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263年）冬，成都武担山南麓的宫门缓缓开启，蜀汉尚书令樊建捧着玉玺走向邓艾军营。这个曾追随诸葛亮北伐的荆州士人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将在未来二十年里，见证三国归晋的历史巨变。

建兴十二年（234年），五丈原秋风萧瑟。丞相诸葛亮的病榻前，时任典军书记的樊建含泪记录着最后的军政要务。诸葛亮病逝后，他继续辅佐蒋琬、董允，亲历了蜀汉从“事无巨细皆决于亮”到黄皓专权的转折。延熙十四年（251年），樊建作为使节赴吴，面对孙权“比宗预何如”的询问，东吴太傅诸葛恪给出了“才不及而德过之”的评价，恰如其分地勾勒出这位文臣的特质。

景耀元年（258年），樊建接替董厥出任尚书令。此时的成都朝堂，黄皓权倾朝野。面对同僚陈祗的曲意逢迎、诸葛瞻的束手无策，樊建选择“独守清峻，不与皓交”。这种看似消极的坚守，却在亡国后成为晋室看重他的关键——当刘禅君臣被押往洛阳时，唯有樊建的文书档案完整无缺。

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在崇华殿召见樊建。谈及诸葛亮治蜀之策，樊建以“闻恶必改，不矜过失”作答，暗指邓艾冤案。当司马炎感叹“得孔明辅佐岂有今日之劳”时，樊建抓住时机叩首进言：“今邓艾之冤，犹汉文之困冯唐。”这番巧妙的劝谏，终使邓艾家族在蒙冤十五年后得以昭雪。

纵观樊建一生，从诸葛亮幕僚到亡国尚书令，再至西晋给事中，始终保持着士大夫的操守。他未曾像谯周般力主降魏，也不似郤正专注修史，而是在晋武帝身边以顾问身份延续政治生命。当同时期的东吴旧臣陆机兄弟卷入八王之乱时，樊建却能在洛阳善终，其“雅性过之”的处世哲学，或许正是乱世文人最后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