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已成立七十五年，即将迎来生日。网络舆论存在两种论调：一以前三十年之苦否定后四十五年，二以后四十五年之腐否定前三十年，两者各执一词。
前三十载历经艰辛，刻苦磨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一分耕耘都为后来的收获埋下了伏笔，岁月见证着不懈的努力与坚持。前三十年是否艰苦？确实艰苦。这苦源自何处，为何而苦，以及它的本质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通过对比方能进行鉴别，将解放前后的情境相较，便能清晰明了其中的差异。解放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饱受奴隶般苦难，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丧失人格尊严。不苦的仅是极少数走狗、既得利益者和帮凶，今赞颂那个时代者多为其后裔。了解近代史者皆知，自鸦片战争起，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帝国主义者欺凌中华原住民，视其不配广袤国土，自诩上帝选民。幸赖四亿国民、千年文化及自强精神，中国未蹈印第安人覆辙。中华大地烽火连天，反抗四起，因生存无望，苦难深重。人民英雄纪念碑铭记：“三年、三十年、自一八四零年起，为反抗敌人、争取自由，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颂扬世代反抗者，他们是永恒的英雄！最终，反抗力量获得了胜利，成功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大势力，从而建立起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蒋介石虽逃至小岛，却遗留下数百万土匪、特务及旧官僚、土豪劣绅，且有美帝等强大势力窥伺，政权岌岌可危。一旦被颠覆，敌对势力必将疯狂报复，中国将再陷苦难。新生人民政权需反击蒋介石反扑与帝国主义威胁，并迅速发展生产，解决四亿五千万人温饱。蒋介石逃离时搜刮民财，留给新政权的仅是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局面。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新生政权与民众生存是两大亟待解决的难题。唯有团结人民，共同奋斗，方能确保两者兼得。艰苦奋斗意味着必须承受苦难。但这苦，是中国人民为摆脱贫穷落后所必经，是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努力。与解放前不同，如今人民已拥有政治地位和人格尊严。
解放初期，敌我界限清晰。蒋介石等反动势力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及中共形成对立。阶级斗争激烈，故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有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抗美援朝等系列政治运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肯定上述运动必要性，但也指出左倾扩大化错误，如反右斗争错划知识分子，大跃进等伤害群众。这些错误留下痛苦记忆，但与旧社会屈辱之苦本质不同，未动摇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任。这些政治运动及其纠错虽巩固了新政权，促进了经济恢复，缓解了民生问题，但中央对新政权的危机感加剧，将党内建设分歧视为阶级斗争，路线左倾，终引发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其定性为动乱，并将纠正其错误的行为称为拨乱反正。谈及此，需回顾党内路线斗争。除陈独秀右倾外，其余皆左倾。路线斗争即政治斗争，为选建国之路，非为个人私利。如城乡路线之争，双方皆求革命胜，认己为正。共产国际影响，致本本主义盛行，党内形成宁左勿右风气。王明、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曾致中央苏区沦陷，五万红军牺牲。但遵义会议处理得当，未将党内路线斗争视为阶级斗争，未将二人当敌打击，仅限于军事路线范畴内解决。文化大革命将党内路线斗争视为阶级斗争，视持异议者为敌。问题在于毛泽东同志误判社会主义阶段基本矛盾为无产与资产阶级矛盾。原因有二：左倾错误纠正不彻底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毛泽东视赫鲁晓夫为苏联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虽公开称其为修正主义。面临蒋政权及美帝威胁，加苏联变质，加剧了他对中共变质的担忧，认为党内军内政府已有资产阶级渗透，故以《炮打司令部》为文革号角。要革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需发动群众，因群众路线是党的成功法宝。但群众运动易失序，被野心家利用，导致党损失众多优秀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也受冤。其严重性，三中全会已述，不再赘言。
前三十年，艰苦奋斗与极左路线之苦交织，青年等群体感受尤甚。但总体上，仍是艰苦奋斗之苦。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未减，为后四十五年改革开放成功奠定了基础。极左路线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但中国前三十年仍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上升。美国视中国为抗苏盟友，但中国未上当。中国冲破美苏封锁，因国力强大，成为第三世界反殖民、反霸权的旗帜。我们不能因前三十年之苦否定其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我认为，除极左路线之苦外，艰苦奋斗的成就为后四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基础一：中国已大体构建起全面覆盖的工业体系，并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具体细节在此不再展开详述。基础二：我们汲取了重要经验与教训。即，苏联模式不可延续，需摒弃完全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放弃阶级斗争为主，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经极左挫折后，反弹动力强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激情澎湃，青年渴求知识。我给友人的信中，尽诉为四个现代化奋斗之志，此乃真心实意，肺腑之言。
二、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里，经历了腐败盛行的时期，社会风气与道德标准受到了严重侵蚀，各种问题频发，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后四十五年中的腐败问题确实严重，其严重程度已达到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程度。党中央决策层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警觉。前三十年是否无腐败？刘青山、张子善案又作何解释？显然，腐败一直存在，只是程度各异。彼时政治运动频繁，腐败分子机会虽少，却让野心家有机可乘。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预见掌权后可能滋生腐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警示全党保持清醒，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树立“南京路上好八连”典型，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均旨在防腐，前后腐败性质无异。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重精神与物质文明建设，旨在防止权力腐败危及党的执政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思想界混乱，西方公知渗透至党政军。宣传上，公知主导舆论；经济上，糖衣炮弹频袭干部。重物质轻精神，贪腐治理松软，权钱交易公开化。改革开放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近乎狂热。如马克思所述，利润越高，资本越冒险。诸多犯罪，含贪污腐败，常为此不惜一切，尤其在精神文明缺失时，更肆无忌惮。后四十五年贪腐严重，主要因权力成腐败帮凶。权力何以助纣为虐？根源在于其性质。权力即支配人事的社会力量。掌权者可支配社会结构中的人事与物质。观察狼群、猴群等社会性物种，皆存权力。故权力乃社会化自然产物，无权社会难以想象且不存在。
权力初衷为服务群体，却是双刃剑，私用则损群体。故人类社会设法制约，分散权力求平衡，部分赋制度成法律。商鞅立木为信，即秦法赋权之例。权力体现于政治地位、个人威信及资本力量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背后藏资本架构，权力斗争伤害国内外民众，致世界冲突不断，故不能盲目照搬美国式民主。谈及民主，古希腊作为先例浮现脑海，然其尝试未果。民主决策之困在于共识难达，无共识则决策无基，民主精髓尽失，形式终沦为权力争斗的舞台。谈及民主，忆及“窑洞对”，毛泽东答黄炎培：新路即民主，人民监督政府防懈怠。此理无误，操作依群众路线。党内整风及建国后运动，皆重发动群众，然文革之“民主”却演化为动乱。权力沦为腐败的推手，体现为掌权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此即权力自身的腐败，致其服务管理失效，进而政治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生态均趋腐化。
我认为，党和政府最能深切感受到权力腐化的威胁。腐败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及人民的公敌。故执政的党和政府最迫切治理贪腐。但治理需权力，故需在制约中强化权力。归根结底，权力需人运用，无论集体或个人。建立有效机制防滥用是核心。实践表明，美式两党轮换、群众性政治运动式民主均不可行。如何可行？此乃时代之问。改革开放45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成就显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成就得益于党和政府持续反腐，十八大前后力度不同但从未停止，有效减少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是党政领导人民反腐的四十五年。胜利标志：一是经济跃居世界第二，消除绝对贫困；二是党政地位稳固，党仍是人民、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代表。因此，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成就不可因苦而否定，后四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也不应因腐而抹杀，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及经济基础。我打个比方：如同吃了三碗饭才饱，便想若非第三碗不吃，前两碗可省。但实际上，饱足是三碗累积的结果。以上是我对前半生三十载辛劳与后半生四十五载堕落的根本理解。三、艰苦奋斗的精神永不褪色，反腐败斗争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持续进行，不懈努力。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苦可吃，能安享其成。事实远非如此，仍需继续努力。艰苦奋斗精神永不过时！因发展乃硬道理，即不断解决矛盾、克服困难。前进路上艰难险阻无数，故需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永远具有时代意义。在发展过程中，旧矛盾解决，新矛盾涌现，需不断应对。如绝对贫困消除后，相对贫困凸显。现今，民族复兴路上有新障碍：贪腐、官僚、贫富悬殊。需坚持奋斗，愤怒无益，易被利用。对吗？四、要推翻新三座大山，关键在于明确目标、凝聚力量、采取有效策略，通过持续努力，逐步削弱并最终消除这些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障碍。本文聚焦如何推翻贪腐这座大山，并简述后两座。新三座大山较旧者更难推翻，因它们多存于意识中，难以捉摸，存在认知模糊。故先需从理论上理清思路。前三十年动乱因误认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阶级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后，中央认定基本矛盾为需求增长与生产力落后，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中央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至关重要。过去提及阶级斗争，指无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如今，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步，“无产阶级”指中共与人民，“资产阶级”指台独及背后帝国主义势力。当前这两阶级斗争仍存且激烈。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资产阶级渗透问题。若承认腐败严重，公知腐蚀干部并影响媒体，则新“资产阶级”威胁执政非臆测，乃事实。今不主阶级斗争，因前车之鉴深刻，且阶级界限模糊，避免误伤好人。如今法律日趋完善，我们已不靠运动式反腐。党中央决定依法反腐、制度防腐、民主监督。十八大后，反腐力度大增，查处众多贪腐分子，社会风气显著改善。然而，贪腐根深蒂固，期望迅速根除只是空想。因此，反腐斗争只有持续进行，没有终结之时。建立反腐长效机制乃解决中国问题之关键。需全民参与，共谋良策。每人一计，汇聚成海。重要的是，参与即反腐，群众齐行动，腐败无处遁形。当前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民主与法治。民主即民众有机会监督权力者，如全面公开权力运作。法治则指监督与惩罚均须依法进行，确保有理、有节、有序且有力。我采用了“权力拥有者”而非“官员”，因权力不仅限于官员，基层职工亦可能拥有。此外，资本亦为一种权力，财大气粗中的“粗”即指支配他人的权力。官僚主义是脱离实际、群众的领导作风，包括欺软怕硬、贪腐等行为，以命令、文牍、形式及事务主义等形式存在，源自剥削阶级思想及旧衙门作风，极其不可取。贪腐为官僚主义之一，虽非必然，却易滋生或助长。官僚主义历史悠久，危害革命事业。治理需教育加纪律，重民主监督，公开权力运行，及时批评，保护干部。简述贫富悬殊：理论和实践表明，部分人先富是必然。市场化下，敏感于市场、具商业天赋者易先富。政府应调税、增福利、促公平机会、打非致富，但不能剥夺合法致富者财富。
期望没收先富者财富分给未富者，如土地革命时打土豪分田地般，不可能实现。那时打的是非法欺压剥削的土豪劣绅，而今打击贪腐与不法致富，性质相同，但政策更精准。先富者情形各异：一者犯罪，如贿赂、欺诈等，财富被没收且受刑；二者违法未触刑，如钻法律空子，多罚款，必要时行政拘留；三者勤劳智慧致富，受国家鼓励与法律保护。国家倡导先富者带动他人共富，这样的人存在吗？确实存在，只是数量不多，且不能强求。对此，国家除鼓励之外，别无他法，只能继续鼓励。国家通过惩罚、教育和鼓励不同类别的先富者，旨在营造公平市场环境。国家仅提供公平市场机会，而致富的具体途径则需个人自行探索与把握。显然，权力腐败是导致社会不公及贫富差距加大的主因，这再次印证了反腐斗争只有持续进行，永无终结之时的观点。常说发展乃解困之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累积，贫富悬殊自会消解。为此，需持续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精神永不过时。我们必须持续承受艰苦奋斗之苦，绝不能容忍贪污腐化之风继续肆虐，必须坚决遏制其嚣张气焰！谨以此文，庆祝共和国七十五华诞！愿祖国繁荣昌盛，岁月悠长，光辉永驻，此致以最深的敬意与祝福。#百家说史迎新春#
