工智能时代很多的这类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当然还是体现出一定的成功范式，有科学家比较重要是在于全新的领域当中还是需要一些坚定的具有高技术壁垒的一些原创成果，但同时需要一些在这个市场更灵敏的市场化团队，形成强强的组合。
所以客观来讲如果说是科学家亲自作为CEO下场，这件事情在投资人看来早期偏负面，当然这个也不绝对也要看具体的情况。整体上是偏负面的。
张煜：我的观察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含量越高的行业，可能高校去创业的成功几率就越高，因为高校本来就是科研的发源地。总体上讲有三种模式，一种是老师直接去创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因为高科技企业需要大量的基础科研投入，如果完全出来创业可能就失去了这些资源和继续科研的条件，特别是初创企业创立早期阶段，可能未必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方式。老师创业有很多成功的，但是相对来讲在国内不是主流选择。
第二种是老师和学生配合创业，老师有科研和技术，学生一部分代表着老师的意志，一部分又有自己的执行力和市场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是国内现在比较通行的模式。这种方式要求老师科研能力很强，同时要求老师要有胸怀，老师作为首席科学家可能有很多自己的意志，但是高校现在规定老师不能占大股份，那么他就要有很好的胸怀去容忍团队的成长；学生的执行力要很强，综合能力也要很强。老师有科研能力，学生更多是在市场能力、团队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上要有自己的所长。他们之间要有信任，信任非常重要，很多老师和学生在合作创业中途产生分歧，导致双方不再继续合作。
第三种模式是学生在校期间，学生直接在学校创业，在国外有很多例子，比如比尔盖茨等等，都是休学创业。国内曾经在2000年到2010年的创业大潮过程中一度鼓励这样创业，包括老师停职创业，最后看起来成功率不是特别高。现在国内的市场环境、科研环境包括资本市场相对更复杂一些，要求学生具备更全面的能力。学生从高校退学创业非常不容易，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我有一个同学是成功的案例，他退学以后去了一家游戏公司，公司上市后就出来担任零一创投的合伙人，我脑海里这可能是学生退学创业唯一成功的案例。
尚静：我补充几点，作为学院派的基金我们天然会接触到很多老师或者高校的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包括院士，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但是不是说所有顶尖科学家都适合创业的，因为我们也用了8年的时间做成果转化，也做过一些复盘，可能不同的行业它的创业背景不一样，对于做生命健康类的创业者来讲，可能不只是说发了多少Paper，拿了多少科研资助，团队可能还需要在大厂有些经验，懂运营懂BD的一些人共同来创业。
对于半导体领域来说，如果是刚从学校毕业没有接触过市场，单独来做一个创业可能难度就会非常大，因为他对产业界是不了解的，对于市场的冷暖是没有感知的，也没有触角的。
对于创业来说，科学家肯定在技术上比较有优势，但是除此之外，她必须是有一个团队来共同做运营的事情、商业的事情，把个人的短板给补足。科学家首先要对自己有认知，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据我们了解很多科学家在某一方面很有成就，但是他如何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认知，这个是很关键的。
第二，能够接纳别人，能够愿意分享，包括跟他的学生或者他的同学共同做这件事，我觉得这样的概率会高很多。
这是我们的一些经验。
苏震：我也补充一下，无论是学院派的基金，还是非学院派的基金，基本的投资逻辑还是一致的，每一个项目不可能由单独的长板来决定项目的一切。比如说某一个教授有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大家就会认为这个科研成果能够变成工程化的产品，能够走向市场，实际上从一个科研成果走到最后成功的公司，还是需要各种各样各方面的特质来参与的。
刚才您讲到我认为一个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其实他很难同时具备各方面的能力，比如工程化的能力、市场的能力、管理的能力，所以归根结底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学生，某个老师具备什么特质，是这个公司能不能把不同特质的人有效地组织起来，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外面聊学院派基金都是科学家，但我们更关注的是投资的基本逻辑，每个项目它是由几个团队来完成的。
郭允骁：下一个问题，刚才各位也有聊到，可能从学校里面出来的人或者团队，在面临商业世界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多多少少的问题。刚才从人的角度说了很多，大家从投后的角度，有没有帮他们做到一些跨越商业上面的瓶颈跟阻碍，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苏震：所谓学院派基金，或者我们自己叫校友背景的基金，因为在座各位我相信都是来自某个学校，你也有你的校友，我们比较关注校友之间的互相信任所带来的投后能给予的这些帮助。
比如说我们北洋海棠基金除了我们有一系列的基金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组织叫创业知本社，我们会把我们的校友根据行业组织起来，然后提供赋能的机会。另外我们还在天津大学有一个宣怀学院，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企业家担任院长的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是校友会会长刘毅先生。
所以我们会认为校友基金除了离学校近，能接触到这些好的教授之外，同时它也拥抱着行业内的校友资源，如果能有效的把这些资源赋能给我们的创业项目，其实对每一个项目来说都可能是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现在的科创中国背景下。
其实像天大这种工科院校，我30年前来的天大，上天大的时候招生跟我说学校学生的最高成就是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和副总经理，现在叫CTO。其实今天的背景下，我们这些遍布各行各业的CTO们，是创业项目很好的支撑，在这点上，我们基金除了提供资金的支持之外，可以为我们的校友项目来提供行业上的各种支持。
尚静：其实我们定位一直是很早期阶段的一个基金，早期项目我们理解它不只是缺钱，其实钱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给它钱之后，一直在坚持做一个全方位的生态。复容它不只是做投资，还有很多孵化平台，而且针对具体的赛道、行业。
简单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上海有一个精准医学的高质量孵化器，这些被投企业都在我的孵化器里面。我们孵化器里面所有的实验设备、GMP车间全部搭好，科学家不需要在实验室装修及设备上花费很多，这些我们都全部弄好了。
另外去年我们也发起了一次复旦大学生物医药重大创新成果转化基金，专门有孵化团队，共同帮它搭建团队的组建，包括商业的推进、相关的临床对接，相关的管理，帮它做前期的辅导工作，包括一些相关的管理人才引进，全方位的赋能，争取降低转化的风险，提高相关的转化成功率。
这个转化其实是风险极高的一件事，我们希望通过全方位的赋能体系，帮助这些科学家创业的项目，转化不像之前一样需要很长时间，稍微提高效率，提高转化的成功概率。虽然这个风险还是有的，但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赋能把这个风险降低一些。
张煜：学院派基金相对来讲和学院的联系会比较紧密，我们在投前、投中、投后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投前主要是Sourcing，因为学院派基金近水楼台，老师的科研可以去跑，去聊、去看，最早接触老师的科研进展，同时因为是基金，比较有产业和落地经验，可以更好跟老师一块去做落地，从科研变成实际的项目然后投资。目前学院里面一半的教师，包括我本人都是在微软工作过好多年，我自己在微软工作超过15年。微软系也是现在AI领域创业的很大一派，所以我们基金有很多Sourcing的独特渠道。
第二，从投中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技术委员会，一个是投决会，两个会都通过才能进行投资。技术委员会主要是学院的老师来组织，我们负责投决会。在技术判断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专家库，因为学院有大概40至50位世界级的科学家，遇到不同方向的项目时，就从专家库里面选出几位相关方向的科学家一起判断，相对来讲技术判断会更准确一些。
投后赋能确实比较难，对于学院派尤其难。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早期的财务资本，却承担着中后期产业资本的功能。我们有自己的孵化器，孵化器的空间和算力都是免费的，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资源支持，同时我们也在资金和产业落地方面帮助企业。
清华校友在各个产业界都有一些成功的大企业，包括上市公司，清华的校友组织总体上讲给了很大的支持；微软系的生态也很大，创业的各个阶段都有相关的微软系公司，其中上市公司有十几个，我们跟这些企业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产业赋能是我们挺重要的一件事。
我过去几十年在华为任职过，也在微软任职过很多年，我在微软的时候负责生态建设，自身有相关的经验，这是我们觉得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林海卓：我这边也简单补充一点，其实前面几位专家也都专门提到过，比较重要的是通过校友的纽带能够触达到一些国内外大厂的优秀的工程师，也包括商业化的人，以这种校友天然信任的纽带能够帮助大家这些早期项目能够物色到细分领域的专家，能够加入到一起，甚至是找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伙人，相对来说从校友的渠道，因为都有一度人脉、二度人脉能够连接到，这是一个能够天然对于早期项目的创业能够产生互信的一种高效的方式。
张煜：稍微补充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要素是人，我们工作有一大部分比例是帮助创业团队补齐团队缺口，这一点很重要。
郭允骁：刚才都有聊到不管是从前期看人，还是到投后做些工作，都是回到投资的本意降低风险提高回报的主旨上，这边简短地补充下关于风险的问题，因为其实各位作为校友基金、学院派基金也好，跟被投之间其实是除了财务或者产业上的关系，还多了一层师出同门的情感上的连接。在我们看来，比如今年前段时间大家会讨论到回购这种机构跟创始人之间的利益的不一致的问题，我想请教下各位简短地聊聊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作为学院派基金更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是不同的处境。
林海卓：其实关于风险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包括湖北省政府、广东省政府率先在如何界定国有资产损失特别是在风险投资的门类上，哪些是可以豁免的，已经在做一些前期的尝试，所以我相信大概未来三年之内这个问题大家如此关注的点，至少应该会有一些官方层面的解释。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早期的风险投资的确是目前所有的金融品类当中应该算是风险等级最高的一类，因为他本身从基金的层面是无保底，无刚性兑付等相关的要求。与私募相比确实从过往国内外的早期投资经验本身是形成这样的统计学上的一些规律。
通过早期的基金可能未来有两个方式能够做些一些相关的考虑，一是说特别对于早期它具体的商业化前景不是非常明朗的时候，可能会设置一定的里程碑，这是在早期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什么时候推出样机，什么时候能够去进行下一阶段。通过设置里程碑和对应靠款的形式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规划。
另外一种是对应于同一个技术方向上不同商业化的尝试，如果在其中一个方向上出现一些问题，在转向其他领域的时候对于创始团队其他的创业项目，其实对于早期投资人可以探索一种相对应的补偿机制，这些可能也是要在后续的整个行业发展过程中来去磨合，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现在主要的LP还是由政府端构成，这块会有一揽子的对应的举措。
张煜：风险肯定是有的，特别是早期风险很大，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帮助企业拿到新的融资，资金是一道护城河，我们被投企业里大概有一半以上是我们帮助拿到新一轮融资。二是帮助商业化落地，特别是去年经济形势不好，所以我们经常会问所有的被投企业一个问题：如果要融不到资，企业能活多长时间。我们在督促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去做商业落地。去年我们几乎所有的被投企业都有了自己的商业订单。其中有两项是比较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商业场景，一个是数据。在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也好，行业模型也好，Agent也好，很大的问题就是曲高和寡，想落地并不容易。我们帮他们去找商业落地的场景，这是我们自己深挖产业认知的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是找数据，人工智能企业的数据能力可能比框架、算法本身更重要，算法框架必须有好的数据去训练才能迅速优化，一个初创企业要找真正的产业数据特别不容易，这一点也是我们给投后企业很重要的赋能，我们帮企业去找真实的产业数据，让企业能够在真实数据里迅速优化自己的模型，能够真正深入到产业里去。
尚静：这个问题也是无解的，早期项目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今年也出现了很多GP、对赌、回购，我觉得是因为整个环境下行造成了拥挤的挤兑的事件。各个政府也看到了这种情况，也慢慢有些改观，比如说广东省政府现在对于国资出资包括天使基金这块也做了一些大比例的出资，包括上海刚刚发布成立未来产业基金，相关的存续期限，投资的一些标的，国家也看到相关问题。具体来讲，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刚刚讲的里程碑的付款和一些对赌，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早期项目做上市的对赌，本身从商业逻辑上也是不合理的，早期投它，希望在基金的存续期里上市。除非是很明星的企业才能做到这样的过程，现在整个增速和发展没有像之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我们也会做一些合理的milestone的要求。
另外是商业的可行性，我们通过共同努力来达到一个目标，最关键的风险还是项目投资前的相关风险。因为风险投资其实刚刚康桥资本的傅总也讲了，并购其实是存量，风险投资其实是看未来的，我们关键还是要基于对未来的判断，选择一些好的标的。风险不是风险解决，而是未来怎么来把握，不要出现大概率的行业赛道的风险，这是最关键的事情。
苏震：我就补充一点，早期投资本身就是一个最高风险的行为，我们的方法是说在投项目之前尽量多的去评估风险，我不知道现在这些要求回购的事件是来自哪些投资机构，但对我们民营投资机构来说，早期投资比较少签对赌，因为本身就是非常高风险的，创始人也承担了极大风险，我们还是愿意一起承担这个风险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项目发展过程中能不能通过发展的方法来降低风险，而不是单纯来控制风险，当你达不到目标的时候你要把你股份买走，我们可能还是更愿意帮企业发展，降低他的发展风险。
郭允骁：最后一个问题，不管是在中国当下的技术或者科研的创新生态里，还是在一级市场、资本市场里学院派基金目前都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对于学院派基金未来在创新生态和资本市场里的未来的路径或者是更远景的发展路线大家是怎么设想的，我们这派基金未来会形成什么样的状态？
苏震：按照国家现在大的发展周期来看，因为进入了要以科技作为引领的发展阶段，所以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学院派的基金如果能有效地把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我觉得未来应该是整个经济里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趋势是能看到的。
尚静：我们觉得现在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科技创新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未来竞争也是科技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的源头所在。学院派基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做零到一的，科学发现，对于我们学院派基金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更好地做些转化，把成果从一到十转化，做好这件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未来都是很有机遇和很有战略意义的事。
现在虽然出现了一些困难，比如募资、退出的事情，但其实国家也是看到并在鼓励做投早投小投专投硬科技相关的耐心资本的布局。一句话：道阻且长，但是未来是很可期的。
张煜：既然叫学院派肯定是依靠学院、高校，充分利用好高校的资源同时配合高校的发展方向，每个高校的长项都不一样，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重点学科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学院派应该紧跟自己的高校发展方向，可以获得最高的回报同时也能支持学科建设。刚才讲到要投早投小，我们也是一直这样认为，时代呼唤耐心资本，也更需要爱心资本，学院派天然跟创业项目有信任基础，我们不仅仅要对他们有耐心，还应该更多从最早的时候，甚至从科研阶段就开始帮助他们去做转化，帮助老师、学生能够认识到产业中的实际情况，工程化怎样去做，这些是资本擅长的，却是高校老师不擅长的，高校老师擅长的是科研，两者结合特别重要，我们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不仅仅是发现，而是要支持他们的发展并帮助他们落地。
自身还要有一定的边界，最近一两年高校资本像雨后春笋发展起来了，一半是需要，一半是热闹，看到自己学校里有好项目最后收益的不是自己的，就搞一支资本去投，这种方式未必有长远的打算，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要有自己的边界，去投自己擅长的方向，不能过分求大，这是学院派基金的特点所决定的，产业的事要交给产业，自己要做好自己擅长的事情。
林海卓：从我的角度来说有两点，一是比较有诉求的是今天的四位专家其实我们背后代表的是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优势，我们感觉大学之间特别是特别是风投的联盟或者基金层面的联盟，这种互动还是有点少。如果说每个投资人，比如说清华的投资人投资清华的项目，可能这块没有形成联动，这种联动一旦形成投资人的联动他的指数级效应会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们各个学科背景，因为大家代表的是每个学校有自己的经营哲学，每个校友有自己的特质，其实他们交融到一起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大家形成互通有无，将整个大学的生态联盟构建起来。
另外一点我也是觉得像中国的211、985的大学的孵化，其实应该在“一带一路”的层面做些文章，事实上是欧美在和中国渐行渐远，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藏着掖着的，这是事实。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困境会持续存在，国家层面的战略是希望通过四大领域东南亚十国、中亚五国、中东19国以及非洲53国构成我们全球的南方联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985大学、211大学其实应该扮演引领者的角色。
我们在对外输出的时候，中国顶尖科学家孵化出来的产品能不能在第一时间触达到48亿人口的“一带一路”成员国家，而不仅仅是在国内卷，我们经常看到大模型火了一堆校友出来搞，这个火了大家一块卷，可能这些投资机构投了这家，其他投资机构投了B，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大家抱团将中国优秀的产品输出到国外去，这块路径坦率说几乎为零，我没有看到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基本上各家单打独斗，华为很强比亚迪很强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其实好像对于整个生态来说大家还是觉得出海很难，既然一提到出海大家都是说未来怎么做，不知道。我觉得大学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很好的，因为天然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结合，我觉得两点都相当于能够扩展我们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