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尽管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各类求新变革行动，但最终还是难逃落寞结局。究其缘由，一是封建制度已和中国国情严重脱节，二是腐败不堪的体制早已失去支撑能力，无法让改革举措取得理想成效。
想知道清廷的腐败究竟体现在何处，看看被赞誉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的薪酬情况，就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了。这小小的薪酬细节，或许正藏着清廷腐败的秘密。
【千古完人曾国藩】
曾国藩并非出身士族门第，其家庭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耕读人家。虽说他的祖辈和父辈积攒了点钱财，手头还算宽裕，但远远称不上是有权有势、家财万贯的豪门大族。
童年的曾国藩，在做过私塾先生的父亲悉心教导下，早早显露出独特天赋。他对古人经典烂熟于胸，可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总能就书中内容形成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
曾国藩早期科举还算顺遂，15岁成童生，22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然而，当他打算接着考会试时，却遭遇挫折，连续两年在会试中落第，未能在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换作他人，或许就此一蹶不振，可曾国藩却化打击为动力，坚持复习。27岁那年，他成功考中进士。在清朝，中进士便能为官，然而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此，他志存高远，还想更上一层楼。
曾国藩坚持不懈终有回报，在殿试中发挥出色，斩获第二名佳绩。道光皇帝对他颇为赏识，钦点他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官职类似在翰林院临时抄写奏章的过渡性岗位，能让他在翰林院积累经验。
自29岁起，曾国藩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和优异的测考成绩，仕途一路顺遂。原本只是普通的抄写文职官员，短短十年间实现了惊人跨越，连升七级，最终担任了二品工部侍郎一职。
倘若曾国藩持续这般状态，极有可能在文官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然而，人生充满变数，就如同清廷那变幻莫测的政局，总是令人猝不及防，意外连连。
咸丰元年，广西桂平金田村掀起了金田起义的浪潮。彼时刚登上皇位的咸丰皇帝，瞬间乱了阵脚。他火急火燎地把群臣召集起来，一同商议该如何应对这场突发的起义事件。
向来直爽的曾国藩没考虑咸丰的感受，在给皇帝呈上用人推荐名单时，还直接指出咸丰的过失。这可把咸丰给惹恼了，当场就将他的奏折狠狠摔在地上。
起初，众人都觉得曾国藩这次铁定惹得皇帝不悦，很快就要大祸临头。然而，咸丰皇帝在看过曾国藩的奏折几天后，又反复研读了几次，觉得他所言极有道理。结果出人意料，曾国藩不但没事，还因此官升一级。
谁能料到世事难料，曾国藩到任才没几天，他的老母亲就突然离世。依照当时制度，官员要在家守孝三年。于是，曾国藩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全心全意地为母亲守孝。
彼时，金田起义后的太平军势如破竹，短短时间便横扫大半个国家。清廷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节节败退，处于明显劣势。为了遏制太平军的攻势，清廷号召民间自发组织“团练”来阻挡其前进的步伐。
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曾国藩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撑腰下，与好友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着手组建团练军。这支团练军，便是日后大家熟知的湘军。
曾国藩身为文人领军，却毫无浮躁之气。他秉持稳扎稳打的策略，一步一个脚印，将太平军、捻军逐个击败。凭借卓越的军事成就，他成功跻身清廷一品大员之列，成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
【贫穷的大员】
曾国藩打小就研读儒家经典，“做圣人”的抱负始终在暗暗影响着他。因此，他从心底里反感“重利”“好贪”的行径。哪怕手握能“贪”的便利条件，他也不像其他官员那样伸手捞好处。
曾国藩进京为官时，在给家中四个弟弟的家书中表明态度。他向来把凭借当官来谋取财富的行径视为耻辱，还立下誓言，坚决不会利用官职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
那时，曾国藩在北京做着官，听着挺风光，日子却过得紧巴巴。他担任七品京官，一年俸禄就45两，就算有“恩俸”这笔特殊补贴，一年下来总共也才135两，经济状况着实不宽裕。
以当下物价标准来算，当时一两银子约等于如今260元。如此一来，他一年工资也就3.5万上下，平均每月还不到3000元，收入着实不算高。
在当下，这样的工资水平或许连普通工薪族都比不过。尽管他无需承担房贷和车贷压力，可官服购置、办公用品等花销也不少，致使他手头总是很紧张，生活常常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曾国藩究竟靠啥维持生计呢？一方面依赖家中兄弟和族人给予资助，另一方面，“借”成了他过日子的另一种方式，以填补生活所需。
1838年，曾国藩进京为官。到1842年末，他竟负债400多两银子，部分还是让弟弟从邻居处借来的。不过他很会“拆东墙补西墙”，借钱能按时还，还完后又能再借，资金周转的本事着实不一般。
1847年，曾国藩晋升为二品礼部侍郎，薪资待遇随之水涨船高。他每年俸禄可达620两白银，因常需出差，还有一笔800两的补助，收入颇为可观。
虽说看似收入增多了，可支出同样水涨船高。此时他当官并非单打独斗，确切来讲，已组建起一个负责办公与生活事务的私人团队，而这无疑会带来一笔颇为可观的花销。
直至此时，曾国藩依旧是个顶着红珊瑚顶戴的二品官员，可这二品大员却穷得很，堪称“穷官”一枚。
曾国藩所欠的这笔外债，直至他向咸丰皇帝献上计策后，情况才有所转变。咸丰皇帝采纳建议，委派他前往四川出任主考官，肩负起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
那时国家拨了2000两作为路费，曾国藩没大手大脚花。他节衣缩食，仅用了一半。随后，他把余下的1000两寄回家里，不但还清了家里的欠款，还特意叮嘱弟弟向各位恩人致谢。
曾国藩组建湘军后，权力进一步扩大，经手的钱财越来越多。然而，他的个人积蓄并未随之增长。不仅如此，他还时常自掏腰包赈济各地灾民，如此一来，即便过手的资金数额庞大，最终能留在自己手里的钱依旧寥寥无几。
直至61岁离世前，曾国藩特意叮嘱弟弟们，自己葬礼切勿大办、别收礼。然而，他没料到，两个弟弟觉得一品大员葬礼得有排场。他一辈子靠赏赐和薪酬攒下的几千两白银，远不够支付葬礼费用。
既然当官没什么经济上的好处，那为何还有大量的人挤破头去争官位呢？难不成他们真的是一心为国家奉献，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人选择当官，背后隐藏着不可明说的“潜规则”考量，他们追求的是那些不能拿到台面上多讲的利益。当官在某些人眼中，成了获取这类特殊好处的途径。
【“陋规”和滋生腐败的“养廉”】
曾有人为普通京官做过费用估算，就算他们年年省吃俭用，一年也得花三百多两银子。如此一算，一名普通七品京官的俸禄，连这基本花销的一半都不够，真让人好奇他们究竟是如何维持生活的。
原来，明清时期的官员除俸禄外，还有不少其他收入。比如下级和一些“关系户”会送“冰敬”“炭敬”“别敬”等。这些费用少则几两，多则几十两，看似不多，却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要想获得那些所谓的“孝敬”，就得替人办事。而这些被人送给官员的“孝敬”，在当时被称作“陋规”，它反映出官场一种不良的、不成文的规矩现象。
曾国藩在北京任职时，坚守原则，不利用陋规为他人办私事。然而，其他官员却依赖这笔钱向上司“孝敬”，在他们看来，若不如此打点，晋升之路便会受阻，难以实现仕途高升。
当初八旗兵攻入山海关之际，虽说其战斗力未必能称天下第一，但其实力绝对不容轻视。然而到了清末，八旗兵宛如一群赖在“铁杆庄稼”旁的病夫，几乎毫无战斗力。难道是他们自身退化了？并非如此。
清朝军营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月饷银按29天或者30天发放，也就是每月比实际天数少算一天，这叫“扣建”。每名士兵每月会被扣掉一天饷银，一支队伍累积起来，扣下的费用就相当可观。
此外，军队里卖兵缺、吃空饷等官员的“生财之道”还没算在内。总体而言，朝廷按足额标准发放下来的饷银，基本没办法足额到士兵手里，中间层层克扣现象严重。
正因如此，清军长期面临兵员不足、粮饷匮乏、训练缺失的困境，战斗力持续下滑。最终，他们不仅败于起义军之手，更让八国联军不到五万人的部队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北京城。
此外，自雍正登上皇位起，清政府便着手推行一项全新制度——养廉银。这一举措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是一次重要变革，旨在规范官员行为，从制度层面进行了相应调整与完善。
从名称来看，这笔银子是朝廷为实现高薪养廉而设。起初，这办法看似很有效，连雍正都未料到，几十年后它竟沦为官员的“吸金利器”，他们借此从朝廷和百姓那里大肆搜刮钱财。
最初，雍正鉴于各地区收税时熔炼银子会产生火耗，从而制定了这套方案。他期望各地自行征收火耗银，用这笔钱支付地方官员办公、行政等开支，同时将其作为让官员能安心养家的“养廉银”。
雍正初衷是好的，起初举措成效显著，国库很快充实起来，地方官员也从中获利。然而后期，官员们开始觊觎那些银子，动了歪念头，最终火耗银的负担反倒落到老百姓头上，官员倒是“吃得脑满肠肥”。
最初用于培养官员廉洁之风的银子，最终竟成了滋养腐败分子的温床。这些腐败分子如贪婪的蛀虫，将国家根基当作口中美食，持续啃噬，让国家基础不断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