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中，我用整篇三四千字较为细致的将“范阳卢氏”给介绍了一下。当然，还是有很多遗漏之处，但基本上能够让观者看明白“卢氏”一族之所以成为“北州冠族”的缘由。还是有些朋友对我的文章提出了些许不同意见，尤其是“范阳卢氏”应不应被称作天下第一“名门望族”这一观点上。有人说应该是“李家”，也有人说应该是“崔氏”。其实在这个话题上，自然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或许也就是各自的角度不同吧。
说过了“范阳卢氏”，自然要继续说其他的名门望族了。而既然咱们是从《唐诡》说起，那就还从这部热播剧中的一些细节来聊起吧。上篇开头，提到了在《唐诡》第一部的“甘棠驿”一章节中，出现了一个“清河崔氏”的八品“县丞”，其中那句：“四氏纵是布衣，仍笑傲公卿！”显得霸气十足。那咱们就从这“清河崔氏”和“四姓”继续延展。但在此之前，还是聊一个在上篇文章中忽略了的小问题，那就是咱们都说“名门望族”，那这些“名门望族”的产生，又对中国历史有何影响呢？
实际上，最初的“名门望族”，更应该被称作“氏族门阀”。而它的形成则要从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聊起。在秦末汉初的时候，天下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大家族。因为西汉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尤其是在前半段，其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晋升通道，依旧是以从先秦继承而来的“世卿世禄制”与”军功授爵制“为主。这也是西汉一朝名将辈出，且整个王朝都强调武功的原因。然而，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日渐稳固，尤其是自“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文”、“景”、“武”三代帝王结合之前的经验与教训，为了适应更加现实的统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套选拔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除了个别有功之臣的爵位世袭罔替之外，还有包括“军功爵制”、“任子”、“赀选”、“上书拜官制”、“察举制”、“征辟制”等各自有针对性的人才选拔方式。
而其中“任子”，就在后世被很多人看做是“门第”的最原始状态。所谓“任子制”，实际上就是规定，但凡俸禄达到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在任履职满三年，就可以保举推荐自己或者同族内的一名后辈为“郎官”等低级别，但却能够经常有机会接触到皇室或者王公大臣的职位。这种人才的选拔方式，在设定之初，确实对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因为出身问题，这些被举荐的人才起码能够保证对于王朝的忠诚，同时，“俸禄达到两千石”就是保障了这些人的家庭条件足以支撑他们有接受相当程度教育的能力。这在文化普及率极低的环境下，对于王朝的管理还是有相当的益处的。诸如西汉时的名臣苏武、经学家刘向、权臣霍光等人，都是“任子”制度的受益者。
但是，“任子制”的兴盛，其负面结果更是巨大的。也正是由于这种从家族内选拔人才“入仕”的选拔制度，使得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一些凌驾于社会司法制度之上的豪门集团，比如我们俗称的“氏族门阀”和外戚集团等等。在门第之风最为严重的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代，他们的氏族荣耀几乎都是以祖上官位的高低而确定的，像那些真正的“名门望族”，他们的追溯甚至可以早到西汉。就如“范阳卢氏”，实际上他们的最兴盛期是在南北朝和唐代，但要论其起源，却依然要从东汉末年的卢植算起。“任子制”的实施和延续，也是两汉400年终几乎没有中断的党派之争、外戚专权、宦官乱政等严重影响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任子制”也被称作“门阀制”的根源与土壤。
除此之外，汉代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对“门阀”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察举制”。“察举制”，顾名思义，就是有专门的，或者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在经过审察之后，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体制。这在已经逐渐远离战火的年代中，确实比简单粗暴的“军功制”要更加的合理和长远。而且，这种选拔制度，也确实让一些没有“门第”背景的人才进入了王朝的政治管理集团。其中汉初名相晁错，大儒董仲舒都是其中的典范。而也正是因为董仲舒的提议，在汉武帝时期，正式确定了“察举制”的规范：即令郡国每年举荐孝、廉各一人。
熟悉《三国演义》的朋友，对“举孝廉”这个名词一定不陌生，当初曹操入仕，就是“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而且，当时还有对于“孝廉”非常明确的解释，那就是“孝”为孝子，“廉”为廉吏，“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从何这种定义上也能看得出，当时“察举制”推举的对象主要是两类：第一是有品德，有才能却没有进入国家官僚系统的人才；第二是廉洁奉公、有政绩和名望的基层官吏。为了让这个制度能够更好地选拔人才，汉代朝廷设置了许多科目，除了“孝廉”之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等，实际上都是各种专业对口的审察方式。而其中“孝廉”和“茂才”是每年定期举行的常科。
这个“茂才”，其实最早就叫“秀才”，字面直译，就是优秀的人才，而且在汉代就有特指无法通过门第进入官僚体系，或者未被选举为“孝廉”的有才华的人。后来因为避讳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才将“秀才”改为“茂才”。后至三国曹魏时期恢复“秀才”称呼。汉武帝曾下诏求贤：“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可见当时汉朝对于“察举制”选拔人才的重视程度！
“察举制”在推行的前期，确实给汉王朝选拔出来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人才参政议政，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官员的构成来源，提升了官员的基础素质，并且也起到了一定打破了阶层限制，为“平民”增加上升通道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其最初的提倡者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所以被“察举”的对象，基本是以善于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这样，也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儒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稳固。
这一时期，很多人以儒学经术起家，成为官僚；而他们在成为官僚后，有的家族重视教育和风评，礼义传家，积极进取，所以后辈人才辈出，再加上先辈功业萌阴，因而功业显著，始终处于官居高位或者成为社会名流。这种家族往往由较好的家风传承，且人才辈出。无论是“举孝廉”还是“荐秀才”，他们的评判标准，其实就是具体的举荐人，依旧是以一些早已成名的“大家”为主，而这些“大家”、“大人物”绝大多数的出身，也都是“豪门大族”中的代表人物。所以，这就很难保证人才选拔的公正性。而“察举制”的盛行，也促成了“门阀制度”的兴盛，尤其是士族阶层以及世家大族，几乎完全垄断了国家的教育资源和政治上升渠道，到后来几乎垄断从政治中枢的组成，以致于“寒门再难出贵子”。
西汉中后期，在以外戚、大氏族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势力及中，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势力。这些家族之间为了维持并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承与提升血统的尊贵，就通过提拔本族后辈，大氏族之间互相联姻，吸纳优秀人才成为家族门生子甥婿等方式，不断的提升本氏族的社会地位。直到在东汉末年，被汉王朝使用了三百多年的“察举制”也彻底沦为大家族稳固和扩张家族势力的工具。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影响中国历史一千多年的“氏族门阀”集团开始逐渐的登上历史舞台。
当然，作为王朝统治者的皇帝，自然不会任由自己国家的政府机器完全沦为那些大的“氏族门阀”自留地，于是也采取了一些“补充方式”来完善人才选拔渠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征辟制”。“征辟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所征之人并没有明确的选拔标准，而是只在乎候选之人的才干如何。只要备选之人有才华或者有一技之长，往往可以被破格录用。而且，“征辟”并非不计入朝廷常规的选拔科目，所以他的选拔时间并不固定，也没有明确规定的选拔标准，通常都是皇帝随时下诏，或是高级行政长官根据自身需要，随机的自行选用下属。
这种制度，却是从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破格提拔有才华的人晋升，使得更多为国家游泳的人才进入政治中心，选贤任能、治国经世。但是，但凡由人的主观意识为评判标准的东西，往往最后都将沦为利益的温床，“征辟制”也不例外。由于“征辟制”的上升渠道更为简单直接，也方便了大氏族和官僚阶层利用辟除以公徇私，更方便为“自己人”走后门开绿灯！而被“征辟”者则必然感念知遇之恩，因此直接成为该官员的“门生”，这不仅助长了官僚的个人势力，也让官僚氏族的家族势力更一步扩大和稳固。
而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愈加明显，这也是造成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而少有人拱卫中央的缘由。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中所提到的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他们的势力，甚至已经凌驾于天子之上，这实际上也就是“门阀家族”势力达到顶峰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当时，选官的途径逐渐被豪门士族所把持与利用。他们结成朋党，操控政治，造成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而诺达的汉王朝，也随着“门阀势力”达到了顶峰而，日渐衰弱，最终在各方权力的倾轧中结束了四百余年的统治。
直到曹魏时期，曹丕所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在一定阶段起到了相当成效的人才选拔成果，实际上也还是“察举制”的变相延续，这也让“门阀氏族”的政治权利进一步稳固，而司马家的西晋所推行的“占田制”，则更是让其取得土地拥有权和经济特权，这也让“氏族门阀”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和壮大，以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真正意义上的“门阀制度”，而这种制度在东晋及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所谓的“四姓高门”和“五姓七望”，也都真正的在这一阶段达到了各自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