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自成督军大举围攻开封、高名衡率守军浴血抵抗最激烈之时，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被系于冤狱的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孙传庭获释，官复原职，奉召于宫中文华殿，答剿贼安民之策，受命率兵去解救被李自成重兵围困的开封。此时，距离他上一次重创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已逾三年，距离大明王朝的覆灭只剩下两年光阴。
好在周王朱恭枵不是福王那样的吝啬鬼，他宣布：有能出城砍下贼人一颗脑袋的，赏50两；能射杀一个贼人的，赏30两；射伤、砸伤一贼的，赏10两。在丰厚酬劳的诱惑下，开封城内一时全民皆兵，还有人冒死把这赏格传到闯营中，诱惑他们自相残杀。因此闯军的攻势虽然每天都很猛，把城墙射得和刺猬一样，却毫无进展。
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五日，河堤崩塌，洪水奔声如雷，涌入开封城中，高名衡、陈永福、朱恭枵乘舟而走。可怜城中毫无准备的百姓，淹死者无数，尽成了鱼鳖之食。历史上多次在兵劫和水劫中挺过来的开封城，这次再也没能坚持住，被埋在了厚厚的黄土底下。中原几乎被义军席卷。在江淮，张献忠也在扫荡。卢象升、曹文诏这些人都已经战死。
孙传庭同朝的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谏明思宗的话，为《明史》对孙传庭的评价提供了最客观真实的注脚：“传庭所部皆良将劲兵，此陛下之家业也，须留以待缓急用。”家天下的年代里，家业等同社稷之重。换言之，孙传庭麾下所有，即为明思宗手中仅剩的王牌。
明朝至此时节，国祚已延绵了270多年，有万邦来朝的辉煌鼎盛，亦有璀璨如星辰的能臣名将，思想多元，西学东渐，经济繁荣，民多殷实，其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万历时期的改革，缓和了帝国已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然而，好景不长，如是家业，传到明思宗手中，竟已骤然凋零得山穷水尽。究其缘由，便不免说到“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的观点。
九边重镇分布图
尽管此观点在明史界广为流传，但确切说，“亡于万历”只因矛盾集中爆发在此时。追根溯源，这个矛盾的爆发基于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北方抵抗游牧民族的军事防线，即九边重镇。九边重镇的设立，原是为了防御退居漠北的北元残余和盘踞东北的后金势力。然而，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横亘大半个疆域的防线，却不得已成了一柄双刃剑。九边重镇可使明朝免遭游牧铁骑的正面冲击，但其所需的给养，成了帝国无论在何种国力状态下，都必须负担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历朝历代都曾面对，解决方式也因时制宜，但终归受到国力强弱的制约。秦汉对匈奴、唐对突厥都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宋对辽金采用议和弭兵的方式，还有北魏经营六镇拖垮国家财政的先例。明朝早期统治者深晓此间利害，故在国力强盛之时，不遗余力地通过军事手段尽可能向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以建立军事缓冲带。时至明中后期，帝国的军事防御战略日渐趋于保守，尤其经“土木之变”后，军事和外交战略规划都呈现出裹足不前和缺乏灵活性的特点，仅满足于在内政方面恪守祖制，维持现状。与此同时，边境以外的游牧民族却再度活跃，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军事力量，并不断冲击九边防线。战争频率开始加快，军费开支也随之飙升。此时的九边防线因自身倍增的防御压力，转而成了明朝的巨大财政黑洞，之前掩藏在繁荣之下的隐患开始浮出水面。
事实上，明朝统治者以史为鉴，曾相继谋设“军屯、民运、开中和京运”，用以保证军事开支源源不断。然而，事与愿违。宣德之后，军屯日益败坏，良田大量被兼并掠夺，落入豪强之手，无法承担军事战略物资储备的需要。倚重商贾之资所设“开中之法”的收效，则止步在嘉靖三年（1524年）。户部历年拨解九边的太仓之银，也因南倭北虏，终使财政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及至天启年间，太仓年收入仅200万两，却必须向九边单独支出军费354万两，崇祯初年更飙升至500万两。太仓之银业已无力填补亏空，压力便不得不转向各省民运。所谓“民运”，指户部每年指派某省将一部分税粮运往边镇，如陕西一省就要同时供给固原、甘肃、延绥和宁夏四镇兵饷。民运压力之大，往往使税粮不及时或不足额。于是，“北方民间税粮惟以供边为累”之势愈演愈烈。
维持九边重镇的正常运转本已是步步维艰，至万历辽东战事爆发后，截至天启七年为止，延绥、宁夏、甘肃和固原四镇积欠饷银高达422万多两，几个月甚至一年无饷下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待到明思宗接手时，不少地方欠饷已达两年之久。巨大的军事开销，财政无力负担，民运压力又不断加剧，激增的辽饷雪上加霜，最终形成导致晚明历史变革的关键导火索——民变。
晚明民变始于关中，其首要原因是因为九边军饷开支过度，使腐败丛生，民怨沸腾。曾在陕西任职的内阁名臣杨一清对此颇有远见：“则陕西用兵，殆无虚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穷盗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杨一清的担忧及其所献之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的隐患。当天灾在关中降临之际，帝国因为财政赤字和腐败丛生，无法及时进行有效的赈济。关中之民尽管因饥饿而流离失所，却仍逃不过沉重不堪的辽饷征缴，边兵也因长年被拖欠粮饷，大量逃离军营，另谋生路。崇祯年间裁撤驿站，更使大量驿卒加入民变大军。于是，饥民、难民与逃卒偕行，三秦遂大乱。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陕西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集饥民在府谷开始暴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也相继响应，民变从陕西一度蔓延至山西境内。九边要害，半在关中。屯兵函谷以号令天下的战略地位，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关中民变。由此，帝国被迫陷入内忧外患、两线作战的局面。身为帝国统治者的明思宗，必须正视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的关键性抉择。关外的后金日渐强大，且与蒙古部落联手，时刻威胁着大明的北部防线。只有尽快解决辽东的边患困境，缓解财政压力，才有可能使帝国的运转恢复良性循环。无奈民变骤起，财政已不堪命，明思宗摇摆在抚剿之间，始终下不了决心。他在决策上的犹豫反复，直接影响了官军对关中民变的处置。
到这时，明思宗也实在无人可用，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孙传庭身上了。尽管满腔委屈，忠心耿耿的孙传庭在接任陕督后，还是尽自己所能去做出些变革。孙传庭到关中后，尊明思宗令诱杀了在马家庄之战中拥兵自重，临阵先逃，坐视陕督傅宗龙被“闯贼”擒杀的总兵官贺人龙，以其部将高杰继统其众，并积极继续作战物资，整饬军队。
朱由检
彼时，与农军交战多年、素称骁勇的秦军刚遭受马家庄、襄城两次大败，受到沉重打击，兵员大多是新招募的，缺乏实战历练，战斗力属实有限。明思宗对开封之围心急如焚，他不顾孙传庭面临的具体困难，多次催促他即刻率军东出潼关赴援汴京，孙传庭以“兵新募，不堪用”为由请求暂缓出军，待练成后即出关东援，明思宗不许，一再催逼。
孙传庭无奈，只得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上旬，咬牙带着一群新兵东出潼关，向河南进发。刚进河南境内没多远，便遇到一群溃兵，这才知道开封城已被黄河水淹没，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等已经保护周王朱恭枵乘船逃离，再去增援已经毫无意义，孙传庭遂率部转奔南阳以休养士马。
李自成水淹开封后，见城池已成一片汪洋，心知再入城已不可能，便率大军缓缓撤走。李自成从开封外围撤军后，得知老对头孙传庭率秦军东出，便统兵西进，欲寻传庭决战。孙传庭得知闯军袭来，也率军前去迎击。
两军在郏县迎头相撞，旋即展开激战。孙传庭部下、总兵牛成虎与农军稍事接触后即佯装不支败退，李自成仗恃人多势众，或许觉得己方占据碾压性优势，敌方一切伎俩在自己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螳臂当车，遂督军一路穷追猛打，逐渐被牛军诱入孙传庭早已布设好的三重埋伏中，牛成虎忽然率部调转马头回战，高杰（农军降将，传是李自成妻弟）、董学礼、郑嘉栋、左勷（左光先子）、白广恩等总兵官也各自率部从四面掩杀过来，明军或左右包抄，或分割剿洗，农民军惊慌失措，大败亏输，被杀得尸横遍野，辎重器械损失无数。
混战中，李自成见势不妙，忙命亲兵折断帅旗，率众溃围东逃，明军紧追不舍，路上李自成马失前蹄，坠落于地，险些被明军生俘。多亏亲兵奋死格挡追兵，李自成这才换马逃走。明军追杀三十余里，在郏县东边之冢头追及农军后队，斩首千余级。
李鸿基
李自成是沙场老将，自起事后经历过无数恶仗，早年吃这样的败仗犹如家常便饭，特别是潼关南塬之战被明军打得全军覆没，仅余十余残骑随他窜入商洛山中，后来不也一样咸鱼翻身、趁势崛起了吗？类似郏县之败对他来说已不是一两次了——所谓善败者不大败——性格坚毅、折而不挠的李闯王在逃跑途中命军士故意将一些珠宝、银子、衣物丢弃在道旁，还将军械器仗扔得满地都是，甚至还扔下些羸弱马匹和掳来的随营妇女。
这招果然好使。陕军虽初战获胜，但军中大都是新招募的新兵，缺乏实战经验，且匆匆出省作战，装备、补给不全，一见道上满是钱财衣物、马骡妇人，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纷纷争抢、捡拾财物，顿时秩序大乱，战斗队形也被搅散。而闯军方面获得了喘息之机，加上罗汝才率部及时赶到，力量有所恢复。
李自成抓住这个机会，重整了队列，向明军发起了反冲锋。正巧罗汝才也赶到并悄悄迂回明军后方，两下合击，只顾着满地捞钱的明军猝不及防，胜利天平瞬间倒向义军。左勷和总兵萧慎鼎先溃，各军继之。义军反败为胜，歼灭秦军数千人。孙传庭逃回潼关，立斩萧慎鼎。到这个时候，溃败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
柿园之役形势图
时天大雨，孙部粮车不继，士兵多采路边青柿充饥。因此此战被当地人称为“柿园之役”。
柿园之役让实力本就不强的秦军元气大伤，孙传庭无法，只能到处拉壮丁弥补损失，又大量制造各种大型兵器，花费甚巨，关中贫民早已无法忍受。而后方那些袖手旁观的士大夫趁机上奏朝廷，竟将孙传庭的行为形容为“秦督玩寇”。
汝州战役，是李自成农民军打垮明朝主力军的一次决定性的大会战。这次决战的胜利，作为明王朝的重要支柱和逞凶一时的孙传庭，全军倾覆，他本人落荒而逃。有评论家说：“孙传庭溃于汝州，而明遂不支。”还说：如果孙传庭这次不败，“明之亡，未必如其速也”。这些评论，足以表明汝州歼灭战在当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就在战败的军报传往京师期间，仅存几千人马的孙传庭退守潼关（一说，明思宗得到战败的军报后，又调拨3万军马给孙传庭，整合当时的时局，此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而他麾下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官军已无心据关而战。以凶悍著称的副总兵高杰甚至劝孙传庭弃守潼关而走西安：“三军家在西安，战败思归，而强之守关，危道也。不如弃关专守西安，凭城以战。”孙传庭大怒，叱责道：“若贼已进关，则西安糜沸，秦人尚为我用乎？”言外之意，如果孙传庭弃守潼关走西安，也不会有好下场。孙传庭之所以被迫出关，有秦人不容其滞留关中的因素。因此，他败走西安，注定也得不到秦人的协助。何况大开潼关，纵敌深入，一旦战败，他将陷三秦之民于水火，威胁大明社稷存亡，更会令自己一世清名荡尽。因此，孙传庭很清楚，自己唯有一战殉死，尽忠竭力，方能对天下有一个交代。
宁死亦不肯再对狱卒的孙传庭是骄傲的，对无法挽回的局势仍有着大丈夫的担当，纵使败走潼关并非他一人之过。频频催促他出关决战的帝国决策人明思宗，以及为了一己私利构陷他的朝野利益集团，无不负有“轻进寡谋”之责。然而，这个罪名最终只落在孙传庭一人身上，并伴随他战死疆场。
孙传庭
这一战，文韬武略均出类拔萃的能吏孙传庭先胜后败，且败得有些可惜，世人皆为其抱不平，甚至为之扼腕叹息。清朝侍奉过雍正、乾隆、嘉庆三代帝王的大学士纪晓岚就在其著述《阅微草堂笔记》 里替孙传庭鸣不平：“柿园之役，败于中旨之促战，罪不在公”。
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大儒纪晓岚还假托鬼神之言借孙传庭之口吻撰了一首诗：“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新滋新草木，游魂夜览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如何？”诗后署名：柿园败将。
孙传庭文武双全，能征善战，可惜生不逢时，又遇到崇祯帝这样一个刚愎自用、喜欢越级“瞎指挥”的君主。在乱如鼎沸的明末大局中，足智多谋的孙注定是一位悲剧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