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称王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堪称一种“平民主义”的政治宣言。

对此，当时几乎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说明它是一种普泛的政治共识。当时的许多六国贵族和士人都打着陈胜的旗号，接受他的指令，说明人们尊重陈胜的“首事之功”，而并不在乎他的出身。

三代称王者皆为贵族，春秋战国称王也无不如此。战国虽有平民因政绩或军功而出将入相，封侯晋爵，但最高也只是称侯而已，并无称王之事。

至秦，始皇帝决然使“子弟为匹夫”，这就使得平民而王者，更无可能。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陈胜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便“其口号所云为战国末期习俗”，但如果不是把“王侯将相”看成一种泛指，那麽“王”作为一种有具体含义的政治符号，在这里就自然具有了一种值得分析的思想内涵。

“王侯将相”的实质也只是一个“王”的问题。无论体制还是观念，“王”、“侯”二者均有性质之别。

“王”作为一个核心的政治思想史概念与“侯将相”显然不是一回事。它具有某种政治价值的特殊指向。

陈胜虽然“王侯将相”联称，但其真实意图却明显指向着一种最高的政治目标。所以这里需要考虑的是：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否包括“帝”在内？抑或还是泛称？陈胜称王，是否称帝的第一步？陈胜本人有无称帝的模糊想法？

虽然我们可以从陈胜“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来判断这些做法“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并进而推断他“其志岂小小者哉”。但限于文献，这些问题现在似乎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因为无论称王还是称帝，“其志”都不能说是“小小者”。不过，从张耳、陈余劝说陈胜的话来看，二人却是把王与帝区分得相当清楚。

据二人的意思，陈胜如果过早称王，那就非常不利于称帝。这实际上已经告诉陈胜由王而帝的步骤和策略。

其中所蕴涵的政治观念有两点：（一）陈胜完全有资格做皇帝；（二）如果策略正确，陈胜也必然能够做成皇帝。

陈胜刚刚起事，就得到士人的这番政治“启蒙”，这使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两点：（一）“匹夫天子”已经成为帝制社会一种对现行政权极具颠覆性的普遍政治资源；（二）人们不但在观念上早已认同“匹夫天子”，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将其变成现实。

这就意味着，即便陈胜此前心里并没有很清晰的称帝意图，那么听了张陈二人的话，他也应该初步具备称帝的朦胧意识了。

遗憾的是，“涉不听，遂立为王”。加上随之而来的失败，陈胜自己不但失去了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匹夫天子”的机会，而且我们也根本不再有可能来深入分析陈胜思想中的皇帝观念。

历史为我们留下的唯一值得分析的可信证据是陈胜的謚号。据史书记载，陈胜的谥号是在他死后由自己队伍中的儒生给的。謚为“隐王”。

其特异之处在于，习惯上给谥号都是上对下，而这次则是下对上。这主要是因为陈胜政权过早失败，缺乏连续性的缘故。不过陈胜政权在秦制之后对谥号的重新启用已为汉朝开启先例。

这里我们需要细致分析的是，“隐王”之“隐”的政治思想含义。近人认为：“这反映了他们并没有把陈胜看成是合法正统的政权首脑。”

理由是，根据历史上最早謚“隐”的鲁国第13世国君鲁隐公之成例，鲁隐公之所以被謚为“隐”，是因为他本来不该有其位，只是为自己尊贵的弟弟摄代其政而已。

同时，孔甲等儒生应该是熟悉鲁隐公故事的，他们给陈胜此谥号，“明显地透露出他们觉得雇农出身的陈胜虽然号为张楚王，不过像鲁隐公一样，是卑者摄位，早就应该让位给尊贵的六国旧贵族了”。

这种解释明显不妥。就后战国时代的一般社会意识观察，人们对出身已经不再看得很重了。甚至根本不把出身当回事。

另外，就其实际含义来看，儒生们将陈胜謚为“隐”，并不是在否定他，而是在肯定他。所谓“隐”，只是说他不成功，而非说他不合法。

《謚法》所谓“不尸其位曰隐”，意思是没有善始善终的君主称为“隐”；再如'隐拂不成曰隐'一解，孔晁注为’不以隐括改其性'，颇为费解。

刘熙注为'若鲁隐公让志未究，而为谗所拂违，使不得成其美，故曰隐’。”其实，“不以隐括改其性”并不费解。关键是一“性”字。

它的意思是，不能因为“隐括”而改变事情的性质。联系下面的“刘熙注”，其意思就更清楚了。

由于受到谗言的蒙蔽、欺骗和陷害，鲁隐公没有能够最终实现让位的志愿，成就让国的美名。

这里说得很明白，鲁隐公实际上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不幸的圣人”。由此反观儒生们謚陈胜为“隐王”，应该说，实在是一个中肯而赞赏的评价。

更何况《謚法》中关于“隐”的还有其他意思。比如，（1）“隐拂不成曰隐”。对此，“《周公謚法释义》注：有才不得尽施”。

（2）“见美坚长曰隐”。对此，“《周公謚法释义》注：不言而美自着，坚且久也”。

（3）“隐，哀也”。这些意思并非都是不好的贬义。

前后通观，我们的结论是：（一）“隐”的几种含义基本为褒义，当然其中也包含有某些中性含义；

（二）既然陈胜被謚为“隐王”，那麽这里的几种意思也都有可能包括在内。

所以，根据《謚法》中的任何一个意思都不可能简单得出儒生是在否定陈胜的轻率结论。当然，除非对此作出孤立而又错误的解读。

除上述结论外，更为重要的是，第一，倘若孔甲等儒生看不起雇农出身的陈胜，不承认他称王的合法政权，那他们又何必怀抱《诗》、《书》礼器投奔陈胜呢？

这说明，孔甲等儒生不但认同陈胜称王的合法性，而且这种认同本身就源于孔子“革命”之教。

《史记-儒林列传》云：“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这里透露出两点：（一）投奔陈胜的儒生相当多，所谓“鲁诸儒”是也；（二）孔甲和陈涉“俱死”，给陈胜谥号的只能是另外一些不知其名的儒生。

对于大批儒生投奔陈胜之举，太史公的解释是：“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很明显，陈胜给儒生提供了一个反抗秦政的机会，所以他们完全是心甘情愿地对陈胜俯首称臣的，所谓“委质为臣”是也。

第二，倘若是因为陈胜“首事”，而六国贵族尚未称王，故儒生们迫不得已才投奔陈胜，那也说不通。

因为儒生们投奔陈胜完全是他们的自愿，没有人强迫他们。他们大可不必这么着急，完全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六国贵族称王，再投奔不迟。

以儒生们的饱读《诗》《书》而言，起码的历史眼光他们应该还是有的，他们肯定也能够看出当时的政局走向已非秦廷所能控制，秦亡只是迟早的事。

既然如此，儒生们何必不耐心等待一个“圣王”出世，或去投靠一个更有高贵血统、更有成功把握的“英主”呢？

可即便是六国贵族称王，以当时人之看法，“楚首事，当令于天下”。这就意味着，陈胜的存在对所有人的政治行为都构成一种合法性的约束。

而人们也必须承认陈胜的合法性，否则就会丧失其政治上的道义性。范增虽然指责“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结果“其势不长”，所以“陈胜败固当”。

这些话或许可以解释为“楚国民间还有浓重的血缘意识”，或“民间对封建旧主的政治归属感”。

但就当时形势言，“六国亡久矣，起兵诛暴秦不患无名，何必立楚后？”所以详绎文义，范增也只是说陈胜称王的策略不当，并非否认其合法性。

这同当时有人说“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是一个意思，都是强调称王应该有一个时机和策略的考虑，与政权合法性毫无关系。

第三，倘若儒生们投奔陈胜只是出于政治投机，而暂观其变，一旦六国贵族称王，他们就会立刻改换门庭。

可问题是，如果他们“弃暗投明”，另投新主，那他们也就没有资格来给陈胜谥号了。因为背叛自己政权的人来为自己以前政权的领袖加以谥号，这本身就非常滑稽，而根本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可言。

既然如此，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不是陈胜称王不合法，而是儒生们给陈胜的谥号不合法。

如果我们排除这些诸多可能，那我们就只能认为，儒生们对陈胜謚为“隐王”，其基调是在尊重其“首事之功”的前提下，遗憾其没有最后功成名就的不幸结局。

以“隐”之各种意思看，其含义也很清楚。比如，所谓“不尸其位”，是说他没有终成善果；所谓“隐拂不成”，是说他英雄壮志难酬，即“有才不得尽施”也；所谓“隐，哀也”，是哀其功业不成；所谓“见美坚长”，是说他称王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却大，故而能够常留后世，为人所怀念。

“不言而美自着，坚且久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评价也为汉人所证实：“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所以，謚陈胜为“隐王”，这里面既没有轻视其出身卑微的身份意识，也没有否认其政权合法性的势利念头。

因为先秦以来已成传统的政治观念，比如，“匹夫天子”、“百里可王”、“天下为公”等，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儒学教诲，想必孔甲等儒生不会对此感到陌生。

同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的客观现实，又造成了“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的历史必然。

有此观念垫底，又有此现实冲击，儒生们又怎么会鄙视陈胜之出身，并进而否定其政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